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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上皇帝书

类别:古典文学    作品名称:苏东坡传     作者:李一冰      字数:本文有6516个文字    阅读时间约17分钟

  

      熙宁四年(1071)正月,神宗欲用张琬直舍人院,枢密副使冯京举荐刘攽、曾巩、苏轼三人,同备采择,上不答。

 

      王安石主张改科举,兴学校。

 

      经学家的安石,以为国家设科取士,应以经世之学为主,诗赋无裨实用。他说今之取士,“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故欲更改贡举法,并且罢废明经等科。进士科免试诗赋,专考经义论策,以通经有文采者为合格。群经中废《春秋》与《仪礼》,又设新科曰“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等,以待不能应试进士的士子。

 

      神宗并不反对经学,但对此议不能无疑,乃诏下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官,御史、三司、三馆杂议。

 

      苏轼以为“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假使君相无知人之明,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变更贡举,徒滋纷乱而已,上《议学校贡举状》。

 

      关于立学,苏轼以为自昔庆历年间,朝廷固已诏令各州县立学,而至今惟有空名仅存,如今何必变更,徒费民力,“今之学校,特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苏轼认为取士的准则,最重要的只是德行与文章两项,“德行”不是试场考得出来的,“欲兴德行,在人君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如从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为伪而已。

 

      就文章来说,确是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但从政事来说,则诗赋、策论,两皆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科取士,不过如是,而且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欲废之”。再说,经传子史,即使真的读通,也无益于从政,何能寄望于粗识大义之人。他说:“今进士日夜治经传子史,贯穿驰鹜,可谓博矣。至于临政,曷尝用其一二。顾视旧学,已为虚器,而欲使此等分别注疏,粗识大义,而望其才能增长,亦已疏矣。”

 

      奏上,神宗悟曰:“吾于此议,本亦有疑,读了苏轼这番议论,意为释然了。”即日召见。

 

      帝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即使是朕个人的过失,都可坦白指陈。”

 

      苏轼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神宗听了,不禁为之悚然。

 

      苏轼所对,与他所上议状中言对照来看,更加明白:“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盖他认为变革是一定要有的,但不能急求有功,揠苗助长。

 

      苏轼的理论是,一切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变更,都须因应时势的需要而逐渐推行,社会的生活和风俗因时变化于先,法律制度跟着革新于后。假如以为法令代表政治权力,六七少年关门制作出来白纸黑字的公文,竟是一帖万应灵丹,足以一笔抹杀宋代百年的积弊,足以强迫改变社会的风俗,这是过分的迷信。人类均有惰性,未必能于旦夕之间信任新制之利,甚或发生疑惧,则就产生顽强的阻力,而至于完全的失败。

 

      神宗求治太急,所以才听言太广。范纯仁也劝谏过不要随便延见小臣,至安石陷于孤立,而事又急需人为时,就引用急功近利之徒,而进人太锐,使整个政治的人事结构,一两年间,面目全非。不但法令滋彰,朝局动荡,且使一向稳定的经济社会,为之骚扰和紊乱。

 

      苏轼慷慨陈辞,使神宗为之悚然动容,稍停,温谕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

 

      苏轼退朝后,兴奋不已,遂将这次召见经过,向朋友同事说了。事闻于安石,安石不悦。

 

      据说,神宗于召见苏轼后,有意欲用为修起居注,此职是接近皇帝身边的侍从近臣,怎能让反对派的苏轼去做?事为安石所格,因而有“权开封府推官”之命。

 

      关于贡举取士的方法,神宗再与安石商量时,安石对曰:

 

      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

      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

 

      安石此论,谓人才须从教育扎根,从经义策论甄拔器识之士,原是正论。但他忽略了通明经义,不能期望于急求功名的举子,而经义有无实用价值,更是可疑。历史教育,是直接的经验教育,具有实用价值;诗赋之作,看似无用,但从熟读经史而出。安石的主张,所悬目标太高,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此事亦然。

 

      神宗是非常讲究文辞,重视史学的,本意并不以安石的主张为然,朱弁曰:

 

      行中尝与坡言,裕陵晚年深患经术之弊,其时判国子监,因上殿亲得宣谕,令教学者看史。是月,遂以“张子房之智”为论题,上索第一人程文,览之不乐。

      坡曰:“予见章子厚(惇),言裕陵元丰末欲复以诗赋取士,及后作相,为蔡卞所持,卒不能明裕陵之志,可恨也。”(〔宋〕朱弁:《曲洧旧闻》。)

 

      由是可见,神宗当看了苏轼的《议学校贡举状》时,所说“意为释然”的话,并非空言,只因安石一再坚持己意,帝才曲从其请。

 

      于是,熙宁四年,诏罢诗赋,罢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同时分置学官,教育州县子弟,次第付诸实施。

 

      其次,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用自所训释的《三经新义》来取士,史言:

 

      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附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

 

      王氏的《三经新义》,本自有学术上的价值,但不该颁之学官,使科举变成一种统治思想的工具。宋代士风,揣摹已成习惯,考官既不敢不以《三经新义》的解释作衡文的唯一标准,则天下的举子,别的书都不必看,专诵王氏章句,博取功名,但又并不了解其义。正如从前考明经科的学究,死背注疏一样,根本谈不上开明器识,培养人才。举子既以《三经新义》为猎取功名的利器,就不再读史,对于古今人物及时世治乱之迹,漫无知识。元丰初年,举人试卷中竟然有“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这样荒谬的程文,闻者以为笑。(〔宋〕朱弁:《曲洧旧闻》。)而安石暮年,也自觉悟其失败,叹道:“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宋〕陈师道:《后山丛话》。)

 

      安石又有《字说》二十四卷之作,笑话更多。

 

      《字说》成书于元丰年间,但他构思历有多年,自言“平生精力,尽于此书”。安石解释字的形意,概照自己的意思,穿凿附会,强为解人。殊不知中国的字体,经历篆隶等等多少时代的变易,但凭东汉以后所存,以偏旁类次的字形,望形生义,从而取解,就不免笑话百出了。一说:

 

      王荆公在熙宁中,作《字说》行之天下。东坡在馆,一日因见而及之,曰:“丞相赜微窅穷制作,某不敢知。独恐每每牵附,学者承风,有不胜其凿者。姑以犇(奔)、麤(粗)二字言之,牛之体壮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积三为字,而其义皆反之,何也?”荆公无以答,迄不为变。(〔宋〕岳珂:《桯史》。)

 

      而好谐谑的刘攽则更当面戏弄王安石道:“三鹿为麤,鹿不如牛;三牛为犇,牛不如鹿。谓宜三牛为麤,三鹿为犇。若难于遽改,欲令各权发遣。”权发遣者,宋时公文用语,小官骤得高缺,资历浅不能正式任命者,皆号“权发遣”,故并谑之。(〔宋〕邵博:《闻见后录》。)

 

      据传,安石曾问苏轼“鸠何以从九”,轼开他玩笑道:“鸤鸠在桑,其子七兮,连娘带爷,恰是九个。”

 

      安石说:“波者,水之皮。”苏轼听了,笑道:“滑者,水之骨。”(〔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又一则说,荆公喜说字,客曰:“霸字何以从西?”安石说:“以西在方域主杀伐。”接着说了一大篇理由。其时另一人说:“霸从雨,不从西也。”安石又随口答道:“为时雨之化耳。”其无定论而好强辩也如此。

 

      所以,《东坡志林》有一则记安石想法太多,有好穿凿的毛病,曰:

 

      王介甫多思而喜凿,时出一新说,已而悟其非也,则又出一说以解之,是以其学多说。尝与刘贡父食,辍筋而问曰:“孔子不撤姜食,何也?”贡父曰:“《本草》,生姜多食损智。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姜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戏己也。贡父虽戏言,然王氏之学,实大类此。

      庚辰(哲宗元符三年,轼在海南)三月十一日,食姜粥甚美,叹曰:“无怪吾愚,吾食姜多矣。”因并贡父言记之,以为后世君子一笑。

 

      苏轼被任为开封府推官,据说是有人忌他以小官横议国是,欺他缺乏行政经验,故意坑他。这话不是没有因由,宋人矜重馆职,任馆职者,为国家所储养的英才,为未来公卿贤相的后备人选,惯例是“优予廪禄,不责以吏事”。苏轼本官“直史馆”,且是馆职中的高等,而现在却将繁杂无比的首都地方行政事务,套在他的头上,欲以困之,事实显然。

 

      虽然苏轼并不在乎这些,欣然就任,但是此一出处,决定苏轼终神宗之世,流转在地方官的命运里,不能出头。至于能力,他自有足够的聪明,办事迅捷,决断精明,在任声名很好。

 

      熙宁四年(1071)正月,宫中派出中使到开封府来传谕,要买浙江制作的元宵花灯四千余盏。主办单位调查了市价报上去后,续有诏令“减价收购”,于是开封府就将市上浙灯,全部“拘收”,禁止私买。

 

      苏轼忍不住不说话,上《谏买浙灯状》:

 

      ……臣始闻之,惊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窃为陛下惜此举动也。……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蓄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惟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此事至小,体则甚大……

 

      他希望朝廷收回前命。目前外面有很多谣言,士人间传说科场要改期,商人说京城将榷酒,吏忧减俸,兵忧减廪,朝廷并无其事而谣诼繁兴,可见“陛下勤恤之德,未信于下,而有司聚敛之意,或形于民”。所以要请皇上凡遇游观、苑囿、宴好、赐予之类的开支,应饬有司务从俭约。

 

      此状奏上,神宗从善如流,立即诏罢购买浙灯的前命。

 

      苏轼既蒙皇帝殿前温谕,又闻买灯停罢,惊喜过望,北向阙廷,感动得不觉流下泪来。

 

      “为朕深思治乱”这句琅琅玉音,整日盘旋在胸臆间,不能一时或释。自从服满还朝,适逢王安石推行新政,这短短的两年间,政局扰攘,人事剧变,不仅朝局如今面目全非,而雷厉风行的新政,又尽是峻刻的剥削和聚敛,谁都可以预见生民即将遭逢空前的苦难。倘如老百姓的生存权利受到威胁,则后果就不堪设想。西蜀王小波、李顺叛乱的阴影,时时从尘封的记忆中袭上心头,作为一个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怎能不挺身而起、为民请命?

 

      他并非不知道王安石得君之专,以及新政派垄断一切的作风,多少元老重臣,都被迫得相率走避。宋自立国以来,言官向被尊重的传统,也不惜因此破坏。今已台谏一空,苏轼,他只是一个区区八品闲官,怎能拂逆巨龙的鳞甲?倘如不自量力,他将付出何等重大的代价,也是谁都明白的后果。

 

      然而,老百姓自己没有讲话的机会。英明的神宗,求治之心过分激切,不暇冷静思考,九重之内,听不到千家万户的号哭,也看不到老百姓咬牙切齿的冤苦。苏轼则来自田间,原是老百姓中的一分子,彼此血肉相连,痛痒关切,有一种单纯而强烈的感情,对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抱持着情不自禁的同情心,逼得他要挺身出来,“为民请命”。

 

      苏轼内无畏怖,外无所求,皇帝既许建言,他也不能漠视同胞们悲惨的命运,不替天下哀苦无告的老百姓,说出他们的艰难和困穷。假使因此必须要他肝脑涂地,则东汉范滂的影子在他前面,他也有这份道德勇气承受一切,做一个伟大的悲剧英雄,毫不顾虑个人的祸福。

 

      于是,熙宁四年(1071)二月,苏轼撰进长达三千四百余字的《上神宗皇帝书》。略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臣愿陛下务从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仁祖持法至宽,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化。今则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佞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谏,许以风闻。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将以折奸臣之萌也。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世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

      ……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使台谏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也。

 

      三月,朝廷诏令各路监司实地考察“青苗抑配”情形,又将选择三路试办。苏轼续有《再上皇帝书》,他将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的情况,譬喻为医生用人的性命来试验毒药,断言道:“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他说:

 

      自古以来,国家存亡寄托在四种人的身上:一曰民,二曰军,三曰吏,四曰士。这四种人的人心一失,足以生变,今陛下一举而兼犯之。

 

      一、青苗、助役法成,则农不安;均输之令出,商贾不行。

      二、并省诸军,迫逐老病,而军始怨。

      三、内则不取谋元臣侍从,而专用新进小生;外则不责成守令监司,而专用青苗使者,多置闲局,以摈老成,而吏解体。

      四、今用事者欲消进士,纯取明经,虽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权,自以为功,而士始失望。

 

      苏轼毅然直指谄谀之人,但求逢迎,不怕欺罔,所以凡是说军心乐于合并,百姓乐于青苗者,都是谗言,皆不可信。最后,他竟直指神宗“人皆谓陛下圣明神武,必能徙义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过遂非之风,此臣所以愤懑而太息不能已也”。这样的话,在那个时代,杀头尚有余辜,苏轼之奋不顾身,固然可惊,而神宗的宽容,尤不可及。

 

      最后他以汉代末年贾充留朝而成晋氏之乱的史事,申言小人之党难去,讽劝神宗勇决。后来事实证明苏轼的预见,终神宗之世,尽是吕惠卿、韩维、曾布、蔡确之流,把持政柄而不能去,即使王安石亦被排挤。

 

      苏轼此一谏稿真迹,经宋室南渡的战乱,仍为冯氏三代所珍藏,陆放翁题跋东坡谏草云:

 

      天下自有公论,非爱憎异同能夺也。如东坡之论时事,岂独天下服其忠,高其辩,使荆公见之,其有不抚膺太息者乎!……

 

      早在苏轼甫登进士第时,欧阳修介绍他的门人晁端彦(美叔)到兴国浴室来访,由是订交,往来甚熟。这期间,端彦即常劝他言语谨慎,苏轼却说:“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

 

      还有一次,又谈到这个问题,苏轼说:“某被昭陵(英宗)擢在贤科,一时魁旧,往往为知己。皇上(神宗)赐对便殿,有所开陈,悉蒙嘉纳,已而章疏屡上,虽甚剀切,亦终不怒。使某不言,谁当言者?某之所虑,不过恐朝廷杀我耳。……”

 

      苏轼停顿一下,等待端彦的反应,而端彦默不作声,苏轼浩叹久之,续曰:“朝廷若果杀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件事,杀了我后,好了你。”

 

      两人相与大笑而起。(〔宋〕朱弁:《曲洧旧闻》。)

 

      苏轼两上皇帝书,极论时事,即使日常与人聊天,也常讥诮时事时人。文同极不以为然,替他担忧,每每苦口劝诫,而苏轼不能听从。到被出为杭州通判时,文同作送行诗,还郑重叮咛:

 

      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宋〕叶梦得:《石林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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