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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乞郡避谤

类别:人物传记    作品名称:苏东坡传     作者:李一冰      字数:本文有6605个文字    阅读时间约17分钟

  

      元祐三年(1088)五月间,进御史中丞胡宗愈为尚书右丞。宗愈是一个不主党派的人物,洛蜀交争时期,他曾撰进《君子无党论》一篇,大意说:“君子指小人为奸,则小人指君子为党。陛下能择中立之士而用之,则党祸熄矣。”他这建议,太后印象很深,所以这次吕公著病辞,她就起用戆直无党的吕大防,公正无私的范纯仁为相,并以胡宗愈为尚书右丞,参与执政。从这一次改组政府的人选,看出太后对于党争的厌恶,已经非常明显。

 

      谏议大夫王觌正是一个专搞朋党的言官,对于胡宗愈的议论甚是不满,于是他就疏论宗愈不可执政,言:“胡宗愈自为御史中丞,论事建言,多出私意,与苏轼、孔文仲各以亲旧,相为比朋。”甚且指元老文彦博是他们的后台,这正是太后最憎恶的党同伐异,立刻由宫中内批出来:“王觌论议不当,落职,与外任差遣。”

 

      后二日,范纯仁、吕公著、文彦博三人辩于太后帘前。公著说:“王觌若只为论列宗愈,便行责降,不协众情。”纯仁说:“朝臣本无党,但善恶邪正各以类分而已。彦博、公著都是累朝旧臣,决不会共同罔上的。”他又极言庆历党祸的经过,并录欧阳修所作《朋党论》进上。然而太后之怒,终不可解,宣仁太后认为谏官必须超然,如谏官与执政勾结,参与党争,后果不堪设想,她坚持出王觌知润州。

 

      自从太皇太后和皇帝便殿召见之后,苏轼认定朝廷既以国士待我,此身已非己有,一念只在如何报答知遇,心中不再有丝毫安危祸福的顾忌,下定决心,要把内外臣工联合起来蒙骗朝廷的几件弊案,揭发出来。元祐三年(1088)九月五日乘迩英进读时,上《述灾沴论赏罚及修河事缴进欧阳修议状札子》。他说:“近四年来,水旱天灾迭见,阴阳失和,由于朝廷赏罚不明,举措不当之咎。”如:

 

      一、去年,熙河诸将生擒鬼章,这是一件奇功,加官赐金,理所当然;但是泾原诸将,闭门自守,使贼寇大掠而去,如入无人之境,他们也一样加官赐金,赏罚不公,至于如此。二、广东妖贼岑探造反,兵围新州,差将官童政往救,他却贼杀平民数千,朝廷派江西提刑傅燮往查,燮畏避权势,归罪于新州官吏。但是又言新州官吏却有守城之功,乞以功过相抵,愚弄上下,有同儿戏。三、蔡州捕盗,吏卒杀平民一家五六口,皆是无辜的妇人,却屠割尸体,冒充男子首级请赏,守倅不按,监司不问。等到臣僚上言,行下本路彻查,却说杀时男女不可辨认。苏轼论曰:“白日杀人,不辨男女,岂有此理!”似此纪纲颓弛,偷惰成风,则天下之乱,可坐而待。

 

      关于河事,他说,黄河故道淤塞,水决向西北行者为时已久,岂能以人力筑堤堵塞?现在一个都水使者王孝先,偏要兴工堵塞北京南开孙村河,妄求河复故道。内自工部侍郎、都水属官,外至安抚转运使及外监丞,大家知道黄河故道高仰,势如登屋,水性向下,堤工必然无功,而且祸患不测。如能赶快停工,损失还小,假使再听任他搞下去,后患不堪设想。朝廷又“何苦徇一夫之私计,逆万人之公论,以兴必不可行之役”。苏轼所指“一夫私计”这四个字,里面包括许多文章。

 

      这次回河东流的主意,表面上是知枢密院的安焘所奏请,幕后却是元老文彦博和宰相吕大防所同意支持的。苏辙已先往谒左相公吕公著建言:

 

      “河决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诸公回之,是自谓过先帝也。元丰河决,导之北流,何不一仍其旧,修其未备即可。”

 

      公著说:“我们来想办法。”但是后来就无下文。

 

      苏轼性不忍事,就直截了当上了这样的札子,而且语气还那么锋利。兄弟二人,一样以知识良心报国,而临事的态度与方法完全不同。虽然结果一样无法挽回大老的决计,但苏辙不招怨,苏轼则因此议,为当局所痛恶。

 

      后来,苏辙在论河事章奏中,还追述此事说:“臣兄轼前在经筵,因论河事,为众人所疾,迹不自安,遂求隐遁。”即指此事。

 

      苏轼在此札中,还连带缴进欧阳修旧作《修河议状》两篇,以加重他的论据。札尾又“贴黄”言:

 

      臣为衰病眼昏,所言机密,又不敢令别人写录,书字不谨,伏望圣慈,特赐宽赦。

 

      苏轼的眼病,始于黄州,此后时发时愈,至今年十二月主馆职试时,目昏更甚,至今未愈。而黄州看田沙湖道中,淋了冷雨,左手肿痛的毛病,现已转成慢性的麻痹不仁,终不脱体。

 

      自程颐罢去,洛党解体后,朔派指使言路,一力攻讦苏轼,太后知道苏轼说话,有时不免疏忽和夸张,但却本于谋国的忠诚,从不听纳间言。朔派愤无所泄,就使出别一战略:要斫大树,先去枝叶;要杀鹰隼,先除羽翼。所以这两年来,凡是苏轼所引荐的人,如黄庭坚、欧阳棐、秦观等,都被台谏弹劾过,几乎无一幸免。如元祐元年八月,苏轼荐举王巩,台谏便论巩本奸邪,离间宗室,因能谄事苏轼,所以获荐。苏轼大为愤怒,十一月上章力辩。他说:“如王巩固是奸邪,则司马光生前擢升他为宗正寺丞时,台谏何不论奏?王巩疏论‘疏远宗室,不当称皇叔皇伯’,意在尊君,何名离间?此议当时原有多人并不赞成,独司马光深然其说,所以行下有司,台谏官也无一人说话。只因现在司马光死了,王巩就变成了奸邪,就被戴上了‘离间宗室’的罪名。至于臣与王巩,自幼相知,从我为学,何名‘谄事’?总而言之,台谏要攻击的本来是我,王巩被我连累而已,‘诬罔之渐,惧者甚众’。”反驳虽然激烈,而王巩依然被攻出京,初除西京通判。元祐二年秋间,自西京改调扬州通判,在任不到一年,又被攻了下来。后因苏辙之荐,除知宿州,便掀起绝大风波,未能莅职。王巩则因与苏氏兄弟交好之故,终元祐之世,始终不得抬头,蹭蹬不堪。

 

      苏轼特立独行,非但议论不肯苟与人同,做事也我行我素,绝不迁就别人,所以,在朝一向孤立,很少有政治上声应气求的朋友。真正和他往来密熟,互相关顾者,只有几个门生而已,如被蔡京以蜀党列入党籍碑的,只有王巩、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毕仲游、李之仪、廖正一、李昭玘等十人。除了王巩的遭遇,已如前述,其余诸人,只因出自苏门,便逃不过被“剿治”的命运,没有一人在宦途上得意过。

 

      如黄庭坚至元祐三年(1088)五月,始得除命为著作郎,便被赵挺之攻击得体无完肤,诋为“操行邪秽,罪恶尤大”,降归原职,一度为起居郎,旋又被攻责降。秦观得一秘书省正字的任命,马上遭贾易的严劾,狼狈出京;毕仲游被列为五鬼之一,为刘安世、孔文仲所攻;晁补之、廖正一、李昭玘竟至不能安于馆职,并出为吏;张耒“苜蓿自甘”,在馆八年,一无进展;李之仪在枢密院沉浮下吏;陈师道不保一个地方学官的职位。他们之中,没有一人能够跻身言路,也没有一人能获得有为的地位,尽是冠盖京华里,坐冷板凳的广文先生;而且因为沾上了苏门的色彩,稍一活动,便被痛击。虽然这些人对师门的敬爱依旧,而老师心里的遗憾与痛苦,则更甚于自己之遭遇侮辱与损害。

 

      苏轼对于现实政治的丑恶,几已到了绝望的地步。他的老朋友,权知开封府尹的钱勰(穆父),以奏报狱空不实的罪名,被人检举,出知越州(今浙江绍兴)。苏轼表示非常羡慕,而且劝他千万不要回来。作《送钱穆父出守越州》诗曰:

 

      若耶溪水云门寺,贺监荷花空自开。

      我恨今犹在泥滓,劝君莫棹酒船回。

 

      钱勰出知越州,右正言刘安世还认为罪重责轻,譊譊不已,苏轼与他力争,所以后来两次和穆父诗中,一曰:“年来齿颊生荆棘,习气因君又一言。”一曰:“欲息波澜须引去,吾侪岂独坐多言。”政坛上敌对的形势一经造成,即使能效金人三缄其口,对方也不会放松你一步的。

 

      苏轼实在再也不堪在这泥淖里受罪,至十月十七日,他便以左臂不仁、两目昏暗的理由,上章坚乞一郡。

 

      这次,他决心将自己遭遇的前因后果,统统说个明白,从他还朝以来,怎样与司马光因争役法而结怨台谏;范百禄与韩维争议刑名,韩维又怎样把他牵扯进去,称他们为川党;又将与赵挺之结怨的缘由,坦白陈告,所以如最近草一麻词,用了《诗经》上一句“民亦劳止”的话,便被赵挺之指责比神宗为周厉王,举为诽谤先帝,其心狠毒,甚于李定、舒亶;王觌论胡宗愈,又指他与孙觉为党,说丁骘是他的亲家。他说:“二年之中,四遭口语,发策草麻,皆谓之诽谤。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荐士,例加诬蔑。”动辄得咎,他已断然不见容于侪辈了。

 

      苏轼引用汉宣帝杀盖宽饶,唐太宗杀刘洎为例,说明谗言积毁的可怕,请求太皇太后体谅他的处境,给他一个“不争之地”。

 

      上了这个陈情乞郡札后,即便告了病假,在家静候朝廷发落。

 

      这次病假,拖延竟达一月之久,太皇太后只是三日两头地遣使问疾,赐药赐膳,督促苏轼定个朝参的日子,最后才将他的乞郡札,朱批下来,依然不准。

 

      苏轼无奈,只得销假复值玉堂。十一月一日锁院,宫中又赐出官烛、法酒,苏轼不能不为之感动,书呈同院诗:

 

      微霰疏疏点玉堂,词头夜下揽衣忙。

      分光御烛星辰烂,拜赐宫壶雨露香。

      醉眼有花书字大,老人无睡漏声长。

      何时却逐桑榆暖,社酒寒灯乐未央。

 

      吕公著辞相后,前时罢废在外的熙丰旧臣,分别对执政和台谏两方面,积极活动起来。朝廷确也渐启藩篱,不太能够坚持原则如初,如李宪乞于近地居住,王安礼抗拒恩诏,蔡确请求放还其弟,等等,这些不该准的逾分要求,都批准了。崔台符、王孝先、杨汲之流,都已进用了。熙丰罪魁吕惠卿冷眼旁观,看出朝廷日趋软弱,才敢乞居苏州。适于此时,苏轼前所举荐的郓州州学教授周穜,竟然上疏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苏轼认为周穜草芥微臣,何敢创此重议,背后一定有人策动,目的在于试探朝廷,渐进邪说。此人是他荐举的,他应该负责,立即两上章自劾,并说:此事关系国家治乱之本,不可“薄臣之责而宽穜之罪”,否则是“私臣之身而废天下之法,臣之愧耻,若挞于市”。像这样严正是非的精神,充分表现元祐大臣的风裁。

 

      有一天,在迩英阁进读“宝训”,讲到太宗听说各州牧监所养的马,被人克扣刍秣,多病且死,便命取十数槽来,置于殿庭下,亲自照顾,以资示范。苏轼从这个马的故事,联想到老百姓下情不能上达的痛苦,上札言:

 

      民之于马,轻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虽能言,上下隔绝,不能自诉,无异于马。

 

      举一个实例:去年西夏犯边,杀掠至万余人,而边将奏曰:“野无所掠。”朝廷派提刑司勘查,提刑孙路复奏:“被杀者只有十余人,乞朝廷先行免究,然后考查实数。”苏轼论曰:“既行蒙蔽,又乞放罪。”实是侮弄朝廷。马不能言,小民亦不能言,四海之众,无法置之殿庭,亲自照顾,所以,朝廷除广任忠贤以为耳目外,老百姓的疾苦,根本无法上达天听。

 

      元祐四年(1089)二月,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吕公著病逝。太皇太后震悼异常,一见到辅臣们,她就哭道:

 

      “邦国不幸,司马相国既亡,吕司空复逝!”

 

      太后与皇帝亲临吕家奠唁,赠太师、申国公,予谥“正献”。

 

      苏轼病假一月后,虽然勉强回到翰林院去工作,但因讲述马的故事,说及边将隐匿败亡、提刑查报不实一节,又开罪了掌握政坛的“巨室”,劾奏不断地飞送进宫,并在酝酿发动一次致命的打击,非把他斗垮不可。苏轼又连上三状求放越州,明白说出:“朝廷若再留他,是非永远不解。”太皇太后终于明白她既没办法控制言官,只得准了苏轼的请求。诰下:“苏轼罢翰林学士兼侍读,除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

 

      在此以前,台谏们攻击苏轼的章疏,源源不绝,真已到了“谤书盈箧”的地步,太皇太后一律留中不发,苏轼本人只听到朝列中有人在那样传说,内中说些什么,茫然不知。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当然不愿如此不明白地一走了之,因此,上疏乞将台谏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太皇太后认为只要她不相信就是了,何必增加是非,还是“不报”。

 

      苏轼为结束公私事务,继续留在京师一个多月,而在此期间,朝廷却在热烈争论如何窜逐已谪安州的前相蔡确。

 

      原因是蔡确去夏游车盖亭,作诗十章,落入他的仇家知汉阳军的吴处厚手上,吴就一一加以笺注,向朝廷检举。如“何处机心惊白马,谁人怒剑逐青蝇”是讥讪朝政;“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是嘲笑新进用事之臣。其中一首用了唐朝郝处俊典故的,被“笺注”为把太皇太后比作武则天。(〔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

 

      诗进于朝,太后并未生气,但说:“执政们自去商量办理。”他们议定,将原诗寄与蔡确,令其自为辨析。然而右正言刘安世说:“蔡确罪状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曲为之地而已!”其意所指是范纯仁。于是贬蔡确为光禄卿分司南京。但是台谏们仍然议论纷纷,以为太轻。谏议大夫范祖禹说:“蔡确的罪恶,天下皆知。尚以列卿分务留京,未厌众论。”因此,执政议置蔡确于法,范纯仁、王存以为不可;文彦博很生气,主张将蔡确远贬岭南,纯仁听到这个消息,就赶去跟吕大防说:“此路自乾兴以来,荆棘已七十年。吾辈开之,将来恐自不免。”大防就不敢说了。

 

      恰巧这时候,梁焘自潞州召还为谏议大夫,来京时路过河阳,遇到邢恕,邢恕盛称“蔡确有策立之功,社稷臣也”。太皇太后听到这话,才大发脾气,泣谕执政大臣道:

 

      “皇帝是先帝的长子,子继父业,分所当然,当时谁曾有过异议?官家岂不记得,但问太妃就好。蔡确有何策立之勋?”

 

      蔡确这句话,为什么会使太皇太后如此生气,盖因神宗病重,议立皇太子时,蔡确有意拥立岐王赵颢或嘉王赵頵,而岐、嘉二王都是太后的亲生儿子。

 

      然而宣仁太后大公无私,认为神宗自有儿子,当然应该以神宗之子为皇储,继承大统,何用“兄终弟及”,所以一面命令岐、嘉二王不要随便入宫,以避嫌疑,一面密谕宦官梁惟简缝一袭黄褙子,十岁孩儿穿得着者,不得令人知。(〔宋〕晁说之:《晁氏客语》。又《曲洧旧闻》亦有类似记载,被委制衣者为小黄门邵成章。)

 

      神宗病危,太后力主神宗第六子延安郡王赵佣(后赐名煦)为太子,既崩,哲宗即位柩前,身上就穿这件早先预备的黄褙子。

 

      一个公正的人,反遭冤诬为“欲帝己子”,假使哲宗信了这个谣言,这份苦心,如何得白?所以,太后会这样震怒而且伤心,力促执政严办谪命。

 

      第二日,执政廷对时,帘内忽论:“蔡确可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吕大防说:“蔡确先朝大臣,乞移一近里州郡。”范纯仁说:“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窜逐大臣。”左右二相共同劝阻,但是,帘内曰:“山可移,此不可改!”大家后来推想,九重之内,安知有英州、新州?此必有“博士”——文潞公——在代出主意。(〔宋〕王巩:《随手杂录》。)

 

      蔡确固然是个罪有应得的奸人,但当台谏官们必欲置之死地的时候,苏轼认为蔡确做相时祸害国家的种种大罪,概已不问,现在却以语言文字来入其罪,本末倒置,有伤政府严正的立场。他是身受这种挑剔,厌恨这种作风达于极点的人,为要消灭这股歪风,想出了一个两全的办法。但因除命已颁,身是外官,所以只能以密疏上陈太皇太后,建言略曰:

 

      朝廷若薄确之罪,则天下必谓皇帝陛下见人诽谤圣母,不知愤疾;若深罪之,亦或以谓太皇太后陛下圣量宽大,不能容一小人谤怨之言。臣欲望皇帝陛下降敕,令有司追确根勘,然后太皇太后内出手诏云:确尝为辅臣,当知臣子大义,今所缴进,未必真是确诗,其一切勿问。如此处置,则二圣仁孝之道,实为两得。取进止。(梧桐细雨文学网注:高文虎《蓼花洲闲录》:“蔡确之子懋,宣和末为同知枢密院事,因奏事言及确南迁时事云:‘苏轼有章救先臣确,臣家尝传录。’因袖出章进上。……”所称应即此疏,然此为密件,不知何以有录本落入蔡确儿子之手。)

 

      据说,太皇太后看了苏轼这份密疏,心善其言而怒不解。蔡确终于贬谪新州(今广东新兴)。苏辙则以为蔡确起自小官,每次升迁,都由鞫狱立功,“善恶之报,不可诬也”。(〔宋〕苏辙:《龙川别志》。)

 

      苏轼此行,朝廷给予的礼遇,光宠异常,太皇太后特准用前执政恩例,诏赐衣一对,金腰带一条,金镀银鞍辔一副,马一匹。这都是加殿阁衔的封疆大臣,才能得到的宠赐。

 

      热衷爵禄的给事中赵君锡,在一旁看得眼红心热,见得太皇太后以执政之礼待苏轼,猜想不久召还,一定就是拜相了。为要预先结个缘,立即上状盛称苏轼的道德文章,以为朝廷不能没有此人,“伏望收还苏轼所除新命,复留禁林,仍侍经幄”。

 

      这样一个投机小人,二苏不察,视为朋友,后来果然吃了他的大亏。

 

      苏轼往谒文潞公辞行,潞公再三嘱咐道:“君至杭州,少作诗歌,恐为不喜者诬谤。”

 

      临别,上马时,潞公又再三嘱咐道:

 

      “若还兴也,便有笺云。某虽老悖,愿君不忘鄙言。”

 

      此即引用近事,吴处厚笺注蔡确“车盖亭诗”,蔡因此罹祸的故事,叮咛苏轼务须警惕。(〔宋〕张耒:《明道杂志》。)

 

      苏轼出郊待发,太皇太后又特地派遣内侍来赐龙茶、银盒。

 

      苏轼于元丰八年(1085)十二月自登州来京,至元祐四年(1089)四月离去风雨京华,三年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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