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的天蓝得纯净，昆明的云白得悠闲，昆明的太阳温暖明亮，昆明的蓝天、白云、太阳和人的距离很近。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长时期来，在封闭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四季如春的自然气候中生活得闲散自在，优哉游哉。他们习惯了眯着眼泡在茶馆里，抽烟、喝茶、听围鼓。看马帮驮着盐巴、茶叶、蔗糖，从遥远的地方走来，又向遥远的地方走去。
抗战以后，昆明拥来了大批内地人，这座城市的生活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内地人有的是从那条路况很差的湘黔滇公路上辗转而来，有的是乘火车绕道越南再到昆明——那条铁路还是20世纪初法国人为了弄走云南的矿产资源而修建的。清华、北大和南开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迁移到昆明后，昆明这座西南边陲小城增添了现代的、文明的气息。
徽因、思成到昆明后，租了一户黄姓人家的房子住下来。还没等一切安置好，思成就病倒了。
思成年轻时脊椎受过伤，长途跋涉的辛劳使他的脊椎病发作。背部肌肉痉挛，痛得彻夜难眠。医生诊断说是因为扁桃腺的脓毒所引发，决定切除扁桃体。可是切除了扁桃体后，又引发了牙周炎，满口牙齿疼得吃不下任何东西，甚至连水都不能喝。医生又拔掉了他满口的牙齿。半年多时间里，疼痛使他不能在床上平卧，日夜半躺半坐在一张帆布椅上。医生怕他服用过量的止痛药产生药物依赖，建议他做些手工，以分散注意力。坐在躺椅上能做什么手工呢？徽因找出家人的袜子来，让他学着织补。
徽因觉得思成的病痛比自己生病还难受，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减轻思成的痛苦。她承担起了全部家务，买菜、做饭，洗洗涮涮。她变着法子做可口的饭菜，只想让思成多吃一口。过去女佣做的所有事情，如今她一一亲力亲为。思成、徽因当初决定来昆明，是想能早日安定下来，重新开始营造学社的工作。可来到昆明后，许多问题依然无法解决，没有经费，没有图书资料和起码的设备，没有从事研究的任何条件。同时，生计问题也同样严峻。治病要钱，租房子要钱，家里的各种开销要钱，而他们离开北平时所带的钱已所剩无几。
为了维持生计，徽因接受了去云南大学为学生补习英语的工作，每星期六节课。课虽说不多，但云南大学离他们的住所很远，每次去上课来回要翻四个山坡，路上要用很多时间。
昆明海拔高，爬坡上山走得快了，徽因感到胸闷气短，特别是下课回家，更觉得有些累乏。
山坡上有坟，还有一些矮矮的柏树，漫坡上开着蓝色的野菊花和金灿灿的报春花。一株茶花长在背风处，有一人多高，花朵碗口大，桃红色，娇艳无比。徽因每次路过这里，都要留心看看，看那些美丽的花朵静静地开放，静静地凋零。
一个月下来，徽因得了40元钱的课时费。领到薪水，徽因在回家的路上走进了卖日用杂货的商店。
徽因早就看中了这店里的一块扎染布，她喜欢那布的质感和图案的新奇别致。
掏钱的时候，徽因又犹豫了。好看是好看，买回去做什么用呢？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该给娘买顶帽子，她早晚一受凉总是头疼。该给小弟买双鞋，孩子的脚长得快，又爱到处跑着玩儿，他早就说想要双球鞋。还有，要把这个月的房租留出来，还要买点肉，孩子们几天没见荤腥了。徽因从来没为花钱的事情这样犯过踌躇。
最后，徽因买下来一种皮尺，那是外出考察古建筑必不可少的工具。皮尺要23元钱，是她这个月收入的一半多。徽因一点也没有犹豫，她想，思成见了这皮尺一定也会很高兴。
走到回家的那条街拐角处，徽因又花了几角钱为孩子们买了一块核桃糖，一包糖炒栗子。核桃糖是昆明的特产，把核桃仁和熬化的蔗糖在盆里混在一起，凝结成冻状后扣在案板上，买多少切多少，像北平的切糕似的。娘爱吃，孩子们更爱吃。糖炒栗子也让徽因想起北平，不过昆明的糖炒栗子比北平的好吃。栗子大，炒得又透，糖水渗进了栗子，吃起来又面又甜，吃完了栗子，手上还黏着一层糖。
思成、徽因与迁移到昆明的一些机构联系过，表示他们愿意为抗战服务——无论做什么工作。可是他们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声和反响，倒有一些个人找到了他们，请他们帮忙设计住宅，设计庭园。
这些事务费了思成和徽因不少心思和精力，可那些人却从来想不起思成、徽因的劳动应该得到实实在在的酬报。
有的时候，思成、徽因会收到漂亮的请柬。那是一些有钱有地位的人来到昆明后要大宴宾朋。在向来宾介绍客人时，思成、徽因总是作为名人之后被隆重推出。
尽管思成、徽因从小就见过各种场面和要人，但出席这种应酬却让他们感到十分不自在。每逢这种场合，徽因必得声明：“……思成不能酒我不能牌，俩人都不能烟。”
遍地烽火，生灵涂炭，这些人照样心安理得地讲究排场和吃喝，这令思成、徽因不能接受。以后再有这样的邀请，不管是谁，他们一概谢绝。
航空学院那几个年轻人毕业了，正式开始在空军服役。思成、徽因作为特邀家长出席了他们的毕业典礼。他们每天在昆明上空演练着飞行速度和驱逐格斗，时刻准备和日机决一死战。思成、徽因爱这些年轻人，他们对这场战争抱着必胜的信念，为了国家，随时准备死在战场上。他们唯一不满意的是自己驾驶的飞机太落后，速度和性能都上不去。
思成、徽因关心着前方的战事，台儿庄的血战令他们激动不已，内地那些激战中的城镇、小县，许多是他们野外考察时走过的地方，每当从报纸上看到，就唤起他们故土般的感情。看着报纸，徽因对思成说：“你猜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我真想在山西从军！”说着，她也觉得不大现实，就又说道：“不过在军队能做什么，自己可不大知道！”
思成没有徽因那么多幻想，当他的身体开始恢复健康，他就开始了重建营造学社的努力。他总结了学社的工作，制订出新的工作计划，然后致函中美庚款基金会，问询如果他在昆明恢复学社的工作，能否得到基金的补助和支持。不久，基金会的董事周诒春回信说，仅梁思成一个人还不能组成一个机构，如果学社的另一位骨干成员刘敦祯和梁思成在一起，就承认营造学社的存在，也就可以考虑继续给予补助和支持。思成立即给刘敦祯写信，请他来昆明共振营造学社。很快，刘敦祯从湖南老家回了信，同意携家来昆明。思成的学生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也先后来到了昆明。就这样，险些夭折的营造学社又重新竖起了旗帜。
1938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师和学生陆陆续续从各地来到昆明。他们有坐汽车的，有徒步行走的，还有从越南绕行的。张奚若一家来了，赵元任一家来了，陈寅恪也来了。金岳霖没有家累，他绕道香港、海防，从河内乘窄轨火车到了昆明。闻一多身穿长袍，挽着裤脚，长髯飘飘，和学生一起从湖南经贵州徒步行走到了昆明。
中央研究院的一些研究所也迁移到了这里，思成的弟弟思永一家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来到昆明。
亲人、友人们又见面了。在流亡的日子里，许多人只剩下身上穿着的一套西装或一件长袍，即使找到一间住房，也是真正的家徒四壁。不过，彼此的处境都差不多，国难当头，兵荒马乱，大家能重新聚首，就是一种温暖，一种慰藉。
徽因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喜欢听老金和（张）奚若笑，这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忍受这场战争。这说明我们毕竟还是一类人。”
金岳霖在给费正清的信中谈到徽因：“……仍然是那么迷人、活泼、富于表情和光彩照人——我简直想不出更多的话来形容她。唯一的区别是她不再很有机会滔滔不绝地讲话和笑，因为在国家目前的情况下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讲述和欢笑的。”
有了朋友，有了熟悉的人际环境，过去的时光仿佛又回来了，昆明的生活就有了几分美好。大家聚在一起时，徽因以她一贯的热情和诗意赞颂昆明的阳光有些地方很像意大利。
当然，无论何时，他们心中都有一个沉甸甸的结，那就是对于抗战局势、国家前途的担心和忧虑。金岳霖说：“实际上我们的思想状况多少有点严肃，在我们心中藏着一些不表现出来的思念、希望和焦虑，这些东西用不着表现出来，因为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它形成了一股感情的暗流，而表面上我们只是关心像房子、食物一类许许多多我们叫做日常生活的琐事。”
思成、徽因一家租住在昆明城内黄姓人家的三间房子里，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谈到了他们的生活：
……思成笑着，驼着背（现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小食橱找点东西吃，而孩子们，现在是五个——我们家两个，两个姓黄的，还有一个是思永（思成的弟弟）的。宝宝常常带着一副女孩子娴静的笑，长得越来越漂亮，而小弟是结实而又调皮，长着一对睁得大大的眼睛，他正好是我期望的男孩子。他真是一个艺术家，能精心地画出一些飞机、高射炮、战车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军事发明。
营造学社恢复后，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工具书和图书资料。思成的弟弟思永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那里有一个图书资料丰富的资料馆。史语所的所长是傅斯年，思成去和他商量，征得他的同意，营造学社的成员可以借阅史语所的图书资料。从此，营造学社就随着史语所的搬迁而搬迁。这一切在思成看来都算不得什么，只要能继续自己热爱的古建筑研究，只要徽因和孩子们的身体健康，他就总是那么诙谐、乐观。
让思成、徽因高兴的是，世界建筑学权威期刊《笔尖》发表了思成关于赵州石桥的研究论文。这篇论文是思成三十年代外出考察研究的结果。离开北平时，思成把论文的英文手稿寄给了费慰梅。费慰梅将手稿转给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威廉·爱默生。这位法国建筑史专家一直在研究法国的拱桥建筑，梁思成的论文让他了解到中国的拱桥建筑比欧洲要早十个世纪。他立即给《笔尖》写了推荐信，把梁思成的论文寄了过去。当思成、徽因在昆明收到了印刷装帧精美考究的《笔尖》杂志时，真是喜出望外。思成的研究工作，引起了国外建筑学界的注意和重视，思成由此恢复了与世界建筑学界的联系与交流，即使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也保持了对建筑学最前沿研究成果及动态的了解和把握。
中国大西南层峦叠嶂的高山，阻挡了日本侵略者的脚步，却阻挡不住日本飞机的轰炸。当时的所谓大后方，从重庆到贵阳到昆明，三天两头遭空袭，“跑警报”就成了居住在“大后方”的人们的家常便饭。
警报分三种：预行警报、空袭警报和紧急警报。
一有预行警报，住在昆明的人就开始向城外转移。出了大西门，穿过西南联大新校门前的马路，有一条石砌的小路，小路两旁是远离市区建筑群落的山野，行走不便的人们可以就地而坐，等待警报解除。沿着小路再往前走，路边的山坡上有一道深沟，这深沟不知是什么年代地质裂变形成的，如今成了天然的防空壕。有人常来这里躲警报，待着没事，就在沟里又修了防空洞；还有人在防空洞上嵌刻了对联。有一副对联据说是陈寅恪先生所作：“见机而作；入土为安。”另有一副对联也让人印象深刻，大概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所作：“人生几何；恋爱三角。”
从“预行警报”到“解除警报”，其间需要很长时间，长长的一天就在躲警报中过去了。人们不胜其烦，纷纷往郊外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