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林徽因、梁思成全家乘飞机北归。
飞机飞临北平上空时，机上的人们全都扑到了两边的舷窗旁，他们热切地、贪婪地辨识着这座日思夜想的锦绣城池……香山、玉泉山、万寿山、昆明湖……依稀能看见山坡上小院里有人家围坐着吃饭，有女眷惊呼起来，接着几个女人就他们吃的什么猜测起来。正是盛夏时节，肯定喝的是绿豆稀饭，就着切得细细的芥菜丝儿，还有烫手热的芝麻酱烧饼……和平的生活多么好哇！有人抹起了眼泪。
转眼间，飞机到了西郊机场，陈岱孙先生早已在机场安排好了接人的车辆。陈岱孙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同时还具管理才能，梅贻琦校长委派他提前回清华做学校北返的准备工作。梅先生的安排十分必要，日军侵占北平期间，军队驻扎在清华园，教师宿舍成了马厩，“水木清华”的学府变成了一座军营；陈岱孙先生回平后，迅速组织人员收拾校园，使学校尽可能地恢复了原貌。
徽因和思成一家由西郊机场乘车进城，这是思成青年时代在清华读书时星期天回家往返常走的路，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黄土道路两旁的景物依旧，杨柳依依。他兴奋地对徽因和孩子们一一指点着——这里的饽饽铺是老字号，各样满汉饽饽俱全，最有名的是“薄脆”和“破边缸炉”饽饽；这是老式客店，白粉墙上描着大字“四合老店，安寓客商”；这里是车马店，院子很大，院子里有很多喂牲口的食槽和拴马桩……汽车渐渐驶进箭楼，进了瓮城，然后进了西直门。徽因兴奋地指点着让思成看，西直门城门洞靠墙的石头架上，那个古旧的大木桩依旧安然无恙地倚靠在那里……
恍惚中，徽因觉得过去所经历的一切仿佛是一场噩梦。可再定神看去，离开北平时稚气可掬的一双小儿女，倏忽间已长成了大姑娘和小伙子，思成的鬓边已有了苍苍白发，自己更是病骨支离。满眼青山未得过，镜中无那鬓丝何。无论如何，总算又回到了北平，这是离别十年，魂牵梦萦的北平啊！
回到北平，梁思成被聘任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
在李庄时，思成和徽因就商量过战后的工作。他们想，随着抗战的胜利，战后重建的问题将会十分突出，作为建筑学者，应该使自己的工作走上更有生机的发展道路。
从1930到1945年，徽因、思成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和中国建筑史的研究。15年中，他们走遍中国15个省，二百多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的古建筑和文物达二千余处。他们认为，虽然中国古建筑还有很多课题有待深入研究，但是从建筑发展史的角度看，他们已基本理清了各个时期的建筑体系沿革、历史源流，勾勒出了建筑历史发展的脉络。所以，对古建筑的研究可以告一段落。而战后国家重建更急需建设人才，特别是建筑师。因此，在西南联大北返之前，梁思成向梅贻琦先生建议在清华大学增设建筑学院，首先在工学院开办建筑系。梅贻琦先生正有此意，他们可谓不谋而合。
北返后的清华大学从此有了自己的建筑系。梁思成是第一任系主任。
梁思成对清华大学有特殊的感情。从少年时代起，他和弟弟思永就一起在这里学习，那还是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八年的时光，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处庭院、厅堂、小径、荷塘，他深爱这里幽静的环境和葱茏向上的气象。二十年代初，父亲开始在清华授课，后来又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父亲曾与思成兄弟谈起，在与校园外的各界打交道时，他往往因不堪其混浊而感到愤懑抑郁。但“一诣兹校，则常览一线光明横吾前，吾希望无涯涘也”。他还记得，父亲授课时，他和思永总是坐在前排听讲。黑板写满了，父亲就会叫：“思成，擦擦黑板。”
如今，他又回到了清华。创办建筑系，工作千头万绪，责任和压力都很大。
他为建筑系带来了与他在营造学社共事多年的助手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又陆续聘请了吴良镛、程应铨、汪国瑜、朱畅中、郑孝燮、胡允敬，还有美术家李宗津、雕塑家高庄等。
他非常重视学术群体的优势互补，这些教师在建筑学、建筑设计、外语、绘画、历史等方面各有专长，他选贤任能，不拘一格。别人向他推荐美术家高庄时说：高先生为人耿直，业务水平没话说，可就是脾气不大好。思成道：“只要水平高，脾气不好，从我开始让他三分。”
1946年夏，清华大学工程院建筑系招收了第一届学生15人。
也在这一年，思成、徽因全家搬进了清华园新林院8号，这是清华的教授楼，院落幽静，住房宽敞。老金和几个老朋友离得都很近。
一切尚未就绪，思成接到通知，教育部和清华大学委派他赴美国考察战后美国的建筑教育。同时，他收到了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函。耶鲁大学邀请他作为1946—1947学年的客座教授到纽黑文讲授中国建筑和艺术，普林斯顿大学则邀请他参加“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此间，他又被外交部推荐，出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
临出发前，思成交代系里的年轻教师，有事可与林徽因商量。
徽因二十年代在沈阳与梁思成一起经历了东北大学建筑系白手起家的全过程。如今，虽然她没有在清华担任教职，但她视建筑系的事情为自己的事情，义不容辞地帮思成做了许多工作。在建筑系成立和运转的初期，她所做的这些工作，是别人不能替代的。
建筑系刚成立，资料室的图书资料不够丰富，徽因把自己家里的书推荐给年轻教师，由着他们挑选、借阅。梁家的藏书成了建筑系的财富，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谁都可以到梁家去借书看，那些珍贵的善本书、绝版书，整天在系里传阅。徽因很开心，她认为这些书被充分利用了，总算体现了它们的价值。
翻着梁先生和林先生的藏书，一位年轻的助教感叹如今他们的薪水勉强只够糊口，连想也不要想用这点钱去购买外文原版的专业书。有人打断他道：在如今的时局下，清华教师的待遇就算是不错了，没听人说吗？“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些日子，有北大、师大的年轻教师或者设法出国，或者设法往清华、燕京调动，哪怕舍弃原来专业。
听到这里，徽因对他们说：“还有句话不知你们听说过没有？‘北大大，清华清。’能在清华、北大做事，就值得珍惜。当然，前提是不能被饿死。”
徽因虽然足不出户，但作为家里的主妇，她知道如今物价飞涨，时局维艰。大米由他们刚刚回到北平时的900元一斤，涨到了2600元一斤，常听说有学生在食堂门口典当衣物。
徽因组织建筑系一些人成立了工艺美术设计组，他们承接了外边一些活儿。徽因用所得收入购买了颜料、纸张、文具，供建筑系生活困难的学生使用。
建筑系的年轻教师喜欢来林先生家，他们在这里无论是请教教学中的问题，还是谈生活、谈艺术，都觉得精神上十分放松和自由。而且，和林先生谈话是那么有意思，在那一时刻会忘记现实世界的烦恼和喧嚣，心里感到纯洁而安静。
那天，几个人来徽因家还书。一位年轻助教谈起了他刚读过的一本关于文物保护的著作，他说：“西方文化之所以从古至今发展得比较均衡，与他们从来就重视维护、保护古代艺术分不开。”
徽因摆摆手说：“其实这只是人们的想当然。19世纪以前，西方古代艺术被毁坏是常事，幸存下来的多半是靠工料的坚固或命运的偶然。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兴起了艺术考古热，保护古代文物包括古代建筑的意识才由此而大兴。听说，这次遍及欧洲的战场上，盟军各部队里，都跟随着文物建筑方面的专家，以指导军队保护占领区的文物建筑。我国在这方面一直缺乏研究，欧洲也是近代以来开始重视的。”
“将来中国肯定会大量采用西洋现代建筑材料与技术”，另一位年轻人说，“如何谈得上保护和发扬我们民族建筑艺术的特点呢？”
林徽因说：“一个东方国家的城市，如果在建筑上完全失掉自己的个性，至少是文化衰落的表现。近几十年来，几个通商大埠如上海、天津、汉口等城市，在建筑上大多模仿欧美的商业城市建筑，这种建筑看不出多少复兴中国文化艺术的迹象。”
林徽因接着又说：“艺术创造不能脱离以往的传统，艺术上的发展创新也建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即使接受外来艺术的影响，也仍然要表现出本国的精神。如南北朝的佛教雕刻、唐宋的寺塔，都是来源于印度，但由于融入了中国的传统，就形成了中国的风格。如今，在接受现代科学技术材料的基础上，怎样发扬我们民族建筑艺术的特点，的确值得当代建筑师好好探讨。哦，你们不知道，你们的梁公（即梁思成。当时建筑系对教师通称某某公）多么讨厌那些不伦不类的建筑。一次我们去江南，那里是著名的风景区，可就在景区的一边，盖起了一幢火柴盒子式的大高楼。这位梁先生认为它破坏了整个景观，一直背对着那幢建筑，不愿意扭过头去。”
大家都笑了起来，林徽因也笑了。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她有些气促，她勾着头，尽力平息着咳喘。年轻人这才意识到，林先生是身患重病的人。他们抱歉地道了再见，一一离去。
他们想不到，一旦他们走后，刚才还滔滔不绝的林徽因就会呻吟着躺下，浑身冒虚汗，半天喘不过气来。即便如此，待到下次家里来了人，她依然如同没事人一样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她仿佛是以此作为补偿，为自己无法挽留、所剩无多的生命岁月。
这样的情形已经持续好长时间了。
每天夜里，她在床上辗转反侧，一次次地剧烈咳嗽、咯痰、喝水、吃药……她愁得气喘吁吁，生怕吵醒了熟睡的亲人。她常想，也许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要是那样倒也痛快。这样长时间无望地挣扎，真是太折磨人了。只有她自己知道，当肉体背叛精神、生命一点一点被凌迟的痛苦。
她眼睁睁看着窗户一点一点发白，室内一点一点亮起来。女佣进厨房了，母亲小声地说着什么，孩子们走动着，屋内充满了清晨忙碌的声音。这时，她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上午九点多钟，阳光照进了她的房间，橙黄的光铺满了窗前的写字台，文竹疏疏落落挺拔多姿的影子映在窗帘上。徽因醒了，四周一片寂静，光线麻酥酥地眨着眼皮。她轻轻地眯起了眼睛，享受这宁静的时刻。她觉得生活的渴望又重新回到了她的心中，生命的活力又渐渐地回到了她的身上。
在长时间卧病的日子里，徽因对人生、对生与死已想过无数遍。
生命的意义难道是为了承受无休止的苦难？如果忍受痛苦是生命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如果人度过了一重重磨难最后仍不得不面对那个黑暗的终点，那么，这种承受和忍耐的意义何在？
可是，既然最终的结局已经写好，既然到达那终点只是迟早的事情，那么，何妨坦然地面对生命的每个过程，一天天从容地走过。活着，就尽情浏览生命旅程中的“田野、山林、峰峦”，而一旦死去，就将这人生的负载交给“他人负担”。
《人生》是她写于这时期的诗，在这首诗中，她抒写了自己对人生的眷恋和热爱，以及平静面对人生终点的坦然。
人生，
你是一支曲子，
我是歌唱的；
你是河流
我是条船，一片小白帆
我是个行旅者的时候
你，田野、山林、峰峦。
无论怎样，
颠倒密切中牵连着
你和我，
我永从你中间经过；
我生存，
你是我生存的河道，
理由同力量。
你的存在
则是我胸前心跳里
五色的绚彩
但我们彼此交错
并未彼此留难。
……
现在我死了
你，——
我把你再给他人负担。
徽因收到了思成从美国写回的信。徽因很欣慰，思成的美国之行收获颇多，心情不错。
思成除了在耶鲁讲学，还参加了普林斯顿大学建校200周年的庆祝活动，那主要是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他在“远东文化与社会”研讨会上，作了《唐宋雕塑》与《建筑发现》两场学术报告。
普林斯顿大学因他在中国建筑研究方面的贡献，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获得这一学位的中国人还有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冯友兰教授。
作为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梁思成参与了工程方案的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顾问团里汇集了勒·柯布西埃、尼迈亚等当代建筑学界的权威，思成在与他们的交流交往中，更清晰地把握了国际建筑学界在建筑学理论和建筑实践方面的探索和发展。建筑的范畴，已从过去着眼于某一具体的建筑物的建设，扩大到了对人们的居住“体形环境”的考虑。思成非常赞同这样的观点：作为一个建筑师，规划、设计的目标是体现对人的关怀。
依照徽因的嘱咐，思成在美国全面检查了身体，重新为伤病的脊椎定做了轻型材质的支撑架，更换了假牙。他还看望了美国的亲友，抽空和费正清、费慰梅在一起待了几天。
许多朋友劝他留在美国，中国内战的消息令人不安。
“这时候别人都是往国外跑，你干吗还要往回跑？你完全可以把家人接出来嘛。”朋友们十分不解。
思成说：“不管内战结局如何，我和家人都想留在北平。”经过抗战八年的颠沛流离，那么多苦都吃了，如今好容易刚刚安定下来，他们真是不想再折腾了。
“教授，你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吗？”美国友人劝说思成道，“当‘泰坦尼克号’的锅炉爆炸时，一名船员被气浪抛到了大海里。他获救后有人问他：‘你怎么离开那条船的？’这名船员回答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船，是船离开了我。’”
思成的眼中闪过忧郁的笑意：“谢谢你，我的朋友。谢谢你的好意。”
无论如何，思成的决心已下。长时期的专业生涯使他和徽因的政治兴趣和经验都很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很难相信事情还会变得更糟。他们认定，无论谁掌握政权，自己的专业都能派上用场。
思成离开北平一年了。
1947年夏，思成得知徽因病情加重，医生建议她手术摘除被结核病菌感染的一侧肾，他真正着急了。眼下对他来说，尽快回到徽因身边比一切事情都更为重要。好在他在美国的主要使命已基本完成。普林斯顿大学“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已结束，耶鲁大学的课也基本上完，联合国大厦咨询委员会的会议还在继续，但思成已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他赞同的尼迈亚设计方案正在获得多数支持。给清华大学建筑系选购的书籍资料也已经安排好了船运。他收拾整理着回国的行装，购买了一些送给家人的小礼品，这些礼品大多是些美国家用小型电子产品。
徽因一直发着低烧，因为发烧，医生建议手术时间后延。尽管建筑系的诸多事务缠身，思成还是尽可能地抽出时间陪伴徽因。思成的归来使徽因喜悦而心安，她感觉身体状况好了一些。她发现，这么多年来，她每次病情加重的时候，都是思成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把自己的这一发现告诉了思成，思成诙谐地笑道：“那当然，我是林小姐最好的私人护理和心理医生嘛！”
初秋的天蓝得纯净，阳光依然绚丽，但已消失了热度。徽因有许多日子没有出过门了，星期日，宝宝和小弟都在家，思成建议孩子们陪妈妈出去走走。徽因和孩子们商定去颐和园后，思成给徽因雇了一乘负责往返的滑竿。
颤颤悠悠的滑竿一直把徽因抬到了颐和园的后山。
人们到颐和园一般喜欢逛前山，颐和园前山湖光山色，风景旖旎，湖岸上的排云殿、长廊和佛香阁争奇斗巧，移步换景。但徽因嫌这些景致不脱俗气，是皇家园林模仿“仙山蓬岛”的格局而建造。她独爱颐和园的后山，尤其爱万寿山北坡和坡下的苏州河。北坡上全都是蓊郁的松柏，土路旁盛开着野菊花，坡下面苏州河曲曲折折，河水清澈，自然柔和。尽管这些景致多年疏于管理，有些荒凉零落，但石回路转间别有一种可爱的真实和幽静的美。
头天夜里刚下过一场雨，空气清爽通透，四下里可以望到很远的地方。再冰和从诫一左一右护佑在徽因的滑竿旁，他们快乐的说笑声感染着徽因。徽因好久没这么开心了，美好的景物和亲人的爱让她觉得自己像个大贵族一样富有，她为自己拥有这一切而心怀感激。她感激思成如此体贴，答应她做这些被大夫视做“不必要”的活动；还有老金，陪着思成看家，鼓励她出来散心。她感激这晴朗的秋日和这动人的风物景致，使她暂且忘却了缠人的病痛。她深情地眷恋着这一切，正是这一切，让她感受到活着、生活着有多么好！
“没有这些我也许早就不在了，”徽因自己说，“像盏快要熄的油灯那样，一眨、一闪，然后就灭了！”
从美国托运的行李终于到了，思成得意地向徽因和家人展示他精心挑选的礼物。
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调侃思成的礼物和这些礼物给她带来的快乐：“……在一个庄严的场合，梁先生向我展示了他带来的那些可以彻底拆、拼、装、卸的技术装备。我坐在床上，有可以调整的帆布靠背，前面放着可以调节的读写小桌，外加一台经过变压器插入普通电源的录音机，一手拿着放大镜，另一手拿着话筒，一副无忧无虑的现代女郎的架势，颇像卓别林借助一台精巧的机器在啃老玉米棒子。”
思成打开了那台录音机，转动的磁带上，录下了许多朋友们的问候。让全家人感到十分有趣的是，播放出来的这些声音全都失了真：“……我们确实听到了录在磁带上的各种问候，但是全都不对头了。思成听起来像梅贻琦先生，慰梅像费正清，而费正清近乎保罗·罗伯逊。其中最精彩的是阿兰的，这当然在意料之中。我非常自豪，能收藏一位专业艺术家的‘广播’录音。不过迄今我还没有按这机器应有的用途来做什么，只是让孩子们录些闹着玩的谈话。我觉得好像乾隆皇帝在接受进贡的外国钟表。我敢说他准让嫔妃们好好地玩了一阵子……”
1947年10月初，林徽因住进医院，进行手术前的全面检查。
医院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的。每天照例的查房、检查、量体温、服药。白色的病房、白色的走廊就是徽因活动的全部空间，这白色的空间让日子变得单调而缓慢。再加上徽因的病情十分不稳定，时而发烧，时而又检查出别的并发症，手术的时间一拖再拖。最后病情终于稳定了，天气却又冷了，还要等到医院来暖气才能决定手术时间。徽因感到极度的烦闷和焦躁，她希望无尽的折磨尽早有个结果，无论结果是好是坏。
她在诗中宣泄了自己的心情：
我病中，这样缠住忧虑和烦扰，
好像西北冷风，从沙漠荒原吹起，
逐步吹入黄昏街头巷尾的垃圾堆；
在霉腐的琐屑里寻求安慰，
自己在万物消耗以后的残骸中惊骇，
又一点一点给别人扬起可怕的尘埃！
吹散记忆正如陈旧的报纸飘在各处彷徨，
破碎支离的记录只颠倒提示过去的骚乱。
多余的理性还像一只饥饿的野狗
那样追着空罐同肉骨，自己寂寞的追着
咬嚼人类的感伤；生活是什么还都说不上来，
摆在眼前的已是这许多渣滓！
我希望：风停了，今晚情绪能像一场小雪，
沉没的白色轻轻降落地上；
雪花每片对自己和他人都带一星耐性的仁慈，
一层一层把恶劣残破和痛苦的一起掩藏；
在美丽明早的晨光下，焦心暂不必再有，——
绝望要来时，索性是雪后残酷的寒流！
——《恶劣的心绪》
在这首诗的最后，林徽因注上了时间：“三十六年十二月病中动手术前”。
她的诗很少这样郑重其事地详细注明写作的时间。在这里署上时间，实际是一个注释，是为自己的生命刻下的一个标识。
这一年的12月24日，林徽因做了一侧肾切除手术。手术前，许多人来看望她，金岳霖、张奚若、沈从文、莫宗江、陈明达……他们之间的了解到了一个微笑、一个动作彼此都能心领神会。他们宽慰着徽因，嘱咐着徽因，但又都揪着心：徽因的体质那么弱，她能承受这样的大手术吗？
徽因却显得十分坦然，她像平日一样和朋友们开着玩笑，关切地问询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她用轻松的口吻向远在美国的好友费慰梅诀别：“……再见，最亲爱的慰梅。要是你能突然闯进我的房间，带来一盆花和一大串废话和笑声该有多好。”
徽因的手术成功了。只是她的体质实在太差，术后伤口长时间不能愈合，让医生伤透了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