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鲁迅开拓文学人生路

黄源，1906年出生于浙江海盐的武原镇，就读在教会办的嘉兴秀州中学，打下了较为扎实的英语基础。后几经辗转来到上海，住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家。

1927年10月的一天，在劳动大学编译馆工作时，他第一次见到鲁迅，并为鲁迅讲演做记录。过了几天，鲁迅又被邀去上海立达学园讲演，他又担任记录工作，而他与鲁迅接触最密切的时期，该是从就职于《文学》、《译文》开始的。《文学》创刊于1933年7月1日，编委会有鲁迅、茅盾、郁达夫等十几个人，黄源当编校。《译文》则创刊于1934年9月16日，鲁迅主编了3期以后，笑着对黄源说：“你已经毕业了”，便把编辑任务交给了黄源。

让黄源至今难忘的，是唯一一次向鲁迅赠书的事。自从黄源认识鲁迅以后，他就经常收到鲁迅的赠书。礼尚往来，黄源也很想作些回赠。其时，鲁迅正打算翻译《果戈理选集》。一天，黄源在上海静安寺路的一家外文书铺看到了一部德译本《果戈理全集》，共6本18元钱，他就买了下来，并在第一卷扉页上写下了“鲁迅先生惠存”字样。鲁迅十分高兴，欣然接受了赠书，但考虑到黄源的经济情况，无论如何要还给书钱。你推我辞了半天，最后，双方作了这般妥协，鲁迅接受签了字的一册，其余5册照付不误，还了黄源15元钱。

黄源最后一次见到鲁迅是1936年10月14日。原来，鲁迅一直身患重病，黄源听说那几天虽然发烧不退，但精神不错。那天，是黄源把一位日本朋友的一尊高尔基雕像转交给鲁迅。鲁迅拿起雕像，仔细端详后对黄源说：“雕得不赖，很像。”这时，鲁迅的爱子海婴走到书桌的一端，又从椅子爬到书桌上，连声说：“这是爸爸。”“我哪里配得上呀！”鲁迅摇摇头和蔼地说。“你猜是谁？你知道，高……”许广平站在书桌旁，抚着海婴的头启发道。“高尔基……高尔基。”海婴伶俐地笑答。鲁迅坐在藤椅上，仰望着海婴，回头对黄源说：“高尔基已被他认识了。”

1936年10月19日清晨，当许广平托内山书店的伙计把鲁迅去世的噩耗告诉黄源时，黄源立即奔往他常去的鲁迅二楼卧室，伏在先生的遗体上痛哭不已。出殡时，黄源送鲁迅的遗体到万国殡仪馆，以后又紧跟着鲁迅的灵柩来到墓地，亲手扶着灵柩送入墓穴。可黄源始终不信，鲁迅真的已经死了。他常说，鲁迅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走近陈毅　带笔从戎志报国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黄源因父亲病故回家料理后事。这时，上海已沦为“孤岛”。他安葬好父亲后，已无法返回上海。于是，1938年底，黄源就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皖南新四军军部。

黄源认识陈毅是在1939年初。其时，陈毅只带一个班，因腿受伤，骑了一头黑驴行进。黄源跟随陈毅走过茅山地区游击根据地，一路走，一路谈。有时候住在破庙里，有时则住在老百姓家里，且往往与陈毅共睡一床，无所不谈。陈毅谈他的童年，谈到法国留学，谈到中央苏区工作。

在皖南，黄源曾任军部文委委员兼驻会秘书，主管文学创作和编辑出版工作，并主编《抗敌》杂志的文艺部分和《新四军一日》、《抗敌报》的文艺周刊。其时，陈毅也常常给《抗敌》杂志写稿。他用“绛夫”的笔名写了《十月十五日》一文，作为《新四军一日》的特辑，发表在《抗敌》杂志的《文艺专号》上。

与陈毅再次见面，是在皖南事变以后。1941年1月12日傍晚，我军石井坑制高点被敌军突破，黄源与军部首长叶挺、项英等走散。叶挺以为黄源“阵亡”了，后来还在狱中秘密托人送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黄源亦死于这次皖南事变。”为此，《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忆黄源》的悼念文章：“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说鲁迅先生的高足、《译文》杂志的主编黄源先生在皖南突围中牺牲了……”其实，当时黄源并未阵亡，他突围出来以后，几经周折到了上海，后又通过许广平和新四军办事处取得联系，赶到了苏北根据地。陈毅见到黄源时，颇感意外，继而笑声朗朗地说：“我们真以为你已经尽忠报国了哩！”为此，他还特地向黄源赠送了一盒雪茄烟，以示对黄源“死而复生”的“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