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还天生不會说谎。那个时候，别看家里缺钱，可是农具倒很齐全，老有人来借，明明在家里放着，父亲却说没在家，说早被借走了，这个时候，妈妈往往举着农具走出来，说没被借走，在家呢，结果来人扛着农具高高兴兴去了，父亲跟妈妈却又干上架了，干得多了，妈妈就有了对策，让那些借东西的等父亲不在家时再来，可是那些借东西的人偏偏不配合，总是把农具使坏了才还回来，往往是妈妈还没修好，就给父亲发现了。

九六年，三姐得了肠癌，要手术，医生说生死不保，就把妈妈接去了，一路上，几个姐姐反复教妈妈骗三姐说不是癌，是息肉，小手术，可是一见三姐妈妈就变了，抱住三姐放声大哭，说女子呀，你咋得了这种绝症呐？一句话，三姐死活不肯上手术台了，不过最后还是听了妈妈的，乖乖地做了手术，说看在妈妈实话实说的份上。九七年三姐再次复发后，在床上跌滚，我们都劝三姐要挺住，说她會好的，妈妈张嘴却说，女子呀，你实在不行就走吧。一句话让三姐哭得死去活来。最后三姐走了，服了毒，我们都很气愤，要跟三姐夫算帐，被妈妈阻止了，妈妈说算了，说三姐夫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上大学时，脾气越来越跟父亲一个德性了，倔，还不爱说话，两片嘴皮子总是顽强地闭着，很不讨同学们的喜欢，我就更恨妈妈，嫌她给没给我生一副柔弱可人的好脾气。大学就在我们汉中，不远，每周末都能回家，我进了门也不叫妈，漫不经心甩着包说我回来了，妈妈就乐巅巅跑出来去给我端好吃的，第二天走时也不叫妈，拿了包说我要走了，妈妈就忙着给我取生活费。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进母校教书，我对母校深恶痛绝，因为我在那里早恋过，被罚请过家长，挨过打，所以就偷偷告诉妈妈我要去北京闯，妈妈大睁眼睛问我北京在哪儿，在妈妈眼里，毛主席跟周总理住过的地方肯定遥不可及，远在天边，我说不让我去我就再寻短见，吃老鼠药，或者跳河，妈妈怕了，背着父亲给了我三百块钱，我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接着我要结婚了，远嫁北京，妈妈一句话不说，就是擦眼睛，想跟老公说说话，可是语言不通，就那么默默地拉着老公的手，久久不肯松开。我和老公走那天，在二姐家大聚會，也就是为我们饯行，妈妈看不出难过，木木地，最后也没送我们，一个人留在楼上，后来姐姐在电话里告诉我说她们回来时妈妈已经哭瘫在地上了，说一下子走那么远，将来生孩子咋办呐？

我结婚后，第一次给妈妈寄了1000块钱，妈妈捧着钱团团转，说这么多钱，怎么花得完？我打电话回去，妈妈的耳朵不好使，老听不见我说什么，父亲就夺了电话，骂妈妈浪费我的电话费。后来在给二姐打电话时，二姐说妈妈很是羡慕人家能收到女儿的来信，我就开始给家里写信，可是总是无话可说，老是那句：我很好请二老放心，请二老多保重。我寄回去的钱妈妈都舍不得花，存着，说等将来我生孩子她好来北京看我，可是婚后由于我身体不好，一直没要孩子，妈妈也没能来成北京。妈妈知道我身体不好后，总是劝我别背包袱，说會好的一定會好的，说如今医学这么发达。后来姐姐们告诉我，妈妈做梦都想到北京走一趟，看看天安门，可是怕给我添麻烦，还说她的一双解放脚會给我丢脸的，让我公婆看不起我的。

婚后，我跟老公两个人的小日子过得甜蜜，就没想过要回老家，99年夏天，二姐在电话里说篮子你该回来看看了吧，我这才想到回去。回到老家那天，妈妈拄着拐棍站在村口接我，我第一次见到妈妈拄拐棍，吓了一大跳，说妈妈你怎么老了，妈妈笑了，说傻女子，你都多大了？一句话让我哑口无言，第一次发现妈妈老了，头发白了，背弯了。回到家后，妈妈无意挽了一下裤腿，我发现妈妈的腿细得跟麻杆儿似的，我惊叫起来，说妈妈你的腿怎么那样？妈妈平静地笑了，说她的腿不是一直就这样吗？我蹲下身子，摸着妈妈麻杆一般的腿，久久说不出话来，心里却百般感慨，妈妈用她这样的一双腿，养大了我们那样一窝孩子啊。想着想着，泪水就止不住在心里涌流。

我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带妈妈去医院检查身体，风湿性心脏病，医生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药不离身。接着姐姐们都赶回来了，妈妈当场提起了给她缝寿衣之事，说我回来一趟不容易，姐姐们都很奇怪，曾多次跟妈妈商量给她缝寿衣的事，都被妈妈反对了，这次妈妈怎么主动要求了呢？现在想起来，妈妈那时已经知道她将不久于人世了吧，可当时我们只顾沉浸在姐妹重逢的喜悦中，谁也没在意妈妈。说缝就缝，头一天去买布料，第二天就给给请来了裁缝，那是周末，姐姐姐夫和姐姐们的孩子都来了，很是热闹，可是忙怀了妈妈，天天变着花样给做好吃的，只是那时我们都远离了农村，口味都变了，特别是姐姐们的孩子们，都叫着说妈妈做的饭难吃死了，我不说什么，但总是吃得很少，妈妈看在眼里，不停地抹眼泪。吃完饭我们姐妹在屋里玩麻将，谈天说地，妈妈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着洗碗，小山似的一堆碗。

缝完寿衣我就要走，妈妈也不挽留，只是说知道我在北京城里时间长了，回来住不惯了，委屈我了，走的时候，天下着雨，我直接把车叫到了家门口，车走了好远，妈妈还在后头跟着，当时我一心想着和老公相见，归心似箭，就胡乱朝妈妈挥了挥手。

回到北京后，我只给妈妈打电话报了个平安，之后，就一直没跟联系，直到“十一”前夕，我再往家里去电话时，父亲说妈妈早在一个月前走了，当时，我一句话没说，放下电话，只有一个念头，回去，看妈妈，可无奈已是晚上，我倒在床上，等着天明，那一夜，我没合一下眼，眼睁睁望着窗户，盼着天快些亮，第二天醒来，我满嘴亮泡，嗓子也坏了，说不出话来，这是我以前和后来从来没有过的。我直奔火车站，买票回家。坐了近三十个小时的火车后，我终于回到了家乡。村口再也见不到妈妈在那里迎我的身影，我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径直扑向妈妈的墓地。妈妈静静的躺在那里。我跪下去，想着三十多年来我从来不曾为妈妈做过一次饭梳过一次头，甚至是给倒过一杯水啊，我泪如洪流。父亲闻讯赶来，将我拉回了家。父亲交给我一个红布包，说是妈妈留给我的，我打开一看，却是我寄给家里的所有信件，其实还不足十封，而且每封信的内容都超不过八十个字，我捧着信，再次泪如雨下，第一次对父亲大发脾气，问他为什么妈妈病危时不通知我，父亲说不光没通知我，连姐姐们都没告诉，妈妈说她反正到岁数了，该走了，再说她一天两天咽不了气，让女儿们都回来守着她，那多耽误功夫。

从此，我就改变了对妈妈的称呼，每当单位同事说起自己的母亲时，我总是妈妈长妈妈短的，同事们都笑我矫情，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还叫妈妈，可是我知道，这份矫情，我这辈子是挣不开了，挣不开了。

今年清明，给妈妈立碑，恰值下雨，我穿得很少，姐姐们怕我被冻坏了，都劝我去父亲的住处暖和，等完工了再来给举行仪式就行了，我没去，我一直在冷风里站着，从清早八点站到了天黑，嘴唇冻紫了，脚也麻麻地，完工后，给妈妈磕头，姐姐们都让我免了，要架着我离去，我咆哮着说我要给妈妈磕头，我要给妈妈磕头，姐姐们都给吓坏了，纷纷往我跟前的地上铺雨布，我扯开雨布，一头跪在泥水里，脑袋在泥水里撞得砰响，给妈妈磕了三个头，用尽了我一身的力气。

前不久的一个晚上，我去家门口的菜市场买菜，回来时看见一对母女，手拉着手一起走，我忽然心里软软地，就跟在她们身后，一直跟了半个多小时，母女两同时转过脸来，瞪着我说：你老跟着我们干吗？我望着她们，愣愣地，唤了一声：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