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意识形态隔绝被打破之后，38年的两岸隔绝所带来的彼此文化差异之争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客观地说，台湾比较完整地继承了传统文化，而我们大陆的传统文化从大陆人的思想意识到历史遗迹都已经在历次“运动”中被毁得体无完肤。尤其是历史遗迹，几乎现在所有中国传统的东西，都是“山寨”版。要不是长城与故宫契合了当时执政者的传统顾忌，可能也会被那汹涌的红流从地球上抹去。然而所有历史遗迹中，最为久远的不是古迹，不是被削足适履残留传统文化，而是汉字。

世界上所有人类文字中，集艺术性与工具性于一身的文字，恐怕没有哪种文字能与汉字相媲美。即便不写成文章，许多汉字，本身就是历史的片段。许许多多汉字，就是一个个历史故事。所以用汉字写文章，就是用悠久的华夏历史在说话。

近年来，汉字的简繁之争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并伴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加大，这种争端已经开始国际化。其实汉字的国际影响早在二百来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而汉字简化现象，从南北朝起也有千余年的历史。可是权利推动下的汉字简化，还是始于太平天国。随后，中华民国、中共控制的解放区都曾有过汉字简化的举动。可是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莫过于“新中国”强权推行的汉字简化。

所以，有一个事实世人必须清楚。那就是简化汉字是当今世界使用人数最多，影响日渐加深的文字。简化汉字在大陆被强制推行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占据华语世界的统治地位。所以，废弃简化汉字，恢复繁体字，是极其缺乏理性的观念（如果你反对汉字简化，又没有耐心看完这种观点，就更说明反对汉字简化是在维护文化特权）。

应该客观地讲，大陆汉字简化是“中国特色”的产物。存在着草率与质量问题。可是余个人认为，汉字简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世界其他古人类文明与我们这个唯一一脉相承的古文明一样，文字都曾经是少部分人的特权。尤其是繁体汉字，是属于超越人类主观意识的特权产物。在民主文化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当今世界，文字的艺术性越来越让位于其工具性，能否被大多数人学会并运用，成为汉字沿革的决定性因素。

当然，这并不是说汉字简化的诸多弊端就应该听之任之。汉字简化，不能只听读书人的意见。因为汉字是属于所有华人的。大多数读书人当然会捍卫繁体字（台湾与国际上叫正体字），一般来讲，谁会愿意放弃自己已有的特权呢。同当今改革开放产生的新权贵一样，是否改变特权，征求特权者意见，就同今天特色体制集运动员与裁判员于一身的国情，大家待遇都一样了，能够熟练运用汉字的人普遍存在了，就等于剥夺了“特权者（原本与文盲、半文盲相对的识文断字的读书人）”的特权。因此让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去研究汉字该不该简化，必将跟当年大清变法一样，会遭到体制内（已经掌握繁体字的人）“举国”的反对。

余能够熟练阅读繁体字，用繁体字写东西虽然没有用简化字那么熟练，却也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从文化的角度，繁体字本身不用写文章也的确就是一种内涵深刻的文化。华夏文明的传承，繁体汉字功不可没，无可替代。然而历史发展到当今时代，繁体汉字的工具性上升到与其文化内涵同等重要的高度。汉字简化势在必行。

汉字简化，于华夏子孙与世界其他各民族有着不尽一致的目的。对现行简化汉字影响较大的因素，除内部因素外，“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国际关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前苏联直接间接地对华汉字简化的推动，是汉字简化的重要外部原因。只是这种外部因素与我们的内因产生了共鸣，才导致简化汉字今天的主导局面。

“汉字简化”是前苏联推动汉字简化进而拉丁化的重要过度步骤，系前联对华殖民思维的反映。前苏联领导人，顾忌中国传统文化对被殖民的抵制，想从汉字简化上切断传统文化的独立性，所以有目的有组织地推动中国汉字的简化。记得上学时曾经有种说法，要用拼音取代汉字。当时没有与国际接轨一说，但记得传说的理由之一就类似今天的与“国际”接轨。但客观地说，这并非今天所使用的简化汉字由来的决定性因素。导致今天简化汉字局面的是内因。不过这并不是此文所要探讨的。

汉字的功能是文化传承与信息交流，兼有艺术性与工具性。可你能让所有人都成为艺术家吗？恐怕想让所有人懂点艺术都很困难。在近年来一些国际研讨会上，有些学者、专家用知识分子与按劳动人民谁使用汉字多，来批驳汉字简化的动因“学起来难度高，不易掌握”，这堪称特权观念在文化领域的反映。还有学者、专家用大陆文盲程度比台湾高说明大陆汉字简化利大于弊，这简直是对专家、学者荣誉的亵渎。大陆的文盲率是意识形态的结果。同等条件下（相同智商的学习者在相同的学习环境里学习相同的内容）会是这种结果吗？即便你把形声字的规律教给那些世代文盲的子弟，能收到专家、学者所体会到的效果吗？以台海两岸文盲率说明简化字阻碍扫盲，缺乏逻辑的严密性。是“回字有几种写法”的本事。

当今反对汉字简化的专家学者所提到例证，只能说明汉字简化的质量存在问题。并不能说明汉字不应该简化。繁体字作为国学文化艺术传承的载体，不应该废弃。可这与汉字简化，强化其工具性，没有必然联系。当今青少年与他们的父母看不懂繁体字，的确是汉字简化矫枉过正的结果。

某泰斗级国学大师说：“汉字用了几千年没听说难，忽然到了现代变难了”。并考证汉字难的说法早先来自日本。是日本近代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提倡脱亚入欧，维新派不再崇奉儒家文化，才诉说汉字的繁难。留日的知识分子钱玄同、鲁迅、陈独秀也跟着鼓吹。并以日本人创造了“假名”，汉字在日文里也没有废止来佐证他们的观点。

难怪现在中国大陆的大师常常被讥讽，毋庸其他例证，就以子之矛，攻子之说。“汉字几千年没有听说难，忽然到现代变难了”，难易是对比的结果，几千年来，有哪种似汉字一样广泛使用的文字被国人所熟知？没有对比自然就不存在难易。繁体汉字不是到了现代“变”难了，而是汉字在世界文化的交融中与其他文字比较的结果。日本人创造“假名”，并没有在日语里废除汉字，可是把日语里的汉字列出来，让大家看看，有多少是在用繁体汉字？常用的日语里又有多少繁体汉字？作为学者，要对自己的观点提供翔实的例证，以个人的好恶信口雌黄，是对文化的亵渎。

拿出那些缺乏严密逻辑的所谓论据，认定汉字简化弊大于利过于武断。“几个形近字难以区分、简化汉字破坏了某些字体的对称美”，更是荒唐。难以区分的汉字以前就有，虽然汉字简化后的形近字使用频率远远高于原有的形近字，是汉字简化的一个不足，但以此掩盖其书写难度降低也是有失公允的。用文革等历次运动对汉字书写的吹毛求疵证明简化汉字的书写难度，更是脑残。如果我们不能走出那种悲剧的误区，有难度又岂止是简化汉字的书写。

当下运用的简化汉字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偏旁易混字，应该恢复部分汉字组合，例如“设”与“没”易混淆问题，可以把“设”简化为“設”，恢复“言”作为汉字的言字旁。有人说那不是简化，岂不成了繁化了么，这是对汉字简化的一个误解。汉字简化，是简化整体汉字的使用难度（包括识与写）将易混淆的字添加明显区分信息，仍是种简化。其他如“仑与仓”之类不常用，或者其中一个不常用的形近字，就没有必要再重新修订了。因为有许多形近字在使用过程中，是需要与其他字组成词的，与其组成词的那些字，就降低了易混淆字的辨识难度。只把“没与设”等组成词后仍易发生歧义的少部分字重新修订就好（“没有”与“设有”意思正好相反）。至于简体繁体并用，造成出版浪费更是不适合当前信息交流的新形势。现在看书的人越来越少，电子版书籍渐被大众接受。文字改革必须正视，广大文化素质低，智力水平平平的普通民众。关于如何对待这种问题，后面还要具体地谈到。

母语教育，应该兼顾工具性与艺术性。将繁体字阅读作为语文课必修内容或者作为艺术纳入美术课范畴。在汉语等级考核中，设置繁体字阅读。不能熟练阅读常用繁体字的压低等级，不识繁体字的，不能从事与文字密切相关的职业。繁体字的工具属性，在信息时代印刷革命下，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形式，其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被继承发展。繁简并行强化汉字的工具性。如今在台湾基本渐达成印刷体（繁体）与手写体（简体）并存，沿用古人识繁写简，繁简并存的意识。这种观念应该为大陆文字改革所吸取。这也符合世界上其他文字印刷体与手写并用的规律。

简繁并用时代，经典书籍应该采用繁体印刷或者发行繁简两种版本。大众娱乐性的文学艺术书籍，可只发行简体版本。需要发行繁体版的经典书籍并不是很多。一种文化，并不是把它印刷到纸上成书就意为着被继承了。还必须为广大民众所熟知，影响度越广泛，被继承的就越完整。倘若真是经典书籍，发行繁简两种版本也是有价值的。信息无纸化交流，繁简就更不是问题了，轻点鼠标繁简由人。

商业牌匾允许使用繁体字，工商注册一律强制使用繁体。商业合同以繁体作为规模化字体，但产品说明统一使用简体字，以便使消费者能够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任何文化要想得以传承，离开商业化，就很难完整地被后人接受。

余个见，繁简字体并用是比较理性的选择。亦符合汉字的传统。汉字在简化过程中，砍掉了大量的词源的信息，是汉字简化的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最后一批被废止的简化字，这方面的问题就更严重。可因此废止大陆现行通用的简化字，社会代价更大。况且如果汉字繁简并用，沿用古人的识繁写简的理念，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简化汉字的词源信息，也可以象英语等字母文字，以字根的形式传递词源信息一样，用词的形式来替代单一文字传递词源信息。尽管这不能象繁体字那样完整地反映出词源原貌，却也保留了繁简字体之间的内在联系。时下最重要的是，统一两岸简体，两岸共同对汉字进行新一轮简化。并在文化出版上达成繁简并用识繁写简的共识，以便扫除大陆遗弃繁体字的弊端与华人世界反对汉字简化的酸腐。续接汉字简化过程失误导致的文化断层。华夏文明几千年传承至今，文字对统一的作用仍将成为今后长期凝聚华夏子孙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