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二年级时，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一座石桥。有一天正走过桥头，啊！吓得我心惊肉跳、毛骨悚然。我掉头便跑，想回头看看，但是再也不敢回头，心里扑通扑通地不断跳着。

孩子走路都喜欢走那些起伏不平或是坑坑洼洼的地方，我也是。儿时不爱走中间平坦宽敞的地方，偏爱走路旁挨着墙或者栏杆走，有颗石头也要踩踏一下，有时路旁有石级，便要从石级的这头上去再从石级那头下来。不象成年尤其老年以后，尽挑宽敞平坦的地方走。

儿时就是那么的不怕麻烦，比如路边竖着电线杆，电线杆和墙之间只有窄窄的空隙，就宁愿从那电线杆背后窄窄的空隙挤过去。经过小巷时，还常常张开手，手指顶着墙，象是在墙上划线，一路划过去。

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一座石桥，叫做水东桥，过桥时候不走桥中间，爱沿桥边的栏杆走，手指也是顶住石栏杆上“划线”。

桥下面的河水真美：日出清波闪似火，春来滔滔绿映蓝，我喜欢望河水的清彻透亮，从桥上往下望去能看见水里游来游去的鱼，鱼时时住上蹦，激波逐浪。那些鱼好大，住上蹦的时会掀起一阵阵响声和四溅的水花。

河岸边有妇女洗衣和洗菜，她们用棒槌槌打着衣服，嘭嘭嘭！还有人挑水，有人钓鱼，有人洗刷别的东西，有带篷的船只从桥下通过；听得见船桨的咕嘎声，船头冒着细细的炊烟，还有光屁股的男孩在船头嬉戏。  

夏日的河里有男人和男孩玩水，小孩多是光着屁股，互相追逐着打屁股打水战，白色的水花飞溅。我挺羡慕的。奶奶不让我下河，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快乐。

这一天，我在桥中间看过一阵以后，照例用手指在桥栏杆上“划线”。走到桥头时看见桥柱上吊着一只土箕——啊！那土箕把我吓了一大跳，我拔腿便跑，边跑边喘气，时时回过头看看。

土箕里是什么吗？是颗人头，没看清是男是女，只看见血丝呼啦的。我象触电一样被弹开了。后来听说是土匪的头。以后便不敢再走那桥边，尤其不敢在桥栏杆上划线。

难得走那桥旁边，便老远就望望，桥头有没有挂个土箕子才走。看见有土箕便离得远远的，想看又不敢看。一次只见土箕的面上有些青草和树叶，隐隐约约有人头。大慨是好心人怕吓着孩子，抓些杂草树叶遮住。

听说土匪该是青面獠牙、一脸横肉、鼓着眼晴、满头长发。听大人说，那土箕里的人倒是清瘦文弱，不像是明火执仗、杀人越货，和打家劫舍、烧杀奸淫的土匪。不是土匪为什么把人头挂这里呢。

我还看见过犯人行刑前游街示众。五花大绑，刽子手一脸杀气，执着大刀。前面有人吹着小号，尖利刺耳的声音令人惊恐。

号声嘀嗒一响，街上的人便四面奔跑，一片混乱，有人往前挤，也有人往后退，往远处跑。挑卤肉和小吃担子的人跑得最快。听说是怕犯人要吃，吃了没有人“买单”。 

看见过一个犯人弯腰驼背，看不清脸，若不是两人拽住，一定早瘫倒在地了。有人说，那是打家劫舍的土匪，没那种“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豪迈，和“二十年后又一条好汉”的凛然和气宇轩昂。

概念和名词都是随着历史、政冶、社会而变。盗、匪白古以来不断，有的是占山为王，路过者留下买路钱；有的是零敲碎打，弄几个吃饭钱。有的则是凛凛然面向统治者的政治势力斗争，为了生存也聚积财富，但是不打穷人的主意，专劫富人的钱财。他们的事业如果发达了，自然就没有盗匪的帽子了。如果被抓住，便也会把脑袋吊在城门口或桥头示众。

那地方常有抢劫的事，街上做生意的常有人只穿一条短裤衩回来。看见过一个街上的老板，胖乎乎打着赤膊回家。那里山路陡峭，不遇上土匪也常常会翻车，还不止一次看见缠着白布抬回家来的。

五星红旗升起的第二年我曾路过那里，司机叫我们下车步行。我战战兢兢的爬过了那个山包，在山冈等了好一阵，汽车才喔呜喔呜的爬上来，心里一块石头落地。我当时才十五岁，没什么被抢的，总不至于把我抢去当小土匪吧。但还是非常害怕。

快六十年过去了，那山坡早就不要步行，火车快要通了，非常安全。现在再不必把吓人的东西吊在桥头。桥也比从前宽敞了许多，孩子们可以大着胆子走过去，像我那样在桥栏杆上“划线”都可以。

现在也没人敢占山为王要人家留下买路钱。不再有什么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替谁的天行道？

可惜那条美丽的河几乎成了污水沟，再没有鱼儿蹦着，再欣赏不到绿波东流，再没有“日出清波闪似火，春来滔滔绿映蓝”，再没有小男孩在水中戏嬉，再没有带篷的船只从桥下通过，只是有了宽阔的街面，高耸的楼房，五彩缤纷的广告，换了另外一种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