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钱学森的谢世，是激情爱国时代的终结，那么2001年黄万里的驾鹤西归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绝尘。目前网络里关于黄万里的资料很多，其中大部分是不惑之年以上的国人所熟知的。可是由于中国的特色，年轻的同胞们并不知道这位极具中国传统品格的老人。今将此文奉献给年轻的中国人，希望黄老先生的高大形象，能够为后生们指引人生。

黄万里，生于上海，祖籍为原川沙县，是著名教育家、革命家黄炎培第三子；1924年黄万里入无锡实业学校学习，1927年进入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1932年毕业。1933年任杭江铁路见习工程师，1934年赴美留学，1935年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37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是第一个获得美国工程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1945年回国，在南京出任水利部视察工程师。1947年至1949年4月出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1949年3月，赴香港。1949年4月至上海，5月辞去兰州职务，经广州到香港。1949年9月到沈阳，出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0年6月回到唐山交通大学任教。1953年被调至清华大学任教。在随后的数年间，他编写了重要的学术专著《洪流估算》和《工程水文学》。

新中国建立，百废待兴。尤其是水利，直接关系着国计民生。兴修水利本来是造福于民的善举。可是在水利建设中，一些当政者，为了迎合上意，把中国古代的“圣人出，黄河清”的论调搬了出来。在那个政治统帅一切的年代，谁敢反对缔造“圣人”的工程！

1955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同月，中国水利部召集学者和水利工程师70多人就已开工的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进行讨论。黄万里是唯一秉承科学家的良知反对建造三门峡水库的与会者，并“舌战群儒”与其他专家在会上进行了七天的辩论。

当时的中国科学技术比较落后，帝国主义国家又封锁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许多工程都要依赖“苏联老大哥”，1950年，黄万里成为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一员，1955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决定上马庞大的三门峡水库工程。可是苏联派来的专家都是搞工程的，他们不懂水文，也不了解黄河，而当时国内的水利专家，人大与政府，除了黄万里，居然没有一个人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最后三门峡工程上马，黄万里则因言获罪。

然而不到两年，所有他预警的灾难——潼关淤积、西安水患、移民灾难，一一兑现。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这一切几乎都在黄万里的预见之中。其实，黄万里只是本着科学家的良知，说出了关于黄河及泥沙与三门峡大坝问题的科学的真话，可是他被非民主决策击败了，他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被“伟大领袖”给定了性——“这是什么话”。

1969年被下放江西鄱阳湖劳动，1974年被揪回清华大学批斗，并在此期间完成《论治理黄河方略》。在困境中，黄万里既没有走上绝路，也没有放弃独立人格，当年清华校党委宣布他是“右”派的时候，黄万里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黄万里的一生都和万里江河连在了一起，1971年，面临绝境的黄万里自以为不久于人世，他留下的“绝笔”是“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这位把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江河的人，江河有知，当把他引为知音吧。

虽然此后的无数事实都印证了黄万里的判断：三门峡大坝建成之后，渭河变成了一条悬河，黄河每年要断流100多天，而大水更是时时威胁着陕西省。2003年陕西省5年一遇的小洪水竟然酿成了50年一遇的大灾，225万亩良田绝收，500万人受灾，这一切，不能不说是三门峡水库的原因。而此时的黄万里，已经不能再面对这条他情牵一生的大河了。

三门峡大坝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而工程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40亿元。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特别是从1959年以来，中国进入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发展出现大倒退，一些农村出现饿死人现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门峡工程跟原子弹试验工程一样，得到中央政府财政上的特别优先保证。如果把这40亿元用来购买救灾粮，至少可以获得800亿斤粮食，这些粮食足以挽救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

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相当现在的一千亿以上），还涉及到40万多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人来回迁移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高官都为之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

黄万里在他的治黄策略中提到:“黄河乃是全世界最好的利河，今人把它看成害河，实为我水利学者的耻辱。它水少沙多，历史上南北漫流形成25万平方公里的黄淮海平原，全球最大的三角洲。我祖先修了两堤，逐步加高成为悬河。今人恐惧洪水，不敢修闸分流，不知它正是一条自流淤灌的总干渠，足以解决华北平原缺水缺肥，恢复南北大运河。”可是其科学的结论，却因人为的因素，至今未能得以完全实施。

1980年2月26日，在度过了22年半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决定只有短短几行，称：“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20多年的冤屈镇压，黄万里仍没学会看政治风向表达学术观点。从上三峡大坝的消息传出后，黄万里就先后给众多国家领导人上书，不遗余力地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

他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沪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他的结论是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应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

此外，从国防的角度看，大坝建起来后无法确保不被敌袭，也很不安全。黄万里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同时，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建议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分专题公开讨论，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教授没有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他数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是这些信件都泥牛入海无消息。

他的认为长江三峡不易建坝的理由如下：

1.长江上游影响河床演变作为关键的造床质是砾乱卵石，不是泥沙。修坝后原来年年逐出夔门的砾卵石将一粒也排不出去，可能十年内就堵塞重庆港，并向上游逐年延伸，汛期淹没江津河川一带。

2.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在全球为第一，不是某些人说的第六。中国所缺的是有水处的耕田。水库完成后淹地五十万亩，将来更多，用来换取电力，实不可取。详见《论降水川流与水资源的关系》。

3.三峡电站经济可行性考虑到卵石沉积是不成立的，它比山区大中型电站要贵两三倍。报告中的经济核算是错误的。十八年内只有支付，没有产出，也无以解决当前缺电的问题。

4.三峡水库对于长江中游防洪虽有帮助，但作用不大，而其代价是使守堤防洪时期加长，和利用的电能减少，实不可取。长江中游防洪当今迫在眉睫，除应加强堤防外，必须在堤身内建穴分流，长年送沙流向两岸，以淤高其洼地，并疏浚江槽。

5.估计三峡大坝蓄水后不出十年，卵石夹沙随水而下将堵塞重庆港；江津北碚随着惨遭洪灾，其害将几十倍于1983年安康汉水骤涨21米，淹毙全城人民的洪灾。坝区以上两岸直壁百米，石渣连同历年沉积的卵石还须船运出峡，向下游开旷之地倾倒。航运将中断一两年。

论经济效益，此坝每千瓦造价三四倍于一般大中型坝，其经济可行性并不成立。对比五年工期的大中型坝，设此坝施工期1995年至2010年，连续15年，按1986年物价，每年20亿元中浪费达13亿元，等于每年抛扔大海400万吨粮食。此举远比美国胡佛总统1931年只一次沉粮于海以示众，还要壮烈。完工后十年内陆续回收发电效益781亿元，未必能抵偿炸坝运渣，断航，及淹没损失。

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通过，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黄万里老人，在受冤屈与平反后弃置冷落的年代，本可以在家安享天年，也可以随子孙在国外享福。但他不顾当政者的恨与嫌，一心只要工作。他的理由是：“我是公费留学生，虽然是中华民国的公费资助，可也是中国百姓供养我学知识，我还没能报答他们。”

国家机器需要“标准件”，“独立思想者”如黄万里教授者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落马，或被弃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选拔上的“精英淘汰制”，这就为“好用听话”的“标准件”入选创造了条件。再经过“文革”对文化、道德的摧残，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逐渐占据上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黄万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三峡工程竣工，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据三峡工程防汛办提供的气象资料显示，“今年4月份三峡坝区天气复杂和剧烈变化程度为近50年同期所少见”。《中国三峡工程报》报道：“今年4月三峡坝区气候反常。气温并没随夏季的到来逐渐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4月末平均气温不足12摄氏度，4月中旬周边山区还出了较大范围的降雪，月内有3次降温过程，温差升降剧烈、颠倒错位的现象严重。另外，4月份全月降水量为236.5毫米，破坝区近10年降水量最高纪录，破宜昌地区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纪录。”

三峡库区地质环境复杂，暴雨、洪水频发，自古以来就多滑坡。三峡大坝坝址附近区域为坚硬的花岗岩，向上游则多以碎屑岩、碳酸岩为主，包括侏罗纪遗址的粉砂岩。地质容量、环境容量的天然不足，仅国土资源部查明的滑坡就有2490个。近两年我国南北气候反常，今年重庆地区大雨滂沱，多处发生山体滑坡。这些现象是否与生态上的变异有关，虽有待专家们继续观察论证，恐怕也无须久待。但至少与三峡大坝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2009年夏，受长江上游和本地强降雨影响，重庆主要江河水位也普遍上涨，长江寸滩段和嘉陵江等五条中小河流均出现超警戒或保证水位洪水。据当地水文部门监测，8月6日凌晨2时，长江寸滩站洪峰水位达到183.11米，相应流量56700立方米每秒，超警戒水位2.61米。这是2004年以来长江中上游出现的最大一次洪水过程。

强降雨天气导致重庆部分地区引发滑坡泥石流灾害。截至5日17时，持续强降雨已致重庆154万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12.3万余人，因灾死亡10人，失踪1人；农作物受灾面积63.6千公顷，绝收面积达4.4千公顷，万余间房屋倒塌，16000余间房屋损坏，当地因灾直接经济损失6亿8千万元人民币。其中，重庆铜梁、潼南、大足、北碚等区县受灾情况相对较重。

2009年8月6日，重庆水位达23.51米，超警戒水位1.3米，重庆港朝天门广场180平台120级台阶已经全被淹没。事实胜于雄辩，2008年南方雪灾、2009年四川、重庆地区罕见洪灾已经说明一切！

黄万里之痛也是黄河之痛，中华民族之痛，而黄万里的命运恐怕让黄河也不得不为之叹息。几十年来，这位中国最杰出的水利专家却始终不能介入水利工作的前沿。上个世纪90年代，三峡工程论证的时候，黄万里只有依靠自己几十年前徒步勘测时得到的数据，因为新的资料他无法得到！

黄万里走完了90年的人生旅程，这个时候，黄河还依然断流，而长江三峡也正准备着“旧貌换新颜”。

黄万里教授的一些学术观点和意见，常常不为人所赞同和理解，被斥之为“异端邪说”，遭到反对和批判，得不到公开发表和申辩的机会。有的在被历史证明确实是正确意见之后，仍然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当然，他的见解有的不无道理，有的也确有值得商榷之处。鲁迅说过，“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但是，一个完善的社会应当有充分的大度和包容。何况，在影响到国计民生、影响到子孙后代的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中，多一些对立面，多一些思考和论证，对于正确的决策和更加完善的规划设计，总是一件好事。而且有的问题认识正确与否，还有待历史的检验。如果学术上没有百家争鸣，只有长官意志和“一言堂”，必将堵塞认识真理的道路，阻碍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繁荣，最后受害的将是国家和人民。

不听马寅初的话，多生了几个亿；不听梁思诚的话，拆了半座北京城；不听黄万里的话，毁了中国的母亲河！

黄万里先生在去世当月曾对探望他的学生留下遗嘱，全文如下：“万里老朽手所书敏儿、沈英、夫爱妻姝：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年8月8日。”除了长江的水利和汉口安危，他没有提个人及家属一句话；他满腔的深情，火一样的大爱，全部倾注于祖国人民和他为之耗尽了毕生精力为之忍受了无限屈辱痛苦的江河。

黄万里教授的一生，不要名誉、不要地位、甚至不计较20多年的右派冤案，只要当政者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自己的业务领域把意见发表出来——从五、六十年代，他在流放改造的工地上等着；八十年代以后，在自己家中狭窄的书房里等着。他一次次投书报刊，没人登载；那就给管事的写信，从学校到“政协”到“人大”到“国务院”到“监察部”，直到党的总书记本人——没人理他……或者说，只有一个当权的人物客气地回信致谢——可惜不是他的同胞，而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黄万里老人走了，那种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坚持真理，不随波逐流，以毕生精力甚至生命捍卫信念的时代也随之而终结。那种骨体不媚，为真理而甘愿犯上获罪，生无可与语，死甘以青蝇为吊客境界也成为了历史。

 

注：

※1957年鸣放中一篇小说（《花丛小语》），把他推到“伟大领袖”钦定的深渊。当年七月，人民日报为“右派恶毒攻击”专辟的一栏的题头“什么话”，就取自毛泽东对他小说的批语“这是什么话？”。 

※1959年～1961年，由于政策失误导致中国在没有大灾之年，造成饿死几千成万人的灾难。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任《经济参考报》编委。香港《中国市场》杂志总编辑。著名学者，中共资深老革命家主办的《炎黄春秋》杂志社主编。根据亲自核实原始资料，当年因饥饿非正常死亡的保守数字在3600万。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及在最近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中，首次披露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的民众达3860万人。足见对于这个问题官方学者还是非常严谨慎重的。这个数字，大致相当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两场战争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总和。非正常死亡，除饿死的以外，还包括因为饥饿导致的疾病死亡，因饥饿造成的抵抗力下降而患病导致的死亡。

——此文大量史料来自于相关媒体，因为无法确定谁是原作者，无法标注具体出处，鄙人只是在整理后并加入个人论述。旨在让年轻人知晓那种中华民族曾经的骨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懂得科学精神的严谨。让科学屈从权力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