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年后，商品经济在洞庭湖里开始流通，那时，英国人在天津开办的纸厂到洞庭湖里来收购芦苇做原料，大量闯洞庭湖的农民便成了砍芦工人。由于藕池河通外湖，藕池河沿岸便成了芦苇的集散地，至清朝末年，藕池河中支沿岸便形成了一个芦柴码头——下柴市。

随着岁月的流逝，砍芦工人发现自己扛不动的农具，后辈们轻轻松松地就提起来了，过去一跃而过的水沟，现在不敢跨了，步履也越来越滞重，眼神也越来越浑浊……想着这些不明不白的事，他们蓦然发觉自己老了。终于有一天，他们挣脱了拐杖，从躺了很久的床上爬起来，从坐了很久的椅子上站起来，恋恋不舍地看了这个村庄最后一眼，然后，带着他们一生中所有的恩怨情仇、风光荣辱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

他们这一走，悲痛欲绝的情绪便在他们的亲朋好友中漫延，送别的鞭炮迅速划破村庄的上空，一曲曲悲凉的曲子在田间地头穿梭，一场村子里最隆重最繁文褥节的葬礼从此拉开大幕。他那颗疲惫的心终于平静地休息了，但是，整个村子里的人却为他忙上好几天，对逝者来说，这是他一生中享受到的规格最高也是最后的一次饯行。他默无声息地躺在那里，静静地听着、安然地享受着人们对他的跪拜和祷告，这种至死才能享受到的礼遇，会使他的灵魂得到些许安慰。

先是一个人走了，另一个人打了个愣，嘴里咕噜了一句什么，孤单的身影便如萧瑟秋风里枯黄的叶子悄然地坠落，接着越来越多的人跟着他们走了。我的父亲便是他们中的一员，那天，父亲极度虚弱，脸色苍白，双眼紧闭，张开嘴巴不停地喘着气。突然，他努力睁开眼，泪眼婆娑的母亲立即俯下身，大声地呼唤着：“老头子，你不能走啊，你走了，这么多孩子怎么办啊！”听到母亲的声音，父亲好不容易从喉咙底下含混不清地挤出一句：“我也不想走啊。”说完，父亲留下了告别的眼泪，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父亲原本也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人物，也曾帅气过、激昂过、荣耀过，然而，1950年发生的那场变故，让他从此脱胎换骨。那年一月，在下柴市发生了一起农民武装暴动，三千多农民以“征粮过重”、“干部强迫命令”等为由，对抗政府征粮措施，同时散发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传单。在一月二十三日晚上将征粮干部陈介凡残酷杀害，第二天清晨，又在万福桥包围前来制止暴乱的三区武装中队，抢夺枪支，打伤打死解放军多人。我的父亲被人吆喝着参加了那场暴动，谨小慎微的他没有挤进人堆，而是站在很远的地方观望事态的发展。暴动结束后，父亲顺手捡起别人丢弃的一支枪，并把它带回家。后来，因为这杆枪，让他带上了沉重的“帽子”，从此，恐慌、绝望、后悔如毒蛇般缠绕着他。

其实，父亲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没走远，更没有见到阎王，他们只是把家从原来居住的老屋移到了田间地头，搬到了他们耕种了一辈子的土地上。在这片曾经芦苇丛生的湖滩上，他们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汗水，播撒了太多的梦想和憧憬，他们曾像活着的每一个人，血脉一样流淌在村庄里；他们曾经出没在村庄的每一个角落，知晓每家每户的位置，叫得出每一位乡亲的乳名，过着简单的生活，收获着简单的幸福。也至于他们去世了，也舍不得离开这片土地，仍不舍昼夜地守护着这个村庄，保佑着这里生生不息的人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里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彼此都很熟悉，他们中有光着屁股一起在洞庭湖里玩大的伙伴，有曾无话不谈能两肋插刀的朋友，甚至有血脉相连的亲人，如今，在那个世界里，他们又聚到了一起。与人世间红红火火的景象相比，那里只是换了一个环境，同样也是竹林隐茅舍、户户临清流，同样也是人影绰绰、鸡飞狗叫，同样也是炊烟袅袅、稻谷飘香。在那里，我的爷爷奶奶、伯伯、姑妈们的房子连绵着，他们围在一张八仙桌旁，一边摸着纸牌，一边喝着芝麻豆子茶、抽着旱烟。在那个特殊的世界里，他们述说着另外一种诉求，耕耘着另外一方土地，放飞着另外一种梦想，播种着另外一片希望。

砍芦工人一个接一个的走向了另一个世界，这片曾经平坦而肥沃的土地上便隆起一座座小山，这些山东一座西一堆的，既不挺拔也不雄伟，松松散散地跌宕着起伏着。但是，有了它，历史与现代便有了融合，逝者与生者就有了交会。我每次经过他们安息的小区，耳边就会回荡起他们那熟悉而亲切的声音，记起那个时常用粗糙而温热的大手抚摸我脸颊的父亲，记起那个把读书或享受的机会都让给我的五哥，就在几米之外，先人们正静静的看着我，眼神里也许还堆积着安闲与幸福，坟头上那在风中摇曳的青绿，不就是他们脸上灿烂的笑容吗！我真的想停下来，跟他们打个招呼，跟他们说会话，一起回忆那些被尘埃覆盖的细碎琐事。

今年七月，我再次回到故乡，在父亲的坟头上，在鞭炮炸开的清香里，在黄纸燃烧的烟雾中，我用双手触及那块躁动的热土，额头碰撞那片厚实的土地，刹那间，一种特别的气场从我的头顶向我周身扩散，我仿佛被一种神圣牵引，记忆的天窗迅速打开，许多故人、故事快速的在我眼前闪过，让我感觉先人们复活了，让我感觉这片土包起伏的土地多像一个熟悉的村庄，一个同我的村庄脐血相连的另一个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