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时代怎样变化，人性终归是可研究的，比如说欲望、情感，比如说善恶，古往今来都会有。但想和历史人物感同身受，真的很难。

方孝孺，建文帝朱允炆的亲信大臣，主张削藩以加强中央集权。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皇位后，方孝孺拒绝为其起草登基诏书，直言“燕贼篡位”，触怒朱棣。朱棣为震慑江南士大夫、巩固皇权，下令诛杀方孝孺及其家族、门生，史称“诛十族”。

“如果换作我，我会怎么做？”如果我是朱棣，我会不会因为方孝儒不肯写诏书杀其十族？如果我是方孝儒，会不会宁死也不屈从？

老实说，按照我的性格，我一定也会因朱棣篡夺王位、屠杀亲人愤怒。然而当大势已去、无力回天的时候，听了朱棣说这是朱家内部的事情，而且如果不写就会危及到亲人、老师和门生性命的时候，我想我会屈从，明哲保身。但是方孝儒没有这么做，于是我陷入了不理解的困惑：他在坚守什么，害得亲人和朋友失去性命？我试图去理解他的行为动机。

读一读方孝儒《深虑论》和《豫让论》，他说君主要深虑，要防备被忽略的事，防备那些不值得怀疑的事情。他批评豫让没有早一点为君主谋划，但肯定豫让的忠诚。他简直就是明代的贾谊，忠诚且有才华，我想朱允炆一定很器重尊敬他。

可为什么年轻的朱允炆没有及早防备他的叔叔，还是做得过于明显导致朱棣不满？不知道。隔山观火，我们很难知道火起的具体原因。而方孝孺，又怎能从历史的漩涡里跳出来，看清自己正在漩涡里受到潮流的挟持？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形成的价值观在他心里根深蒂固，旁观者很难评论，也不该评论，只有情感上的共鸣。那时那刻他就做了那样的决定，那是他的选择，或许也是天意。

方孝儒，会不会是名字惹的祸？或许父母给他起名时，就寄寓过高，使他深深笃信“孝”和“儒”。儒家以“礼”来维护王权，所谓的礼就是等级，君臣父子有序，不可僭越。我相信方孝儒骨子里深受儒家礼义思想的影响，他视朱允炆为知己，把朱棣看成一个不仁不义的小人。他怒斥朱棣，宁死也不愿违背自己内心去写诏书。他一定怒目圆睁，破口大骂，激愤到极点。他的顽固激怒了朱棣，于是这个人也变得疯狂起来，他一定要震慑住此人。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出现了：邪恶至极，不可理喻；大义凛然，亦不可理喻。

所谓的大义却支撑着他不惜牺牲生命，后世之人唏嘘感叹。当事之人慷慨激昂，身在其中，如在鼎沸，热血翻腾，怒发冲冠，死士的气节，不可估量。是那一刻的激情漫溢，还是根植在内心的信仰，做人的准则？孟子说的“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在方孝儒身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就是那个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人。

我是赞他吗？不是。我只是在试图理解一个人，理解他的情绪，理解他的选择。我更希望他能学一学箕子，学一学张良，忍一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