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篇网文，提出“爱”是有利息的观点。这让余重新思考困惑多年的国人的“善念”与“善果”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个话题，余曾经写过《挥霍善良的恶果》、《疲倦的善良》、《被强奸的善良》等多篇网文，质疑国人善念之私之愚。

我们的谈到“爱”就一定要讲“无私”，而事实上这种天国之爱是根本不存在的。至少，行善举者还有种心理满足的需要。余从教三十来年，深深感触到“无私”的爱是当今社会道德堕落的深刻意识根源。因为爱的“无私”，所以被爱的孩子不懂得感恩。孩子们觉得接受爱是天经地义的，甚至认为他们接受别人的爱，是满足施爱者的心理需要。

深圳歌手丛飞的悲剧，除了成为市井短暂的谈资外，转瞬就被世人遗忘了。几乎所有中国人仍捧着“不以善小而不为”的古训重复上演着相同的悲剧，没有人敢质疑“善举”有何不妥。谁要是说有哪些“善举”不妥，会被唾沫淹死。

大半生的人生经历看到太多以“善”助恶！于是余开始反思，这个社会还有那么些生活在饥寒交迫中需要帮助的人，可那些行“善举”者却无情地挥霍当今社会少得可怜的“道德”资源！根本不在意其“善举”的结果如何。

本市一个闹市步行街，经常有几个重度残疾人在乞讨，炎炎夏日身边连瓶水都没有，冬天里除了向行人点头乞施外，眼球似乎都被冻得不会动了。起初，每从那里经过，带孩子时就让孩子给乞施人面前的盆里扔几个钱；自己经过时，兜里要是有零钱也扔几个。可是后来认识一位主管那个市场一带派出所的民警，笔者问他为什么不把那些残疾人送到民政部门。结果得到的答案让笔者非常吃惊。当地派出所曾经把那些残疾人送进民政部门救助机构，可是不久那些残疾人就会被所谓的亲属接出来，继续放在市场里行乞。那些残疾人有些本身就是在黑社会内斗中致残，被放在那里为“他人”敛财的。操纵这些残疾人的势力非常复杂，当地派出所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笔者当时问那位警官，难道就没有办法解救那些残疾人脱离苦海！警官叹了口气说，他们的苦难都是拜你这们这些“善良”的人所赐。倘若没有你们的施舍，他们就不会被放在那里作为敛财工具。

有一次，笔者将这个情节说给同一办公室的同事们，没有想到那些至少都是接受过四年高等教育的同事，却抛出那“不以善小而不为”的古训来为他们的施舍辩解。笔者义愤地谴责他们，你们的施舍让那些行乞的残疾人在风吹日晒趴冰卧雪中遭受非人的痛苦，你们这是哪门子善呀！结果被揭了老底的同事恼羞成怒地怒斥笔者冷血。弄得笔者哭笑不得，这些人前后至少都读了16年书，余不相信他们都听不明白这事的里表。“恼羞成怒”恰恰说明被触到了痛处。

笔者同事的反应，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个例。几乎整个社会的行善者都在做这种以个人道德感满足为目的的善事。鲜有人思考善行与结果之间的关系。

余一个潦倒书生，没有机会去领略域外风情，可是听出国的朋友讲，在西方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乞丐多是年轻人，这些人以行乞为生是种心理需要。很少看到残疾人行乞，因为残疾人会得到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求助。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夫人，曾经出资给乞丐盖楼，免费提供给乞丐住，可是没有多久就人去楼空，那些人根本不愿意在一个地方长久呆下去。有一些民族祖上就是以游牧为生，随着生活资源迁徙。这些人的基因里就不耐安定。

媒体报导，在中国大陆有相当多的人以行乞为生。有的甚至靠行乞发了财，盖起了小洋楼。白天行乞，晚上换上昂贵的服饰到高档娱乐场所挥霍的大有人在。这些人在享受或挥霍善举资源时，有没有想到这个社会还有多少国人得不到援助，挣扎在死亡线上。骗取别人施舍的固然卑鄙，可那些以施舍获取心理满足的“善人”也好不到哪去！助“挥霍”的还不是最坏的结果，施舍给那些闹市行乞的残疾人的钱，许多甚至被不法分子所占有。以善举助恶行，也堪称中国一大特色！一个催生以谋利为目的的乞丐行业的社会，必定是一个虚伪的社会。

丛飞在他37年的短暂人生中，参加过400多场义演，生前进行过长达11年的慈善资助。可从他患上绝症到病逝，他资助过的183个孩子，有的已经成为大学老师，居然没有一个前来慰问，甚至连一个问候的电话都没有打来过。当记者采访那个已经成为大学老师的受资助者时，这位靠着丛飞的资助才读完书走上大学讲台的高级知识分子竟然义愤填膺地谴责丛飞不道德，披露了他受资助的“隐私”。并声称丛飞资助他们是为了个人的心理满足（丛飞患绝症因无钱接受最佳医治而结束了短暂的一生）。喜欢意淫的国人，对这种事常常以遗忘来自欺欺人。但作为一个尚未完全被致残的教育工作者，却不能无视这种人性的堕落。为此笔者写了《挥霍善良的恶果》、《疲倦的善良》、《被强奸的善良》等反思文字。可不是被冷落，就是被扔蛋。接受文中观点者寥寥，愿意就此思考者也不多。

国门大开，许多国人发现我们这个崇尚“高尚”的社会，社会公德竟然日渐衰退；学了几十年雷锋，助人为乐居然成了高风险之举。以诚信为传统的国度，“诚信”竟然处处被嘲讽。整天高喊依法治国，法外特权却成了整个社会艳羡的本事。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的现有观念出了问题。想改变这些，首先就得在现有观念排斥的理念中找出路。可被接班人教育固化了灵魂的国人，哪里还懂得这个逻辑。丛飞的悲剧是这个社会极为普遍的现象，可绝大多数的国人仍接受不了“行善”也会犯错的观点。

改革开放后，最时髦的词之一就是“与国际接轨”。西方人不学雷锋，可是助人的事却是一种社会常态。然而固步自封的国人，仍然抱残守缺，不肯接受西人的公德理念。

没有利息的爱会激活人性的丑恶。以色列人助人，从不象中国人那样施舍。而是帮其找个谋生的方式。这与中古代那种授人以渔还是授人以鱼的理念是相同的。那么为什么国人理念是理念，行动是行动呢？笔者不敢妄加猜测，但一定存在某些行善者过度看重施舍的感觉与影响。根本不在意施舍所产生的后果。

不仅民间施舍如此，社会保障也存在相同的弊端。许多国人领了“低保”就进麻将馆赌博。而那些靠到菜市场拣烂菜叶子生活的却往往得不到“低保”。这种现象在当今社会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可是长期以来没有哪个职能部门认真研究过如何解决。

“接轨！接轨！”但凡与民众利益相关的都接不上，或者“接鬼了”！。面对80多年前，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场经济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就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方式救济灾民，极大地遏制了不劳而获的观念在社会上滋生。当时美国政府只为需要救济的国民提供救助工作岗位，而不是简单地发放救济款。据说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美国人，美国政府至今仍还是以发放食品券、租房券等方式保障国民的最低生存需要。中国大陆现在完全有能力提供公共救济岗位，可是公仆们宁肯简单省事地让“低保金”成为赌资，也不肯花费点心思在救济岗位上。

在当前有名无实的社会保障体系下，以目前中国大陆的社会公德水准，“善举”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是少得可怜的。为满足个人对于道德感的需要挥霍这种资源也是种罪恶。爱心，只有变成一种投资。才能真正救助那些需要求助的人，帮助他们恢复生存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