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日，高考又循环为热门话题。在与一个业界消息灵通人士交流后得知一个消息。就是这些年，清华、北大虽然招去了全国高考最高分数段的学生，可是科研人才后继乏人，自己培养的学生无法承担本校的科研项目。相反大有被淅大、上海复旦、交大威逼的势头。他们把这种危机归咎于高考试题太简单，导致基础教育质量下降，没有招到高质量的学生。于是，清华、北大以其特权，“建议（如其说是建议不如说是指令）”全国高考数、理、化广泛提高难度。

只要不脑残的人用脚后跟想都能想明白，如今的清华、北大俨然系国家行政机构，哪里还有半点学术研究的氛围。全国最高分的学生被他们招去，他们竟培养不出承担科研任务的人才来。倘如他们所判定，系基础教育因高考试题难度低，导致基础教育质量下降，那么“淅大、交大、复旦等”院校威逼之势从何而来？难道清华、北大这两所曾经的全国一流学府会得出如此违背教育规律的结论，且提出民族自杀式的高考“建议”？

“清北（清华、北大）”这种建议，或许能够招到些考试技能高的学生，可是解决科研后继乏力未必有效。造成这种局面与其管理模式不无关联。可这不是此文要探讨的。此文仅就教育规律发表点拙见。我们姑且不说高分是否意为着能力，亦不去触及“清北”行政化对学术的窒息，仅就全面提高高考“数理化”难度，势必导致基础教育更加严重地背离基础属性，教育资源更多地被被特权阶层霸占，其结果是牺牲绝大部分智力平常，因被特权阶层挤占无缘优质教育资源的平民子弟，尤其是农民子弟。这些被“高难度的课程”淘汰下来的孩子形成的社会负担，即便“清北”招去的学生都成才其所创的价值能否承受仍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的基础教育“新理念”根本左右不了中高考尤其是高考的影响，高考选拔机制不改，基础教育的新理念就是一场劳民伤财的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小学课程难度越来越高。这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可是中国科研成果却与这种基础教育难度的提升形成巨大的反差。中小学课程提升难度某种程度上系选拔机制（竞争优质教育资源）的需要。这使得中国的基础教育越来越背离“基础”的属性，成为选拔精英的一种程序。其高淘汰率，使绝大多数孩子丧失了形成生活能力的机会，社会负担巨增。如今被“淘汰”下来的中小学毕业生，弃学（人在学校却不再学习）现象非常普遍。一半以上没有维系自主生活的技能。学的少，学的简单与不学是完全两个概念。

高难度的中小学课程，远超绝大多数中小学生所能承受的程度。在激烈的竞争中，形成孩子们生活能力与创新意识的文化课学习以外的所有活动时间都被挤占。中国大陆的中小学就是在培养一批批“行尸走肉”般的考试机器。“十名效应”、“N名效应”①就是在这种“特色”下产生的。到不是所有十名左右（或者多少名左右）的学生未来都有成就，这除了与相较的学生群体的关联外，就是一些智力上乘，却不肯“卖力气”追求“完美（满分或高分）”的孩子在“精神致残”教育下劫后余生，他们在“不务正业”的时间里激活了创新的本能，形成了思辨能力。这也许是淅大、交大、复旦等招收高考次分数段的学生却对“清北”科研构成威逼之势的主要原因吧！

所以，即便“清北”管理去行政化，想凭借提高高考数理化考试难度解决科研人才乏力问题也是南辕北辙。中小学课程难度越高，越挤占孩子形成综合能力的时间，孩子的大脑越硬盘化。最为主要的是高淘汰率造成日益沉重的社会负担，是一种投入产出比很低甚至是折本的教育。基础教育的课程难度关乎一个社会的平均文化素养，选拔人才应该采取层次选拔，非才既废的选拔，得不偿失。

都说美国的基础教育课程难度低，学生学起来轻松。其实这是一种误读。据相关信息反映，美国的基础教育就是层次选拔。比如数学，美国高中每门课程都分四个等级：Academics,Honors,Pre-AP,AP难度依次增加。内容只要是我们高中学的所有东西他们也都学的。只不过他们是把数学分成了几个板块儿，有三角函数，代数1，代数2，几何1，几何2，三角函数，预备微积分，选择AP课程，就要学习大学里的微积分，年终的时候参加考试，参加统一考试过关了的话可以折抵大学学分，当然这难度是比较高的。如果是Academics和Honors,就相当于是我们初中的难度，Pre-AP级别的和我们高中差不多，可能会略微简单点儿，但是AP课程内容就是我们高中讲不到的了，而且要学得很透彻。所以在美国中学里，一些智力出众的学生想考好大学，学习难度比中国高，学的比中国学生辛苦。

层次教学能够极大的减少教育资源的浪费。最主要的是能够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学到相应的生活所需的文化知识。有利于学生因之形成必要的生活技能。我们的基础教育层次教学提多少年了，可是如今仍只是纸上谈兵。根源之一就是与高考选拔机制不配套。

许多国人迷信全国统一高考的公平性，其实公平性都是相对的。离开监督，公平无从谈起。特权的存在，“公平”只能是非特权阶层的角逐。所以全国统一高考不宜科目太多，考语文、数学即可，然后凭借这两科统考成绩报考相应院校，但必须在报考院校参加校方加试，加试内容根据所报专业由各校统一设置。打破“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模式，有利于使考生从摸索高考规律的应试型学习，向全面发展的能力型学习转变。高等教育招生的多元化，有利于破除高考指挥棒的一误误全国误几代人的魔咒。

我们的社会教育的不公平性最主要的是在于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配置上。“清北”高考理念，对于日益严重的教育资源不均衡配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不均衡配置不仅体现在基础教育的硬件上，还体现在教育的软资源上。国家对于全国教师的继续教育是按编制配置资源的，可是在各地具体执行过程中，相当多的普通校教师都被排挤在外。

例如，最近有一次全省教师新教材培训，初通知是所有在编教师都参加，可是后来许多普通校教师都被取消了培训资格。通过内部人士一打听，原来最初是按在编教师布置，可是后来本地区有60多个教研员要求参加，结果就把普通校教师的培训资格给顶掉了。而且许多普通校连一个名额都没有给剩。平时，重点校能接到的许多教育信息，普通校根本不知晓。特权意识比特权本身还贻害无穷，中国大陆的基础教育资源被服务于权贵的重点院校挤占现象非常普遍。教育行政部门在资源配置上主动向重点校倾斜，已被整个社会广泛接受。国人挖门盗洞让自己的孩子往重点校里挤，却鲜有意识到自己所应该享有的教育资源被挤占的。城市教师随机流动性配置计划多年了，可如今也只能象征性掩人耳目难以落到实处。

清华与北大作为全国高校的领军院校，本应该为着眼于全国教育健康发展，倘若其真如传闻中的那样仅关注本校利益，不惜牺牲全社会的利益谋求发展，中国历史上的清华、北大就凝固在历史的某一时刻，不再属于教育范畴了。

注释：

①十名效应：始于一九八九年，当年中国大陆杭州市天长小学老师周武受邀参加一次毕业学生的聚会。当时他暗自吃惊:那些已经担任副教授、经理的学生，在学校时的成绩并不十分出色。相反的，当年那些成绩突出的好学生，成就却平平。

这个现象引发周武的好奇，他开始追踪毕业班学生，经过十年、针对151位学生的追踪调查，周武发现，学生的成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种动态变化中，小学的好学生随着年级升高，出现成绩名次后移的现象:小学时主科成绩在班级前五名，进入中学后名次后移的，占43%;相反地，小学时排在七到十五名的学生，在进入初中、高中后，名次往前移的比率竟占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