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著名作家柏杨走完他89个人生春秋，于4月29日告别了人间。

柏杨一生著述颇丰，涉及小说、散文、诗歌、史学等等。他的这些方面的著述，当然是中华文库中弥足珍贵的一部分，但我并不以为是相应体例中的“尖端产品”。我以为，柏杨留给我们最可珍惜的思想财富乃是《丑陋的中国人》。我认识柏杨是从阅读他的《丑陋的中国人》开始的，振聋发聩，震撼心灵。

中国的封建王朝一直以天朝大国自诩，尽管它们从来不把黎民百姓放在眼里，但它们在嘴上却从来就没少赞美中国百姓是最好的老百姓，老实、驯良、听话，安于现状。也难怪，它们就需要这样“最好的老百姓”。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现今文坛……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两地书·一七》）。事实正是如此，近现代的文学艺术家，是没有几个人敢碰我们国民劣根性话题的。鲁迅先生是斗士，他是第一人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中国人的劣根性，直言“中国国民性的堕落”（《两地书·一0》）。笔者读了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感到他与鲁迅先生是相通的。他们有着相似的杂文笔调，深刻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鲁迅先生提出“染缸文化”，柏杨先生提出“酱缸文化”；鲁迅先生对国民爱至深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柏杨先生则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丑陋的中国人”，怀着“恨铁不成钢”的急切，触动国人的疮疤，期盼着国人感到疼痛而至于脱胎换骨，成为有尊严而又尊重他人尊严的中国人。

柏杨先生经历坎坷，因为杂文“惹祸”坐了十年监狱，但他胸中总是揣着一颗爱国、爱民之心，又有着“恨铁不成钢”的焦急情愁，他才勇敢地顶着种种骂名、单枪匹马地顶住种种舆论的巨大压力，为“丑陋的中国人”画像，重重鞭挞“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先生毫不遮掩地揭露中国人的疮疤：指出中国人言行不一、官本位思想浓厚，中国人自大、守旧、善于窝里斗；中国人注重仁义道德修养，可惜大部分只在口头上，实际行动就另当别论；中国人不断地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地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心胸狭窄，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没有自尊；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器小易盈”，见识太少，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中国人又非常情绪化，主观理念很强，居高自傲、麻木冷漠，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原因是一直都是活在泱泱大国的帝国梦之中……

时至今日，这些疮疤已经痊愈了，还是依旧活灵活现地在人们眼前晃动？只要不愿说假话的人，应该都会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鲁迅先生说得很透彻：“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回眸社会现实，改革中出现的重重阻力，改革的变形变味，借改革之名行谋私之实，等等，无不有国民劣根性的因素。

在中国民族精神文化中，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实在太缺少鲁迅、柏杨这种敢于直面自己丑陋的勇气了。美国有美国人所写的《丑陋的美国人》，美国人以书为镜，美国国务院则拿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参考；韩国有一个日本人所写的《丑陋的韩国人》，一时成了畅销书，纷纷请这个作者演讲、报告。这大概是一个大国、强国所应该具有的胸怀。《丑陋的中国人》是柏杨先生上个世纪80年代所著，国人面对裸露出来的疮疤，一些国人以为奇耻大辱，声讨之，禁行之。“数典忘祖、民族败类”、“汉奸、卖国贼”，脏水一股脑儿地向柏杨身上泼去。柏杨甚至幽默地对他的朋友说，“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了。这实在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丑陋的中国人》，应是建设我们民族素养的一付大补之良药。优良的民族品质是实现国家民族振兴所不可或缺的软实力。一个民族缺乏良好品质，是很难在世界民族之林站得笔直笔直的。我们应该有这个勇气，把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看做一本让人理性思考的好书，人人都好好地读读，读得脸红，读得耳热，读得自愧，读得自责，这才对得起柏杨先生的这一番写作的良苦用心，也是对柏杨逝世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