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提起过年，我总能想起杨白劳，甚至比杨白劳更害怕过年，因此，年前好长时间就不由自主地盯着日历倒计时，无奈地看着“年”一天天逼近。这些年以来（官方说法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用丰富的商品、匮乏的文化内容将“年”充塞包装起来，脑满肠肥之余却难以找到“年”的欢乐。说起过年，也无非就是那几件事：拜年（我们当地叫“走人情”）、喝酒、打麻将、看电视上群魔乱舞。我的亲属均在外地，相隔甚远，每个年关我都是在南北方之间疲于奔命，所以多次发誓，下一个年我哪也不去，就自己一人静静呆在家里。可说归说恨归恨，年关将近，看着周围急匆匆归乡的人群，怎能抵挡住远方亲情的声声呼唤。于是新一轮疲于奔命重新开始。

今年的“过年”，从一个倒霉的邂逅开始，归乡的火车临近终点时，居然遇到了一个十多年未见面的老同学，寒喧过后，这厮不怀好意地问：你现在酒量怎么样。我慌忙摆手，不行不行，肠胃都喝废了。他以不耐烦的口气回道，少废话，一会下车，直奔酒店，用事实说话。随后不容我置疑，马上打电话呼朋引类，约了好多儿时的伙伴。一下火车，我们马上被一群中年人包围，真难以想象这些大腹便便的家伙是由我那些满脸稚气的儿时伙伴蜕变而来的。无奈中的我向家里打电话报个平安，然后怀着悲壮的心情被挟持进酒店。所点的菜，所要的酒当然是最好的，而且举杯就干，不需要理由。畅饮之间少不了互相恭维，有升官的，有发财的，有下岗后再就业的，有新近生了儿子的，有换了旧人娶新妇的，各自用被酒精麻醉得打卷的舌头描述一番。在杯盘狼藉、人声喧嚣之中，我突然感到一丝悲凉，失去了倾诉的欲望，在这种心态背景下，友情也变得恍惚而遥远。酒喝到这种程度，按理说该结束了，可是不行，仿佛不折腾半死就不尽兴，喝完酒还要去茶楼喝茶。喝完茶再重新喝酒，如此反复，一夜喝了三顿。第二天上午，当我灰头土脸、面容憔悴地进入家门，把全家人吓了一跳，以为我遇到了劫匪。

回到家里也不轻松，接下来的节目是拜年。七大姑八大姨一定要拜全，因为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嘛，礼者，君子所为也，既然不愿承认自己是小人，就得扮君子，就得遵守传统的礼仪。于是买礼物，包红包，免不了各亲属家轮翻请客，吃完东家吃西家，说不完的思念，道不尽的真情。喝酒喝得有天没日，鬼话讲得酣畅淋漓。直喝得衣带渐宽，走路直掉裤子。举个例子可以说明当时混乱的程度，一次在伯父家的酒桌上，伯父举着酒杯含混不清地对我说：兄弟，你回来一次不容易，先干了这杯。我当时晕倒。

说完吃喝，该说娱乐了，中国百姓的娱乐方式少得可怜，标榜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实在也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好的娱乐方式，翻看古书，古人的娱乐方式少得可怜，无非是吟诗、嫖娼和赌钱，我家文盲甚多，吟诗这活儿干不了，全家人出去嫖娼也不象话，再说过年期间各地都严打，剩下的只有赌钱，于是家人凑一起打麻将。说起麻将，我更恐惧，单个麻将我认识，排在一起就晕菜。可大过年的不能扫家人的兴，只好硬着头皮上阵。面对精通“国粹游戏”的家人，我不但打牌速度慢，而且牌技臭不可闻。每当打错牌，便招来一阵白眼，以及一些用言语为那白眼所做的注解，我只有忍气吞声。直到我的钱大把大把地转移到他们兜里，每个人方露出灿烂的笑容。我却恨得牙根发痒，输着钱，挨着骂，天下最大的冤大头莫过于此。除了玩“国粹游戏”以外，还有一个非祖宗传下来的娱乐方式：看电视。可惜过年这段时间的电视是不能看的，所有频道千篇一律的红色调，一群群穿红衣服的人蹿来跳去的，如果不是“人来疯”就只能用“犯精神病”来解释了。

当然，以上所说的只是反面的，且有胡说之嫌疑，除去那些浮华和虚伪，过年还有许多温馨的东西，比如，可以跟老人一起享受天伦之乐，说一说一年来工作生活上的琐碎事儿，陪老人逛逛公园，早晨不用早起，放心地睡懒觉也不用害怕饿肚子。在老人慈爱目光的呵护下美美地过上几天，也算上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之一了吧。

“年”是个传统节日，关于传统的话题是永远扯不完掰不清的，“年”也一样，让人又恨又爱，应了那句俗话：年年难过年年过，年年过得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