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老师陈庆英

平时夜里上床即睡、一觉天明的我，今天凌晨三时醒来，却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再入睡。原来是两周前参加原台州师专72中文2班同学会时，碰到几位老师，他们大概还记得，在台州师专时，我与陈庆英老师是关系最好的一个，他们特意向我讲述了陈庆英老师凄凉的晚境和萧瑟的身后。陈老师夫妻俩于85年从金华浙师院调到杭州，在当时的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现为浙江传媒大学）任教，陈老师与他的妻子闻声唤老师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不擅于人际交往，加上两人身体又不好，更不幸的是广州中山医科大学毕业在杭州市一人民医院工作的儿子精神出了问题，在新的环境缺少朋友熟人的帮助宽慰，夫妻俩先后一年去世，留下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不知如何生活。当时听得我全身发凉，泪水盈眶，既为陈老师的晚境和身后悲伤，又为自己疏于与陈老师联系而自责。

自同学会回来，总是心有戚戚。凌晨不能入睡，往事幕幕涌上心头。

1970年，当时的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发文，把浙江师范学院一分为三，即金华、台州、丽水。浙师院的三分之一教师和校产分到台州后，台州地区革委会决定办台州地区第一所大专，招收工农兵学员入学。我有幸作为工农兵学员于71年三月推荐入学。那时，还是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属于被改造的对象。我们一到学校，许多老师都自觉地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打成一片，但在开始的几周内，我们从没看到陈老师的身影。一天夜自修时，陈老师来到教室，问这是中文2班吗，当时同学们都笑了起来，大概是觉得其他老师早就与我们这些学员打成一片了，竟然还有找不到上课教室的老师中的异类。第二天，他给我们讲的是毛泽东词《卜算子.咏梅》。其他老师讲毛泽东诗词时，大多按流行的注解宣讲，只是在典故上作些自由发挥。而陈老师却没有这样讲，他围绕“读陆游词，反其意而用之”展开，即“为什么反其意而用之”“怎样反其意而用之”“反其意而用之给我们什么启示”。这一上午的课给我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我认真地记着笔记。此后，凡是他的课，我都记得很认真，课后都作适当的整理。听陈老师的课，一晃过去了四十余年，期间多次搬家，散失的书刊颇多，但听陈老师课的笔记至今还保存着，也算是陈老师留给我的一点纪念和慰藉了。

那时的读书，大半时间是政治学习和下乡。那时下乡一去就是半月，师生一道都是背着背包徒步去的。虽然看着陈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背着大背包徒步三四十公里，有点于心不忍，但那时我还只有十七岁，身弱力薄，自顾不暇，虽有心也无力。下乡时，我们经常一起在乡间小路上散步。散步时，他与我聊起他的经历，他反右前是《东海》杂志编辑，杂志在反右时停办，当时去向是新闻出版单位或大学教书，他选择了大学。他说，他是过来人，从自己的经历看，一个人如果在政治上不跟上发展大势是要吃亏的，并告诉我说这些话的原因。原来，文科党总支在讨论学员情况时，我成了走白专的危险人物。班主任知道陈老师与我谈得来，叫他与我谈谈。当时，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入学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所有共青团员都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非团员大多向团委递交了入团申请书，我却一直未写入团申请书。而政治学习讨论时，我也很少发言。我当时觉得，我进师专是读书的，何况我是68届初中毕业，实际只读过一年初中，其余两年学校搞文革，没上课。师专毕业后要去中学当教师，不读点书怎么行。当时学校图书馆开放的书很少，绝大部分古今中外名著都是所谓毒草，不能出借。陈老师曾对我说，鲁迅文笔极其精炼，可多读鲁迅的文章。因而，我平时都捧着《鲁迅全集》阅读，班里有一女同学戏称我为“小鲁迅”。听了陈老师的告诫后，我即写了入团申请，但只有五句话。临毕业前，团委在讨论是否通过我入团时，有人提出仅五句话的申请，不宜通过。幸有我同桌是复员军人，且是团委干部，帮我力争，才勉强通过。

72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当时地区革委会宣传部要求台州师专负责编写一本学习《讲话》辅导资料。师专把编写任务交给陈老师，陈老师提出我进入编写组。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编写组自然名义上是领导挂帅，其实所谓的编写组仅陈老师一人，我作为学员才疏学浅，帮不上多少忙，唯一能做的是帮陈老师誊抄一下。我毕业离校后，陈老师在书印好后，寄给我一本。他说，书，本来是说要正式出版的，但地区领导后来觉得正式出版责任重大，在当时政治形势下，大概只有中央宣传部有权发行这样的辅导用书，下面编写的只能作为内部学习资料发行了。这本书，在我看来是充分体现陈老师的学识和功力的，但观点必然是迎合当时形势的，否则，也不可能在区县一级内部发行。书的署名虽然只是“编写组”，但仍是作为陈老师留给我的纪念品珍藏着。

74年暑假，我们台州师专毕业学员因待遇问题重新汇聚到学校。师专是以大专名义招生的，但当时大专必须经国务院审批。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一切乱套，招生以后，领导才知道有这一程序，结果就使我们这一批人陷入尴尬的境地。分配到学校，编制却无从解决，只是作为师专的见习生。于是，我们回校，向地区革委会领导请愿。一天深夜，从地区革委会回到学校，去水井边洗凉水澡，结果受凉，夜里高烧昏迷，同学用担架抬我到地区医院。清醒后，我才知道当时高烧达40度。从医院回来后，陈老师把我接到家里，每天嘘寒问暖，精心照料着我。他给我下稀饭的一道菜我一直都记着，那是炸紫菜。他说台州人紫菜都是烧汤的，其实炸起来吃也别有风味。差不多四十年了，陈老师在灶台前忙碌的高大身形至今还时常在我眼前晃动，挥之不去。

我工作的头十年，是在一个偏僻的乡下中学。那是一个想读书而无书可读的年代。随着“四人帮”的粉碎，各种经典也开始陆续出版。但偏僻的乡下，仍买不到可读的书。陈老师知道我无书可读的苦恼，先后给我寄来王力的《古代汉语》、林庚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许慎的《说文解字》、《历代文选》《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等书。后来我能从一个偏僻乡村的初中语文教师站上县城里的省一级重点高中的讲坛，主要得益于陈老师寄来的这些书。

85年，我参加了浙师大的本科函授招生考试，那年函授招生录取比例是6:1.因我没受多少正规的学校教育，考后，虽然觉得还顺手，仍然心里不踏实。写信给陈老师，叫他帮我看一下分数。陈老师回信说我考得很好，四门百分制的课目，达到每门80分左右，属全省极少的高分。我很高兴，可以再次聆听陈老师的教诲了。暑假到浙师大面授，来到陈老师家，他正忙于搬家。他们夫妻俩经过许多艰难曲折，总算调到杭州去了。他向我讲了调动的过程，上海大学要他俩去，省里不放；浙大文学院要调他俩，师大不同意；这次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因省政府全力支持这所学校，才获成功。年纪大了，去杭州，生活、医疗条件等好些。我既为陈老师调动成功高兴，又为自己不能再次聆听陈老师讲课遗憾。

86年，我带着妻子和孩子到杭州旅游，来到陈老师家。陈老师又一次亲自下厨，招待我们一家，他与闻老师一道与我们一家合了一张影。照片中，他与闻老师慈祥的面容成了永久的定格。92年我曾去浙江教育学院参加完中校长培训，我带着刚出版的拙著《诗河漫步》去拜访陈老师。当时，他已患较严重的冠心病，闻老师也因脚跌伤，卧床休息。他的儿子在市一人民医院上班很忙，无暇照顾他俩。他看到我的书后，由衷地向我祝贺。并强挣起身，要为我做饭，我实在有点于心不忍，但看他热切地挽留，我又不忍拂他的意，留了下来。那次，从他家出来，鼻子酸酸的，觉得他俩晚境有点凄凉。但正如刘亮程所说的，人生的冬季，只能独自经受，别人是很难帮上忙的。

92年杭城一别以后，因忙于为生活和工作奔波，又觉得他身体不好，尽量不要去打扰。过了两年，听浙师大毕业的一教师说，陈老师已去世。这时我为自己没有与陈老师保持经常联系而懊悔，想与闻老师联系，但觉得联系上文闻老师，又能与她说什么呢？我只能把自己对陈老师的怀念和愧疚之情放在心里。这次听了他原来浙师大的同事潘锡阳、许红莲、陈章荣等老师的讲述，心里总是沉甸甸的。

陈老师，他是一个好老师。83年浙师大组织了一次学生评老师活动，他是中文系两个得分最高的老师之一。他待人和蔼，专心学问。可这样的好人为什么晚境如此凄凉、身后如此萧瑟呢？老天真不公啊！

我，作为一个备受他关爱的学生，在他需要安慰和帮助的时候，又为他做过什么呢？子欲养而亲不在，我只有深深地自责！

往事历历在目，我只能用文字记下这些，算是我对陈老师的永久的纪念。写下这些，泪水已潸然落下。

我打开窗户，天已大亮，春日的晓风拂不走我心中的凉意。我从阳台上摘下一朵开得正艳的月季，把她一片一片地撕开，抛向空中，以此遥祭铭刻在我记忆深处的终生最敬仰的老师陈庆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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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书堆中翻到陈老师于八十年代初在《东海》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当时大概觉得这篇文章内容是他在以前给我们上课的讲稿基础上改写的，就把它剪了下来，夹在我有一篇短文发表的《语文学习》中，近日整理旧杂志看到，就把它拿出来，附上。                                    

新颖和独特

——学习鲁迅文艺思想札记

陈庆英

作家的工作，是创新的工作。富有独创性的作品，能紧紧地攫住读者的心灵，把读者引进一个豁然开朗、耳目一新的艺术境界中去。它绚丽多姿，诗意蕴藉，它使人喜悦和欢乐，痛苦和愤懑，又使人憧憬和期待，渴望和追求！作家以神奇的创作力，描绘出一幅幅生气盎然的形象图画，给人以丰富的美的享受。一部具有艺术魅力的作品，能使读者欣然终 卷，爱不释手，即使读了好几遍，也不会感到厌倦。

在创作上争取新颖和独特，不落前人窠臼，从来是作家努力追求的目标。作家独辟蹊径，自成一格，才能对文学有所建树。一个时代拥有一大批互不雷同、在艺术上大放异彩的作品，形成一派花团锦簇的景象，才是这个时代文学艺术兴旺发达的表现。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就失去了艺术创造的意义。鲁迅说过：“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象，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不是信》）这在今天，仍然不失为可贵的箴言。

【一】

作品能给人以新鲜别致的感受，首先在于作家对生活有深刻的体验、精湛的研究，有独特的见解，能作出一种新的艺术阐述和艺术评价。他具有深邃的洞察力，能在别人看来是平淡无奇、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中，发现生活内在的底蕴，揭示出隐藏在其中的不平凡的社会意义。鲁迅的《狂人日记》之所以激动人心，就在于鲁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作过深入的研究，有独特的发现。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谈到他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时说：“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寥寥也。”这种发现，激发了鲁迅的创作热情，在《狂人日记》中，道人之所未道，提出了彻底反封建的问题，把中国文学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作家对生活勇于探索，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加深对生活的研究，自然会开辟出自己的艺术创造的新天地。但是，即使是别人已经开拓过的题材，作家有了自己独特的感受和精巧的构思，依然会写出饶有新意的作品。一些作品之所以给人以相似或重复之感，主要在于作家对生活没有创见，只能人云亦云，不敢独立思考；只能按迹循踪，不敢走自己的路。有创造性的作家是不会写出那种似曾相识的东西来的。祥林嫂的不幸遭遇和悲惨命运，在旧社会中是司空见惯的，“五四”时代的一些作家，也曾经接触过这类题材，作了同情的描绘和愤怒的控诉。但是，鲁迅的《祝福》，却写得很不一般。鲁迅从祥林嫂一生充满着血泪的生活遭遇中，着重表现她在精神上所受到的摧残和折磨，来揭露封建礼教、封建制度的野蛮和残酷。这就不能不更加震撼人心。

真正有深度的创作，是作家的发现。他对生活独具慧眼，有真知灼见，能把人们不易察觉、毫不在意的东西，把人们久已郁积在心，想说而说不出或说不好的东西，启人心思地、酣畅淋漓地、准确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成为千百万人民的喉舌。这样的作品，不能不赢得人们的喜爱和惊叹！

在生活中跟人民共呼吸、同命运的作家，才会有敏锐的感受。鲁迅曾经提出：“我希望一般人不要只注意在近身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社会上实际问题是也要注意些才好。”（《今春的两种感想》）从生活中提出的问题，会引起作家的关注、焦虑和思考。一个严肃的抱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社会问题上，他不能无动于衷，不能缄口不说。他不说谎不遮掩，他不盲从和轻率，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他对生活的见解。这就是作家自己的声音，发自作家肺腑的声音！这声音往往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鲁迅指出：“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只有抒发了人民的心意，作品才能拨动人民的心弦。对祖国人民的命运和前途冷眼旁观的人，漠不关心的人，是永远写不出激动人心的作品的。

【二】

有成就的作家，往往是敢于创新的闯将。他们敢于在创作上作新的探索和尝试。要创造标新立异的作品，不是那种陈陈相因、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所敢于问津的。但是，艺术要求作家独具匠心，别出心裁，却来不得半点强求和造作。装模作样，为奇而奇，追求离奇古怪，绝不是新颖和独特，而是缺少真情实感的表现。能引起群众共鸣同感，又能在艺术上给他们以美的享受，才是作家真正的艺术才能。文艺的独创性不是外加的东西，应该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使人感到纯真、自然、亲切、没有丝毫的虚夸和矫饰。鲁迅指出创作的可贵之处在于“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作文秘诀》）。文艺要真善美，真是第一位。不能真实地反映客观生活，就谈不上什么文艺的独创性。

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力量，不在于编造奇特的情节，却在于塑造感人的艺术典型。有些作品的情节比较单纯，并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波折，但读者还是爱看；有些作品，读者对其中的情节早已滚瓜烂熟，但仍然不时加以揣摩回味。这类作品之所以有吸引力，不在于以情节曲折取胜，而在于以性格刻画入微见长。作家精心塑造出令人难忘的典型，会使人们喜不自胜地叫绝。自然，还有一类优秀作品，善于揭示生活中尖锐的矛盾冲突，具有情节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使作品产生强烈的艺术力量。但是，这些以情节取胜的作品，其情节也是为刻画人物性格服务的。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作家如果脱离了人物性格，随心所欲地杜撰情节，就会斲丧人物的生命力。鲁迅曾经指出，《儿女英雄传》中的侠女十三妹，“当纯出作者臆造，缘欲使英雄儿女之概，备于一身，遂使性格失常，言动绝异，矫揉之态，触目皆是矣。”（《中国小说史略》）虚假、不合情理的情节，不是来自生活的提炼。文艺作品要别开生面，但不能背离生活。作家以奇思遐想的构思来吸引人，但不等于去编造荒诞无稽、耸人听闻的故事。

我们当然要求艺术构思的巧妙，能出奇制胜，使作品富有魅力，荡人心魄；但这种巧妙，要符合生活本身的客观规律，才能令人信服和欣赏。违反生活本身固有的逻辑，不顾人物性格发展的真实性，一味追求情节的离奇曲折，并不能创造出饱含血肉的有生命的艺术形象。作家从生活出发，才有艺术的真实，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才会栩栩如生，跃然纸上。鲁迅认为《红楼梦》中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作家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依据自己的观察、体验和感受，不加粉饰地通过自己的独特方式来反映，往往具有作家自己独具一格的特色。“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中国小说史略》）作家真实地描绘了鲜明而独特的生活本身的面貌，就有艺术的感染力。一切故作奇特的作品，或者是常落窠臼的作品，从根本上说，都是脱离生活所造成的。

【三】

对生活只作浮光掠影的观察，只有空泛的感受，自然不会写出独创性的作品；但是，具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人，对生活有深切的体会，如果不掌握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没有一定的艺术技巧的修养，仍然写不出感人的艺术作品来。鲁迅在给木刻家通信中，反复强调：“单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技术”；没有技巧，“所以他的作品，表现不出所要表现的内容来”。

人们对于巨匠的妙笔生辉，往往击节赞赏，叹为观止，仿佛他们随心点染，就能构成生动贴切的生活图画，认为这是他们艺术天才的表现，却常常忽视了他们在艺术上的苦心经营。作家的卓越成就，不但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才能，也表现了他们创作的艰辛。扣人心扉的作品，是作家呕心沥血的结晶。他们为了构思，为了一个字的推敲，一个细节的琢磨，不知倾注了多少心血。艺术上的炉火纯青，是用作家的整个生命来冶炼的。

讲究艺术技巧，也是讲究作品的社会效果。要充分发挥文艺的社会功能，使人们在思想感情上乐于接受，得到陶冶，作家就不能不尊重创作规律，不能不锤炼艺术技巧。“五四”时期某些作品“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霎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鲁迅指出，这“技术是幼稚的”（《中国新闻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我们赞赏那种有头有尾、脉络清晰的作品，但是对那种把自然形态的生活现象直接搬到作品中来，不加剪裁和概括，只作表面的记录，却会感到索然寡味。语直意浅，脉露味短，没有波澜，缺乏节奏感，不能给人以思索、咀嚼和回味的余地，是不会有打动人的艺术力量的。我们也喜爱那种曲折紧张、波澜迭起的作品，但对那种矫揉造作、弄巧成拙的作品，情趣未必横生。没有山回峰转、柳暗花明的艺术境界，当然不会引人入胜，但如要纵横捭阖，笔力却不能挥洒自如，显得牵强和生硬，也不能达到应有的艺术效果。

但是，不是所有从事创作的人都能认识到艺术技巧的重要性。有些人认为这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在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初期，某些革命作家曾经对艺术技巧采取了鄙夷不屑的态度，认为文艺只是一种宣传工具，只要把无产阶级的思想、要求和愿望表达出来就可以了，何必去考虑什么艺术表现问题。为此，鲁迅曾经慨叹过：“一说‘技巧’，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文艺与革命》）如果抹煞文艺本身固有的特性，不遵循文艺创作的规律，把文艺等同于一般的宣传品，不管内容如何正确，也是没有力量的。文艺首先是文艺，才能发挥文艺的宣传作用。创作需要艺术技巧，这是为艺术的本质特征所规定的，同时也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作家不能自如地驾驭艺术技巧，不能不妨碍或损害作品内容的表达。写得简洁和紧凑，能以精粹的语言来表现生活的风采和韵味，会使作品获得更多读者；累赘、拖沓、松弛，就会失去动人的艺术力量。不被人们欣赏和感动的作品，并不能达到作家所预期的目的。

文艺要求新颖和独特，不能排斥前辈和同时代人在创作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作家的成就，固然依靠自己的开拓，但也需要前人的哺育。有成就的作家历来重视继承和借鉴，他们都受到前辈作家的熏陶和启发。作家需要从前人的创作中吸取养料，借鉴前人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技巧，学习前人如何反映社会生活、描绘人生图画的本领。这种继承和借鉴，当然不能墨守成规，也不能东拼西凑，而要融会贯通，化为自己的血和肉。作品的新颖和独特，往往与前辈作家的作品有内在的联系。所谓独特，并非凭空杜撰，不过是在继承基础上加以创造性地发展，增加了作家自己新的东西。文艺发展有它的历史继承性。任何割断历史，摒弃遗产，脱离文艺的民族传统，轻视前人创作经验中所固有的普遍规律，都不利于艺术的创新。深入生活，正视现实，善于思考，勇于探索，有所借鉴，又有所革新，才能创造出有特色的作品。

成熟的作家在创作之前，都有充分的准备，使他们初试身手，就崭露头角，具有自己的风格。他们除了有独特的生活感受外，还大量地阅读过中外的文学名著。鲁迅的《狂人日记》一发表，就被读者誉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根据鲁迅自己分析，“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不消说，鲁迅对中国古典文学也有过精深的研究，对于鲁迅创作上民族风格的继承和发展，起了极其有益的影响。鲁迅以自己的深刻体会，屡次劝告青年作家“此后如要创作，第一须观察，第二是要看别人的作品，但不可专看一个人的作品，以防被他束缚住，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这才后来能够独立。”“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鲁迅书信集》第398、982页）。

这是深得艺术三昧的肺腑之言，也是卓有成就的作家的经验总结。历来伟大的杰出的作家，总是虚心地向各家学习，但最后表现技巧上圆熟，富有独创性，完全脱去各家的绳墨规矩，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只有广泛涉猎，开阔视野，向各方面撷取英华，加以熔铸融合，才能卓然自成一家，在艺术上独树一帜。鲁迅以自己创作实践的丰富经验，在继承问题上精辟地发挥了转益多师、博采众家的观点，不仅告诉人们创作需要借鉴，而且提出了如何借鉴的途径，深刻地揭示了艺术创新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