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我一直想写一个女人。 

我写她，不是因为和她有个什么特殊的关系。她离开我们的生活有好多个年头了，我今天把她说出来，其实对于我这个局外人无关紧要，但是对于还在我们小镇上生活的和她有个关系的那些老人，却会一致认为我多管闲事，像一只讨厌的狗，不把自己的生活管好，反倒去管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用他们的话说，简直是吃饱了撑的。 

的确，我写这个女人有点狗拿耗子，因为最近我和我的女人正在闹离婚，眼看自己一屁股的屎都揩不干净，还有闲心把那些十几年的事情翻出来，成心作弄一翻。 

我和我的女人闹离婚是因为她硬说我有了外遇。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冤枉，我一直本分老实的像我们镇上后山的那块大石头，压根就没有翻身让历史见阳光的想法。可她，我的这个黄脸女人却亲信一些人的谣言，硬说我在我工作的学校和某某女人那个。开始我还耐心向她做解释，试图让她明白我连她一个人都伺候不好，哪有精力去招惹别的如狼似虎的女人。但我越是解释，她越是怀疑，在她身边散布流言的人也越是多。后来是我有口难辨，假的也被她说成真的了。 

其实，她说的那个女人是我的一个同事，姓贾，她性格开朗，外向型，说话做事大大咧咧，她小我整整10岁，还是个刚从学校分来的丫头片子。贾不知从哪里知道我喜欢文学，还偶尔在一些报刊的边边角角登过些许豆腐块文章。非常佩服我，要我当她的老师，教她写诗歌。其实我至今也不知道诗歌该如何写。现在的诗歌这个劳什子，古灵精怪，云遮雾绕的，我辈难望其项背。但殊不知它越是古灵精怪，云遮雾绕的，就越是让一些年轻人着迷，也就越让那些所谓的诗人能够海侃神吹，越可以把那些不是诗的东西硬说成诗。我知道这是些哄小孩的把戏，她找我学习写诗歌，也正好满足我的虚荣心。我写作这么多年头了，遇到的都是白脸，大家都说我是神经病，现在承蒙她这么看得起我，我当然想在她面前显摆一翻。最后理所当然我当了她的诗歌老师，常常在她的面前打胡乱说。当了她的诗歌老师后，我们接触自然就多了起来，自然就有些风言风语四处流传，最后我的女人也就听说了。 

开始我的女人也不信，但她素来疑心病就重，加之她是一个典型的泼妇，在家里我们很少有共同语言，我经常像一只温顺的小羊羔，在她的摆布下过着无聊透顶的家庭生活。就是夫妻间的那种事情，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凑合。她以前老是骂我是个没有用的男人，现在，她理所当然的把我的无能归罪到了我的外遇上。于是她慢慢就有点相信那些谣言了。并且对那些谣言进行了她女人似的意向性推究。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她坚定的相信了那些谣言，并且深深的被那些谣言所左右，从而导致我的解释成了理所当然的狡辩，而我和那个女的的一次谈话，一次相处，都成了她眼中的一次苟且。就这样，原本就泼辣无度的她更是如有神助，在我面前越发的蛮横了。终于，我在百般解释无奈的情况下予以了适当的还击。就这样，我们的家庭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家庭战争。开始我们还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可到了后来，我们都成了小人，双方除了恶毒的挖苦，还经常伴以粗鲁的手脚，事情发展到最后与我的那个同事已经无关紧要了。其实任何一个家庭都一样，斗争最后都是两败俱伤，当我们疲倦的回头望我们的婚姻生活时，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婚姻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于是我们不再吵闹，我们开始像一对陌生人一样冷漠的生活着。在另一个乡镇教书的我，开始自觉的拒绝那种家的所谓温暖，开始几个月不回家。今年，我们双方都觉得再这样下去实在是没有意义了，我们开始协商我们的离婚事宜。就在我们把离婚事宜摆上议事日程时，我却开始酝酿那个女人的故事，开始产生把她写出来的强烈愿望。 

我把这个想法说给我的好朋友风听，他像泼浪鼓一样摇着自己细瘦的脑袋，不住地劝我说：你疯了，你疯了。我知道我没有疯，我四肢健全，头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我也知道我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我只是不说，不给任何一个人说。因为它才是我真正的秘密。一个人干什么事情总会有人知道，但是一个人为什么干这件事情却并不是人人都该知道的事情。我也把这个想法说给了我的那个女同事，她抬起天真的小脑袋，无限佩服的向我竖起大拇指，好像我已经顶住了别人的压力，让那个遁入历史的女人成功的现形。我也说给了其他一些我自己认为值得信任的人听，我在告诉他们我的行动计划之前，我其实都对他们反复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别把这事儿透给别人，我相信你，别人我都没有说过呢。我自认为我做得隐秘，但我的计划还是让我最值得信赖的朋友给传了出去，而且传的沸沸扬扬，传的妇孺皆知，传的我们镇上的人都为之色变。我还不知道是谁出卖了我，但镇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将要出卖他们，将要把他们的灵魂剖开来给世人看。 

他们害怕这个，因为他们都是世代的胆小慎微的农民，他们相信书都是要写给后人看的，都是一种可万古流芳的东西。一次，他们找到了镇上那些可以称为老者或者长辈的东西，上我的门来劝我，并且主动向我的女人施压，叫她不要和我离婚，要和我白头偕老。那天我刚刚从学校回来，我回来拿我的一些衣物，因为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了，天气转凉，将要进入秋天，我得准备一点秋衣。我刚在镇西边的码头下船，镇上最德高望重的一个老头就截住了我。我看见他拄着一根乌黑的拐杖，花白的头发在风中乱飞。他拉住了我的手，把我直接拉到了码头的小旅馆，态度客气得叫我有些受宠若惊。他给我斟酒，给我点烟，向我讲我不知道的我的父亲的故事。当然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告诉我，我写的那个女人，和我的父亲也有关系，我的父亲是事件的参予者之一，而且是事件中一个重要的角色。最后他一边给我敬酒，一边语重心长的劝我说：年轻人，凡事要稳重些，别干什么傻事。 

其实我知道我的父亲，他也是个伪君子。最直接的证据是，直到现在，他70多岁了，还十分想念我早已去世的母亲。每逢节日，他都要在我们小辈面前唠叨母亲的好处，讲一讲他和母亲相敬如宾的日子。他开头总是先这样对我们说，孩儿***啊，然后开始滔滔不绝的向我们讲起我的母亲的故事。当然其中出现最多的人物还是父亲他自己，而最完美的结局还是夫妻之间的如何恩爱。可是现在，每当他在我们的面前一开口，我就产生一种莫名的厌恶。我老是盯着他的歪嘴看，看他的歪嘴里如何吐出那些富丽堂皇的文字。我听着的时候，老想到令人生厌的蚊子。其实我在心里总是说，别臭美了，我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包括其他的一些老人，我全清楚。 

我到后山的那块大石头看过，发现它和其他的石头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粗黑，旁边一样长着一些叫做巴茅的野草。这种野草一到秋天，头上就顶着一簇簇雪白的花束，像老人满头的白发。小时候我经常坐在那块大石头上，想一些开心或者不开心的事情，现在我再也不敢坐上去了，我怕我的屁股亵渎了石头下那个女人圣洁的灵魂。我时常站在这块石头的旁边，向下看我们的古镇，看他那么苍白，没有血色的站在江边，那条叫乌江的小河自顾自地向远方流去，在它的身边没有停顿，也不屑停顿。我坐在旁边的野草地，老是产生这样的想法：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呢？她用命用身体保护的那个人又叫什么名字呢？很多时候我又会想起我的女人，想起她世俗似的贪欲和低俗的生活态度，想起我们镇上的那些年老的，年轻的，想起我及我的那个热爱诗歌的同事，我知道我理不开生活这团乱麻。 

我一回到家，我的女人对我出奇的好，一改以前那种让我凉到心底的冷漠，热情得像我家门前向阳的花朵，又是给我端水，又是给我提鞋，还第一次主动向我提出那个。我们几个月都没有那个了，我有些惊讶，但也立刻同意那个。很快我就发现，现在的“那个”和以前的“那个”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当她达到高潮的时候，并没有像以前那样，粗鲁的把我压在身下，蛇一样去扭动她那粗粗的身体。现在，她咬紧牙关，任我在她的身上老牛拉破车似的哼哼夯夯。最后，我提出要从她背后进入，她居然也温柔的答应了。要是以前，她一定会没有好生气的骂我不是人，然后不顾正处在亢奋状态的我的感受，生硬的把我从她身边推开，让我干着急也没有什么办法。我想我后来对性的渴望的消减，肯定就与这个小女人自私有着莫大的关系。因为我和我们学校女同事贾在一起时，经常还有性冲动。虽然我和她至今仍旧清白，但我内心的肮脏想法却与日俱增。我之所以和我的女人最后对着干，其实我也是在无形中把那个女同事当着了一个参照物。要不然，我这个习惯了老婆的裙下生活的小男子，怎么也不会————或许根本也想不到——向像干枯的老树一样突然春暖花开，敢去找回男子汉的那份尊严。 

我知道我的女人为什么会对我这么好，我知道她的好其实也是出于一种虚荣心。就像我们镇上很多的家庭，都在将就着生活，表面看他们相亲相爱，相敬如宾，实际上他们彼此都埋怨着对方，仇视着对方，他们之间的裂痕就像我们后山上的那条天坑地缝，深不可测着呢。干完那事后，我翻身从我女人身上下来，疲倦而又无神地看着天花板，看着天花板上一滩滩秽物一样的污迹，我想肯定有不少人找过我的女人，肯定向她说了很多自以为是的好话，向她宣传了许多祖传的大道理。当然其中也有我的父亲，哥哥和镇上那个所谓的德高望重的老人。我知道他们为什么突然对我的婚姻这么热心。我想着想着就感到有点自豪，再次发现我写那个女人的举动的无形的威力竟然像势不可挡的山洪，冲刷着那么多的奇奇怪怪的势力。 

我决定要写下去，继续写下去。我在内心得意的说，让你们的话见鬼去吧。 

为了排除干扰，我决定第二天就返回学校，决定不给镇上的任何人以任何机会。可我还是晚了，我的父亲找到了我。吭嗤、吭嗤，他说：你要写那个女人? 

故意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我的父亲一边咳嗽，一边说：吭嗤、吭嗤，娃啊，别干傻事啊，那件事情很多人都干了，那件事情是那个历史的产物，我们也是受害者啊!吭嗤。 

我不说什么，盯着父亲脸上的老年斑，我觉得像一颗颗羊屎豆。 

父亲并不在乎我的反应，仍然固执不休地絮絮叨叨。我的那个疑问突然又冒了出来，像趵突泉的泉水一样，我不管父亲的唠叨，问：她的男人叫什么名字，听说他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是我们镇的的伪镇长，听说1950年，他救过两个解放军探子，解放后解放军要枪毙他，还是那两个解放军探子从县城走了一天的路来救他的，有这么回事情吗？ 

父亲仍然在说：她的死其实也不能怪我们，吭嗤、吭嗤，哪个叫她一根筋地护着那个男的呢？ 

我有点厌烦了，我想质问我的父亲，你们占了那个女人的身体，为什么就不放过她的男人呢？她把身体出卖给了你们，你们竟然说人家是婊子，竟然把她五花大绑拿来游街，当她交不出她的男人时，你们竟然对她下手，听说多狠啊，当时把她的衣服裤子都扯烂了。你们一边欣赏着她白晃晃的胸脯和大腿，一边骂她婊子...... 

最终我没有再开口。我无法向我的父亲开口说出这样忤逆的话。我知道，对于一些历史的细节，我再也无法让它还原。我只可能是也只能是记下一些历史的轮廓。 

我又想，我记下它真得有用吗?那些爱情的誓言真的存在吗？ 

不知是什么原因，我最后还是答应了我的父亲，决定不再写那个与我无关的女人，并且听从了他的规劝，临走的时候，我向那个正在为我收拾行李的女人作了告别。 

我返回了学校时，已经是傍晚了，我径直闯进了贾的卧室，一脸的酒气。 

她正在批改学生的作业，桌子上还有一首她新写的诗歌。最近她的诗歌越来越难懂了，我知道她在进步。 

我抱住了她，直截了当要求和她困觉，像阿q一样。我说： 

贾，我要和你那个。 

啪，她的手掌落在了我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