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爱媛县新居滨一所高中的校长6日被发现在家中上吊自杀。死者留下遗言，希望当地教育部门解决高中学生负担过重问题。自杀者名叫正冈博志，现年60岁，是爱媛县公立高立高中——西新居滨中学校长。这是日本最近连续发生的第2起高中校长自杀事件。上月30日，日本茨城县一所高中58岁的校长上吊自杀，死前也留下了字据，说他希望通过自杀提请政府注意，以采取措施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扬子晚报》11月7日）

日本的学生一般都没有晚自习，早上一般都是八点以后上学，晚上一般在五点左右放学，每周有两周规定的星期天。这样一看，他们学生比我们的学生轻松多了。其实不然，他们的学生在学校规定之外，还有家长要求上的辅导班，有时候他们的孩子也要忙到深更半夜。这种情况，东南亚的国家几乎都差不多，但我们国家的学生学业负担可能最为严重，且有不断升级的趋势。自从江苏自主命题后，又加上县中模式的盛行，我省的学生更是苦不堪言。早上五点多摸黑上学，六点钟开始上自习，一个多小时的早读之后，接着是四节课。下午一点多钟上课，一上就是四节，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之后拼搏到十点。一个星期根本就没有星期天，只到月底才让学生处理一下“日常”事务。更有甚者，南通一些学校美其名曰我们学校一年只放三天假——年关三天，很多兄弟学校还奉为教条大力推广。看了日本自杀校长的遗言，说实话，我们这些做校长做老师的应当集体自杀才能对得起万千的学生和供我们微薄薪水的祖国啊。我甚至认为，我们不能仅仅死一遍，应当多死几次才能让我们心安，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学生课业重担的加码者，不要说国家没有看见，这里是我们自己就视而不见。

前天，到医院里看望一个女学生，真让我不知说什么是好。她能保住一条命真是万幸。我为她能活下来感到高兴。如果她死去了，让我怎么心安。据他的家长说，那天晚上十点多放学后，她骑车出校门，走上通向家里的一条水泥路，其中有一段路在施工，她摔倒在一堆石子上，结果当场口吐白沫，被后面几个学生送上医院。还算及时，当晚做了开颅手术，把脑子里的碗大的血拿了出来，一根断了的血管被接了起来，如果稍有耽误，一个如花的生命可能就烟消云散。我们去看她是第二天晚上，当时她正在睡觉。听她的母亲说，医生说她已脱离了危险，白天已能简单交流，她醒后还曾叫父母把她的书本拿来，让她在医院复习，还准备迎接到来的考试。我听了，感动得流下泪来。这就是我们的学生啊。我们真还忍心把书本递给她吗？

大约在一个月前，我们的一位刚参加工作第二年的女老师九点多钟下班，刚出校门，被一辆飞驰而过的面包车当场撞死。而她的男朋友为了她，在她出事的那天才从苏州把档案调回来，也就是那一天才到单位报了到。

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总是生活在教育的悲剧里。我还想起一年前的一件事：一次考试后，我们的一个学生回家后，夜里从自家窗口跳下自杀。他在遗书里说：这种教育制度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我很想为你们争光，但它却要让我付出比生命更重要的代价。我把我的眼镜留下，亲爱的爸爸妈妈，我还想到很多没有去过的地方看看，如果哪天你们出去，就带上我留下的眼镜吧，让它代我到各处看看。

呜呼，我实在无话可说。如果把这些放到全国去看看又算什么呢？什么特大车祸，什么家长割喉事件，什么教师逼得小学生服药后跳河自杀事件……我身边的事与这些事比起来算不得什么？但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如果那两位日本校的死能引起国家的注意，那么我们这么多人的死，这样重大的事故就不可能不引起国家的注意。但国家注意到了吗？

我们在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又在做些什么呢？作业作业作业，分数分数分数，制度制度制度。不许迟到不许早退不许自习课讲话不许自习课抬头，中午必须到教室自习或睡觉……天啊，这还哪叫人过的日子？监狱有这样的吗？一年两年在此种环境生存，我们还能看到人吗？还谈什么民族的伟大复兴？我看有点像大跃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古人早有所言，这是我们匹夫之事，岂是“肉食者”之事？因此，我们不能把责任交给考试制度交给社会评价制度。龚自珍早在《病梅馆记》中写道：江浙之梅皆病。但今天之病梅，比任何时候都病得厉害啊。我们有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