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换亲

89年夏天，我上小学三年级。有段时间，我每天和换亲一起上下学。

从名字大家也想像的出，换亲是个出生在重男轻女家庭里的女孩子。她有两个姐姐，大姐小亲，二姐改亲，轮到换亲赶上了计划生育政策，于是改来换去，她家的男孩计划还是不得不终止了。那时候，我和换亲每天的话题大多是“吹牛”，吹各自上过的幼儿园是多么多么好，加上自己丰富的、不着边际的想象，每天吹得不亦乐乎。虽然我们都不相信对方说的话，也许是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童年的某种缺失和遗憾，所以我们乐此不疲。事实上，我们上过的所谓幼儿园都大同小异，不过是一两个有耐心没多少文化的中老年妇女看着一大群孩子，让他们不要乱跑，等着家长来接罢了。

二、瓜子

有一次，学校要统一做校服，每人交十二元。我之所以对这个数字记得这样清楚，是因为我撤了谎。在放学的路上，我和换亲商量好了，每人向家里多要两毛钱，这样我们就可以买两包奶油瓜子。

回到家里，吃过午饭后，我小心翼翼地对父亲说：“老师让我们交十二块两毛钱做校服。”父亲说：“怎么这么个数，不零不整的。”我的脸“腾”地红了，怀着谎言即将被戳穿的绝望心情，小声回答道：“我也不知道，老师就是这样说的。”好在父亲并有看我，从衣服兜里数出十二块二递给我，嘱咐我小心别弄丢了。我接过钱，背起书包，如获大赦一般，飞也似的逃出了家门。换亲正在前面的路口等我，我们如愿以偿地吃到了奶油瓜子，很香甜。但我却再也没有撤过类似的谎，也许是受不了那份心灵上的煎熬吧。

三、破案

那天，我的换亲一路上蹦蹦跳跳吃着瓜子，来到教室，发现气氛有点不太对劲。很多人围在小辉的课桌旁，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班主任安老师也在。原来小辉放在铅笔盒里的校服费不见了。小辉都急哭了，十二元，那时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啊。

后来小辉回忆起洪义和小强到他课桌旁来过。目标很快就锁定了，他们也很快承认了，他们说钱放在外面，因为我是班长，老师让我去跟着他们把“脏款”追回来，下午的课就不用上了。

不用上课可是一种让人羡慕的特权，而且还得到了老师的“法定许可”。我肩负着重任，在同学们嫉妒和期待的眼光中出发了，说实话心里还有些惴惴不安，洪义和小强是出了名的捣蛋鬼，学习成绩也很差。我毕竟只是一个小姑娘，很怕他们会出什么鬼花招捉弄我。

事实上，洪义和小强的“认罪”态度还是很好的，他们告诉我钱放在一口枯井边的石头下面。我们出了校门，向学校后面的一片小树林走去，风和日丽，花香草美，如果不是出来“办案”，这可真是个美丽的郊游的好日子啊。在小树林的边上果然有一个枯井，在旁边的石头下面找出了九块多钱，其余的他俩买了两根雪糕、两根糖葫芦已经吃了。他俩还说，买了一个肉罐头，因为打不开，埋在了树林外面的电线杆下面，打算放学再吃。于是我们又去找那个罐头，一连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洪义说是第七根，小强说是第十根，看来他们是记不清了。

走累了，我们坐在河边休息，我说：“算了，和老师说吃了算了。”没想到洪义说：“班长，别着急，肯定找得到。”于是我们又到一根电线下，小强拿开旁边的砖头，用树枝向下挖，不一会，就看到了那个牛肉罐头。于是大家很高兴，擦掉上面的浮土，看着诱人的商标，我们仿佛能够闻到牛肉的香味。

我们沿着河岸往学校走去，走得很慢，谁也没有说话，能清晰地听到小河潺潺的流水声和小鸟欢快的鸣叫。走了一半路程的时候，小强突然对我说：“班长，你不是说跟老师说把罐头吃了吗？”我愣了一下，没说话。洪义也赶紧说：“是啊，吃了吧。”我没有说话，洪义高兴地说：“好啊，小强还不动手？！”于是他们找来石头、木棍，费了好大力，终于把罐头打开了。虽然里面有不少土渣和木屑，而筷子也不过是用河水洗过的小树枝，可我们你谦我让，又大吃特吃，而这个罐头则好像是天底下最香的美味。让人历久难忘。

后来，我们回到了学校，把剩余的钱交给了老师，又把花掉的钱报了帐，老师说：“他们没有难为你吧？”我说：“他们积极配合，认错态度也不错。”于是老师说：“你们赶紧把钱补齐还给小辉，向他诚肯地道谦。”老师还赞赏我事情办得不错。我的脸上却一阵阵发烧，赶忙和洪义、小强一起走出了办公室。

四、余音

老师对我是十分器重的。在某种程度上，我辜负了她的信任，心里很愧疚。然而，洪义和小强固然做了错事，可他们的天真、活力和义气也确实和那美丽的小河、香甜的罐头一起像一幅美丽的画面一样深深地留在了我记忆深处。

当然，也许一起吃罐头对于洪义和小强来说，不过是对我所进行的一次幼稚的贿赂，我们最终也没能成为什么“生死弟兄”或者好朋友。而我就那么轻易地接受了，而且感到愉悦和幸福。唉，像我这种一向循规蹈矩的“好学生”来说，这样的事情也足以让人感到兴奋和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