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多，职位高，贪数大，媒体曝光频繁。一条反腐报道，各报相互转抄，读者视觉疲劳，让人想起“文革”中文章,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天下一个调，乏味。难道咱们记者大多弱智？

谓予不信，笔者顺手拣几条说说。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原区委书记杜欣发短信骂市委书记，结果一查就查出杜书记是个大贪污犯，就发现了杜欣及100多名官员卷入一起巨额腐败窝案中。（3.3日《南方都市报》）腐官多，一抓就是一把。可对那卷入100多名的贪官，怎么就轻轻一点之后，嘎然而止呢？为什么不能把他们请到太阳底下来见见阳光呢？明显是报道深度缺失。

又是河南省，一个贫困县的濮阳县，盖起一座如同人民大会堂似的县委县政府综合办公大楼，各县直机关竞相攀比，好像钞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同时，还掀起一股建筑豪华住宅之风，各单位头头脑脑纷纷搬进高档住宅。（2.28日《现代快报》）这座豪华办公大楼建设是谁决策的，他是否已经向全县人民作了交待？哪些头头脑脑已经搬进了高档住宅，是如同平民一样付了购房钱，还是交点“意思”钱就成了私宅？媒体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报道这个贫困县的奢华之风呀。

国家审计署对高速公路的投资进行了审计，除了发现权钱交易屡屡，更审出有“21亿元被挤占作招待、发奖金”之用（3.27日《中国青年报》）。这21亿是个天文数字呀，哪些单位是涉案的主管部门？这些主管部门的头头姓什名谁？他们受到怎样的处置？报道没有了下文，让人只看到棍子在空中飞舞，而那些任意快活挥霍的“公仆”们，谁也没伤到一根毫毛，照样快活风光。这还算是舆论监督吗？

26岁的妙龄女郎坐拥数十亿元资产的女富翁吴英非法集资案，其债权人50万元以上的就有103人，而这“103人中很多都是官员”。（3.25日《现代快报》）究竟是哪些官员呢？是什么级别的官员？他们“投资”的巨额资金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不顺藤摸瓜，就势清理一批官员中的败类呢？

郑筱萸主政国家药监局之前，在药管局就开始受贿。主政药监局之后，其左膀右臂，其妻儿子女齐上阵捞钱，药监局腐败横行。郑大人为什么能够做到长期腐败而安然无恙？是哪个监察机构负责监察这个药监局？长期腐败，是监察机构的缺失还是监察机构的失职？语焉不详，监察作用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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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人大会后记者招待会上说得很明确，要保障人民“民主监督的权利”，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舆论监督自是人民监督政府的一个极为重要方面，这是中央已经赋予媒体的庄严职责。这类报道，省力是省力了，只是个热闹的曝光而已。

笔者忽然想到一个词儿，“狗仔队”。据说是由香港人创造的词儿。最初，50年代的香港便衣刑事侦察员擅长以跟踪、窃听的调查方式追踪案件，时称为“小狗队”。以后，把善于追踪明星隐私的娱记称为“狗仔队”。这个名字虽然不雅，可他们在资讯收集能力上却是一等一的。他们具有持续的新闻嗅觉、新闻追踪和守候新闻的耐力，有着独到的新闻判断力。对于这种精神，应该是一个媒体工作者所应该具备的。反腐报道具有这种精神，我们的监督力度定然会大改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