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别两年，京朝的局面，已经完全不同。
虽说是吕大防与刘挚分任左右二相，而大防这个老实人，却听由刘挚翻云覆雨，一手摆布。刘安世领袖谏垣，声威赫赫；王岩叟签书枢密院，主掌军事；梁焘为礼部尚书，管领文教。朔派大将，个个位居要津。更可怪的，原是洛学弟子的朱光庭、杨畏、贾易诸人，既失靠山，一起归附了刘相门墙，刘便利用他们做政治打手。
所以，苏轼一至宫门报到，贾易立即擢升，当上了侍御史。这是谁都明白的安排，是个鹰出鞲、犬突围的阵势。可怜的苏轼，已经成为目标中的猎物，是无可置疑的情势。
苏轼也很警觉，索性揭穿这个阴谋，细数从前他与贾易之间的嫌怨，留京定要遭殃，据此坚乞外放州郡，避免发生纠葛。七月初六所上札子，是这样说的：
……贾易，（程）颐之死党，专欲与颐报怨。因颐教诱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论事，为文仲所奏，颐既得罪，易亦坐去。乃于谢表中诬臣弟辙漏泄密命，缘此再贬知广德军，故怨臣兄弟最深。臣多难早衰，无心进取，岂复有意记忆小怨？而易志在必报，未尝一日忘臣。
其后召为台官，又论臣不合刺配杭州凶人颜章等。今既擢贰风宪，付以雄权，升沉进退，在其口吻……不久必须言臣并及弟辙。辙既备位执政，进退之间，事关国体，则易必须扇结党与，再三论奏，烦渎圣听。
苏轼的结论是：
朝廷以安静为福，人臣以和睦为忠。若喜怒爱憎，互相攻击，则其初为朋党之患，而其末乃治乱之机，甚可惧也。
因此，苏轼“血恳”太皇太后赐予一郡，以免发生轇轕。“贴黄”（贴黄：宋奏状，札子用白纸，意有未尽，用黄纸，书写贴于上之谓。）说：“与其将来徇众多党与的谤议而被出，不如现在用回避亲嫌的理由，便与一郡的好。”这已不啻是自求保全的哀辞。然而，宋朝的传统，君权至上，太皇太后不信她不能庇护一个苏轼，依然坚执不放。
自杭州闻命之日就上疏恳辞起，到此苏轼已经七上封章，两进札子，请求外放，仍是难回太皇太后心意。
苏轼来时，特意实地勘察灾情，到京之后，就上札子，报告浙西灾伤，他说：“浙西诸郡，接连两年发生天灾；而今年的大水，比熙宁年间的水灾还要严重。……”就他这两年在浙中实施救灾的经验，只用籴售常平米这一个办法，就可以使米价不涨，使人民免为流殍；所以请求朝廷令两浙运使，估计浙西诸郡到明年七月应籴粮米斛数，在其辖下诸路封桩及年计上供钱斛内擘划应付，接续籴卖就可，不需其他济助。
札上，太皇太后诏准赐米百万石、钱二十万缗。
侍御史贾易即与杨畏、安鼎联衔疏论：“苏轼所报浙西灾伤不实，乞行考验。”
贾易只说“乞行考验”，朝廷不能驳他“毋须再查”。幸而诏旨的词头降下中书省时，给事中范祖禹以其职权“封还”，录黄奏曰：
国家根本，仰给东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诉，开口仰哺，以脱朝夕之急。奏灾虽小过实，正当略而不问；若因此惩责，则自今官司必以为戒，将坐视百姓之死而不救矣。……
此一波折，使苏轼大为忧急，因为他深知官场的弊风，事情一经行文地方考验，地方官为推卸责任，为观望执政当局的风旨，一定掩饰灾情，不敢实奏。果然如此，苏轼枉坐“奏报不实”事小，而浙西亿万生民，流离沟壑，不得救援，如何得了。
台谏与给事中意见不一，苏轼急切之间，想起有个朋友可以相助，那是现为御史中丞的赵君锡，以他中丞的地位，有资格讲一句话而挽救灾区百万生民。所以立刻派王遹去见君锡，求其一言以助。苏轼万万没有想到这一个交谂朋友，现在已经变了，他要出卖苏轼，别求进阶，使苏轼几乎陷入“离间风宪”的大罪。
七月廿八日，苏轼再上札子，请求回避贾易，札尾预言：“若不早去，不过数日，必为易等所倾。”
果然不出所料，四日后的八月初二，太皇太后已有贾易、赵君锡联衔的弹章，秘密封交吕、刘二相，要他们两人先行研商，同时还特别叮咛：“不得遍示三省官。”
贾、赵这份弹章，兼攻二苏，大部分的内容，尽是多人说过的那套陈腔滥调，重施舒亶、李定故技，新作料只有所举竹寺题诗一节，诬陷苏轼闻先帝之丧而心喜，实犯悖逆大罪。
指劾苏辙者，说他为中书舍人日，泄密命于吕陶；荐王巩为不当；张耒不俟朝参，先许供职。所责虽皆细事，但给他戴上一顶大帽子，曰：“苏辙厚貌深情，险于山川，诐言殄行，甚于蛇豕。”
劾苏轼的主要罪状，则为书于扬州上方竹西寺的那首小诗。被检举的原诗是：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贾状说，先帝崩逝，人臣泣血号慕，苏轼却作诗自庆。原题“山寺”两句在前，“此生”两句在后，已经播于四方；后来迹不自安，才另增别诗两首，颠倒先后两句，题以元丰八年五月一日，调换诗板，欲自掩饰，其为悖逆，“可谓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
又指轼撰吕大防左仆射麻制，用了一句“民亦劳止，庶几康靖之期”。认为是将熙宁、元丰间的治道，比作周厉王时代的民劳板荡，“闻者股栗”。
另又拉扯一大堆废话做陪衬，说他差免役问题上的反复变乱，在杭州决配颜章兄弟为横暴立威；说他浮报灾情，虚言水利；说他西湖筑堤，科借居民什器，虐使捍江厢卒，只为自己游观之乐。
八月初三日，辅臣奏事延和殿，依次论及台谏交章，论及苏轼题诗竹寺一案时，苏辙即先代奏：
臣兄乙丑年（元丰八年）三月六日在南京闻裕陵遗制，成服后，蒙恩许居常州，既南去至扬州。五月一日在竹西寺门外道傍，见十数父老说话，内一人合掌加额曰：“闻道好个少年官家。”臣兄见有此言，心中实喜，又无可语者，遂作二韵诗，记之于寺壁，如此而已。今君锡等加诬，以为大恶；兼日月相远，其遗制岂是山寺归来所闻之语？伏望圣慈体察。今日进呈君锡等文字，臣不敢与。
苏辙奏罢，表示不敢参与讨论，遂先下殿。
竹寺题诗，倒是一个新鲜材料，而且这罪名若是成立，是可以杀头的“大逆不道”。不过小人作伪技术非常拙劣，既谓轼诗已经播在四方，又说题尾日月是后所抽换，如朝廷根究，要见佐证，其言立败。事后，叶梦得游山光寺，还亲见该诗的“当时志刻”，叶梦得《避暑录话》有一条说：
子瞻山光寺诗……余尝至其寺，亲见当时诗刻，后书作诗日月，今犹有其本，盖自南京（都）回阳羡时也。始过扬州则未闻讳，既归自扬州，则奉讳在南京（都），事不相及，尚何疑乎！
此案未了，贾易接连又上一章，根据御史中丞赵君锡言，苏轼曾派秦观、王遹往说君锡，诬指苏轼“交通言语，离间风宪”。
这件事，确是苏轼的冒昧行动，贻人口实。
贾易弹章，引赵君锡的话说：“昨日（七月二十七日）傍晚，从（御史）台回家，秦观来见，谢我荐他为秘书省正字。又说：‘贾御史的章奏（即言不可以秦观污辱文馆）中说“邪人在位，引其党类”，此意是在倾陷中丞，中丞应该赶快补进一状，其事可解。’”君锡认为苏轼仗势颐指御史中丞与侍御史自相攻击，阴险已极。
君锡说，他之举荐秦观，是因为秦的文学好，现才知道此人品行浮薄，所以要撤回前荐。
赵君锡又说，同一天的晚上，苏轼又派他的亲戚王遹来见，说两件事：
一、秦观为公所荐，今反如此，要加注意。
二、两浙灾伤如此，贾易、杨畏却说传言过当，要朝廷察其虚实。朝廷已从其奏，而给事、两谏官以为当听其账恤，不能先下核实之旨来阻碍赈济。台谏的议论不同如此，中丞岂可不为一言？
于是，贾易述赵的结论为：“君锡乃以为（秦）观与（王）遹挟轼之势，逼臣言事，欲离间风宪，臣僚皆云奸恶。”
秦观和王遹分别往见赵君锡，传苏轼的话，确有其事，苏辙曾奏：
“昨见赵君锡章，言臣兄轼交通言语事，晚间臣兄云：实有此，然非有所干求，已居家待罪。”
宋朝的制度，政务官不得与台谏往来，苏轼谓所传言，是这样的：一是希望荐主维护秦观；二是赈济浙西灾伤案，台谏与给事中持论不一，希望御史中丞赵君锡说一句话，以救两浙的灾民，绝无离间风宪之意。
秦观得除秘书省正字官，系王巩托由赵君锡认荐；而贾易反对说“不可令秦观污辱文馆”。秦观为了此事，要赴诉恩门，求救于举主，原是常理，苏轼不过顺便带了一句话：“秦观已被贾易言了，宜为朝廷珍惜人才。”
令王遹传语君锡，所说是“台谏、给事中互论灾伤，公为中丞，坐视一方生灵陷于沟壑，欲其一言以救两浙亿万生齿”。此言与七月二十八日所上乞回避贾易札子中所说的完全一样，但是忽于行迹，就被赵君锡冠上“交通语言，离间风宪”的罪名，卖与贾易。
人情诡诈，宦海尤甚。天真的苏轼万万没有想到赵君锡会是出卖他的反复小人。其实，官场中只有利害，本无友谊。当苏轼外放杭州的时候，赵君锡时任给事中，眼见太皇太后对苏轼恩礼特别厚重，猜测不久将有还京大拜的可能，所以上章请求太皇太后留轼在朝，他那时是这样两面讨好的人：
苏轼之文章，追攀六经，蹈籍班马，知无不言，壬人畏惮，为之消缩；公论倚重，隐如长城。请留之在朝，用其善言，则天下蒙福；听其谠论，则圣心开益；行其诏令，则四方风动，而利博矣。
其计果然得售，同年九月，苏轼出使辽国，君锡就当上了副使。从此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官位升到吏部侍郎、御史中丞，但他并未餍足。
苏轼自杭还朝，二人相遇于殿前，苏轼述当时的情形道：
臣与君锡，初无疑间。近日臣召赴阙，见君锡崇政殿门，即与臣言：“老缪非才，当此言责，切望朋友教诲。”臣既见君锡，从来倾心，以忠义相许，故敢以士君子朋友之义，尽言无隐。
其实所谓“从来倾心”者，二苏都上了“阿谀”的当。现在时移势易，赵君锡觉得大苏已无利用价值，而小苏不去，适成自己前程的障碍，所以他要勾结贾易，以为投靠刘相门墙铺路。
赵君锡接替苏辙的遗缺，从吏部侍郎升上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例是执政大臣的后补者，赵君锡得陇望蜀，他现在所觊觎的是苏辙现职尚书右丞这个地位。
苏轼应召还京，口口声声要避亲嫌求去，他是不会当政的了，用不着再趋奉他。苏辙被刘挚所憎恶，贾易正以全力攻两苏，他便供给秦观、王遹两访的资料，合力围剿。第一目标，虽是大苏，而弹章的字里行间，却暗示身居执政的苏辙，有泄露朝廷机密之罪。去掉苏辙，则御史中丞之进为尚书右丞，水到渠成，稳稳到手的了。
小人唯利是图，利之所在，六亲可以不认，何况朋友。
赵君锡一石二鸟，果如定计。苏辙有奏自咎：
臣兄所以知朝廷文字，实缘臣退朝多与兄因语次遂及朝政，臣非久当亦引咎请外。
君锡的期望，就是这样。
八月初四，苏辙已递辩状，部分执政们在延和殿太皇太后帘前进言：
“详细研究贾易的疏状，前后矛盾。贾易为王安礼所赏识，荐应十科之选。现在那些失职在外的人，都在江淮一带，无不与今日执政为仇。今日这个疏状，不但动摇朝政，暗中则在发泄失职大众的怨愤，伏望圣慈详察。”
执政奏事毕，太皇太后愤然降谕曰：
“贾易排击人太深刻，须与责降。”
当时，吕、刘二相的“调停”主张，虽因迫于众论，暂被压制，但在野政客们兴风作浪的压力，并未减轻。大防认为如留苏轼在京，更加不得平靖，所以，他接着奏道：“不如并苏轼两罢为便。”
太皇太后不得不准此奏，遂愤然谕曰：“贾易责降不能太优。”老太后的愤怒，如闻其声，如见其色。
右相刘挚接口道：“两罢甚为公平，且可以息事，容后进入文字。”奏罢，遂退。
以上帘前面对，只有吕、刘二相独留，他人不得闻见。但赵君锡当日便知道了两罢的消息，即日连上两章：一是救贾易，曰：“易有何罪？”二则曰：“蔡确无礼于太后，与苏轼无礼于先帝，其罪一也。”——小人为恶务澈，非要陷苏轼于恶逆重谪之罪，不肯罢手。
翌日（八月初五）诏定：
翰林学士承旨侍读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颍州。
侍御史贾易以本官知庐州，后改宣州。
宰执原拟以南部留台安置苏轼，然而这时候，王巩自被攻罢宿州，仍任管勾太平观，住在南都，苏轼认为有所不便，叫苏辙去向吕大防说：
“诸公欲以南都处之，固甚幸，然定国在彼，恐与之友善，必与公家难为。”
因此，改知颍州。
政治迫害的力量，使原是一个豪迈不羁的性情中人，变得胆小如鼷。
关于赵君锡，太皇太后降谕：
“君锡莫须罢中丞？所言轼事，怎生行得？此与蔡确事全别，蔡确自以奸邪为恶，昨恐官家奈何此人不得，久远为朝廷大患，故贬之。作诗亦是小事。”
刘挚对曰：“君锡旧为吏部侍郎，欲令还旧官。”
太皇太后谕曰：“还他旧官甚好。”赵君锡欲升反降，弄巧成拙。
“轼诗亦须取一文状。”吕大防说。这是老官僚的手段，有一件认可的解释文字，省得以后再起波澜。
太皇太后说：“莫不消？”
刘挚对曰：“此事不可便已，今可令苏轼分析因依。”
太皇太后同意了。
于是，苏轼于初八日上《辩题诗札子》，指明三月初六在南都闻遗诏，至五月初，始在扬州竹西寺题诗，时间相距两个月。因为“臣初得请归耕常州，盖将老焉”。而淮浙间所在丰熟，故诗曰：“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臣实喜闻百姓讴歌吾君之子，出于至诚，故诗曰：“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解释完了，苏轼始愤然结曰：“君锡等辄敢挟词诬罔，加以恶逆之罪，乞正国法。”
这场风波，以两罢来作解决，正是元祐朝一贯的作风。司马光逝世后，职业官僚当位，一切以巩固利禄为先，以和光同尘为手段，再也没有政治原则。官僚不敢得罪任何人，除非你站的地位，挡了他的前途，才和你拼。垂帘听政的宣仁太皇太后，像天下所有上了年纪的老夫人一样，凡事但求平静，碰上争执，不问是非，一味平抚，她只要保全祖宗的基业，太平无事，只等皇帝长大，便可以还政。因为如此，所以元祐之世，贤奸杂进，一切都不是司马当年的理想了。
不过，太皇太后对于苏轼，维护周至，仍以求避亲嫌的理由，除授为龙图阁学士知颍州军州事，诰词中且有“不为朕留”的话，所以苏轼作进上谢表：“……虽所向之奇穷，独受知于仁圣。力求便郡，盖常怀老退之心；伏读训辞，有不为朕留之语，殊施难报，危涕自零。”主恩深厚，在“不为朕留”四字中，表露无遗。
苏辙继以“缘臣忝冒，致之外徙，私意有所未顺”，上状请求与兄同出。不许，留任尚书右丞。
当兹扰攘初定，苏轼写信给王巩说：
自公去后，事尤可骇，平生亲友言语往还之间，动成坑阱，极纷纭也，不敢复形于纸笔，不过旬日，自闻之矣。得颍藏拙，余年之幸也。自是刳心钳口矣。
续又一书云：
上状知已达。风俗恶甚，朋旧反眼，不可复测。某所被谤，仁圣在上，不明而明，但怜彼二子者，遂与舒亶、李定同传尔。
此是苏轼对于这场风波的感慨，所遗憾者，只是他所尊重的朋友之道，如今已经荡灭无存。至如贾易之流，本来只是政治打手，除了怜悯之外，没有什么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