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逝世七十余年后的南宋淳熙二年（1175），陆放翁在成都安抚使衙门里做参议官。同年六月，朝廷派范成大来做四川制置使。这两位诗人聚合在一起，便常谈诗说艺，屡屡论及东坡。因为放翁是个闲官，富有时间，石湖居士就劝他研究苏诗，以遗后学。放翁逊谢不能，范不相信，放翁提出两联坡诗：“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又：“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问他该作何解，范答：
“东坡被窜黄州，自忖不复再被朝廷收用，所以说‘新扫旧巢痕’；建中初年，朝廷召复元祐旧臣，所以说‘已致鲁诸生’。想来不过如此。”
“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敢从命的缘故了。”放翁慨然道，“从前朝廷以三馆养士，储备将相之才。到元丰年间实施新官制，把三馆一起撤销了。东坡旧时曾直史馆，但自谪为散官，史馆之职，削去已久。至此，连这个老窠也被废去了。所以说‘九重新扫旧巢痕’。东坡用事之严如此。”
至于“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这两句诗，原是东坡从海外北归，再度过大庾岭时，所作次韵诗的最后一联。用的典故是叔孙通为汉高祖定朝仪，征鲁国诸生三十余人到中央政府来做事，当时有两个鲁生，拒不应召，还被叔孙通笑骂为“若真鄙儒，不知时变”。
东坡写此诗时，他两兄弟的情况，正如放翁所言：
“建中初年，韩（忠彦）、曾（布）二相得政，尽量收用元祐旧臣，即使无法在朝中位置，也都任为封疆大吏；唯有东坡兄弟，只领一份宫观祠禄的干俸，不被重用。……”东坡诗只从正面说“朝廷已经征召了鲁国诸生”，暗中却隐藏着“不能致者二人”，自嘲与子由该为“不知时变的鄙儒”。放翁感叹道：
“如这两句诗，意深语缓，若不明了当时情况，更不容易窥测。”
放翁随后又举了一个“白首沉下吏，绿衣有公言”的例子，认为若未读故老孙勰的诗跋，便不知绿衣所指何人，她又说了什么话，就无法看懂这两句诗语。所以放翁的结论是：
“……必皆能知此，然后无憾。”
石湖居士听了，也叹息道：“如此诚难矣！”
理解苏诗，在陆放翁、范石湖那个时代，确然如此；但后来以爱读苏诗者之众，从事批注苏诗的人，传有百家以上，若能仔细读注，困难未必不解。
注苏最早的本子，当以崇宁大观年间（1102—1107）赵次公等的《苏诗五注》为先，距东坡谢世还不过几年；次则南宋绍兴初年赵夔等的《苏诗十注》、王十朋的《苏诗百家注》等，皆其著者。
注本虽多，但是并不理想，所以范成大要劝放翁再事研究，放翁当时不敢担当这一工作。后来有吴兴施元之、施宿父子以两代数十年不断的努力，综核前人诸说，重新增编补订，成施注本，以繁征博引，诠解详备，称誉士林。这个规模大具的注本，刊版于南宋嘉泰二年（1202），放翁作序。前面那段与范成大对话的回忆，就见于放翁所作《施司谏注东坡诗序》。
这时候，政治上的元祐党禁，虽已解除，但治苏学还是忌讳。施宿因为出版此书，遭人非议，而被罢官，所以传本甚为稀少。
明人好选评而薄笺注，但他们的“选评”，事实上只是借东坡这块招牌，来发扬自己的文学主张而已。晚明公安派诸君子虽极推重东坡，但在研究上，却不甚有用。
清代学者才将施注本发掘出来，各以其专门知识来加以补充。如海宁查慎行撰《补注东坡编年诗》五十卷，以详于考证地理，为其特色；冯应榴编《苏文忠诗合注》五十卷，则精于考古。两书皆颇流行。
后来商丘宋荦（牧仲）得施注宋椠本于江南藏书家，他便动员门人邵长蘅、顾嗣立、李必恒和儿子宋至等为之删订编补，又大力搜求施本未收遗诗四百余首，为《苏诗续补遗》上下两卷。邵长蘅承担此一工作时，又发现放翁所说难处之外的另一重困难。
盖因东坡于书无所不读，经传子史之外，不论佛经、道藏、小说、杂记，到手皆读，因此，他的知识范围，无边无际，加以生活经验又那么丰富，见闻宽广，皆非常人所及。东坡自己固然富有统驭文字、驱策书卷的才气，可以不限题目，牛溲马勃，皆以入诗，取材可以不择精粗雅俗，嘻笑怒骂，街谈巷议，信手拈来，皆成佳咏。如沈德潜《说诗晬语》曰：“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镕铸。”但是后世读者，学问识见，两不如他，而欲深切了解苏诗内容，时遇困难，依然不免。如邵长蘅作“注苏例言”十二条，其中一条便说——
诗家援据该博，使事奥衍。少陵之后，仅见东坡。盖其学富而才大，自经史四库，旁及山经地志、释典道藏、方言小说，以至嬉笑怒骂，里媪灶妇之常谈，一入诗中，遂成典故。故曰：注诗难，而注苏尤难。
所幸施氏父子合数十年精力所成的注本，“征引必著书名，诠诂不涉支离”，详赡疏通，学者都认为是自有苏注以来的第一善本；再加邵长蘅等的删补和整理，稍后复有乾隆名士翁方纲的《苏诗补注》八卷，考订尤称精详；至清嘉庆二十四年，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更是综合苏注之大成，附载《总案》四十五卷，在考核事迹这一方面，贡献更多。大家之诗，从来以热心注杜（甫）者为多，但亦不过数家，内容芜杂肤浅，不为识者所取；而苏诗注本，前有施氏父子的辛勤建树，后有清代学人不断地整补，这份丰富的前贤业绩，在研究东坡生平这个工作上帮助很大，这是必须要先加说明的第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