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十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张隔夜的日历，向着新的那一张上看了又看的说：“阿，十月十日，——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双十节：又称“辛亥革命纪念日。”一九年十月十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举行了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次年一月一日建立中华民国，九月二十八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十月十日为国庆纪念日。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
我的一位前辈先生N，正走到我的寓里来谈闲天，一听这话，便很不高兴的对我说：“他们对！他们不记得，你怎样他；你记得，又怎样呢？”
这位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当这时候，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他说：“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斑驳陆离的洋布：指辛亥革命后至一九二七年这一时期的国旗，也叫五色旗，由红黄蓝白黑五色横列。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
“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
“我也是忘却了纪念的一个人。倘使纪念起来，那第一个双十节前后的事，便都上我的心头，使我坐立不稳了。
“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哪里去了。——
“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
“我不堪纪念这些事。
“我们还是记起一点得意的事来谈谈罢。”
N忽然现出笑容，伸手在自己头上一摸，高声说：“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
“老兄，你可知道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古今来多少人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值的苦呵！
“我们的很古的古人，对于头发似乎也还看轻。据刑法看来，最要紧的自然是脑袋，所以大辟是上刑；次要便是生殖器了，所以宫刑和幽闭也是一件吓人的罚；至于髡髡刑：古时候一种将人的头发全部或部分剃掉的刑罚。那是微乎其微了，然而推想起来，正不知道曾有多少人们因为光着头皮便被社会践踏了一生世。
“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三日，嘉定屠城扬州十日，（梧桐细雨文学网注：嘉定屠城：前者指清顺治二年清军攻破扬州后进行的十天大屠杀；后者指同年清军占领嘉定后进行的多次屠杀。清代王秀楚著《扬州十日记》、朱子素著《嘉定屠城记略》，分别记载了当时清兵在这两地屠杀的情况。辛亥革命前，革命者曾大量翻印这些书籍，为推翻清王朝作舆论准备。）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拖辫子：我国满族旧俗，男子剃发垂辫（剃去头顶前部头发，后部结辫垂于脑后）。一六四四年清世祖进入北京以后，多次下令强迫人们遵从满族发式，这一措施曾引起汉族人的强烈反抗。
“顽民杀尽了，遗老都寿终了，辫子早留定了，洪杨（洪杨：洪，指洪秀全（1814―1864），广东花县人；杨，指杨秀清（1820？―1856），广西桂平人。）二人都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他们领导的起义军都留发而不结辫，因此被称为“长毛”。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
N两眼望着屋梁，似乎想些事，仍然说：
“谁知道头发的苦轮到我了。
“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它不太便当罢了。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
“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们里面，一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容（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清末革命家。一九〇二年留学日本，积极宣传反清革命思想；一九〇三年回国后，著《革命军》一书，鼓吹革命。同年七月被清政府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拘捕，判处监禁二年；一九〇五年四月死于狱中。关于邹容等剪留学生监督辫子一事，据章太炎所著《邹容传》记载：邹容在日本留学时，“陆军学生监督姚甲有奸私事，容偕五人排闼入其邸中，榜颊数十，持剪刀断其辫发。事觉，潜归上海。”），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来，后来死在西牢里。你也早忘却了罢？
“过了几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谋点事做便要受饿，只得也回到中国来。我一到上海，便买定一条假辫子，那时是二元的市价，带着回家。我的母亲倒也不说什么，然而旁人一见面，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待到知道是假，就一声冷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有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这才中止了。
“我想，假的不如真的直截爽快，我便索性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骂：‘这冒失鬼！’‘假洋鬼子！’
“我于是不穿洋服了，改了大衫，他们骂得更厉害。
“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拼命的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
“这件事很使我悲哀，至今还时时记得哩。我在留学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本多博士：即本多静六（1866―1952），日本林学博士，著有《造林学》等书。）的事；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宣统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学校做监学监学：清末学校中负责管理学生的职员，一般也兼任学校的教学工作。同事是避之惟恐不远，官僚是防之惟恐不严，我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其实并非别的，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
“有一日，几个学生忽然走到我的房里来，说，‘先生，我们要剪辫子了。’我说，‘不行！’‘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你怎么说不行呢？’‘犯不上，你们还是不剪上算，——等一等罢。’他们不说什么，撅着嘴唇走出房去，然而终于剪掉了。
“呵！不得了了，人言啧啧了；我却只装作不知道，一任他们光着头皮，和许多辫子一齐上讲堂。
“然而这剪辫病传染了；第三天，师范学堂的学生忽然也剪下了六条辫子，晚上便开除了六个学生。这六个人，留校不能，回家不得，一直挨到第一个双十节之后又一个多月，才消去了犯罪的火烙印。
“我呢？也一样，只是元年冬天到北京，还被人骂过几次，后来骂我的人也被警察剪去了辫子，我就不再被人辱骂了；但我没有到乡间去。”
N显出非常得意模样，忽而又沉下脸来：
“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
“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
“改革么，武器在哪里？工读么，工厂在哪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俄国小说家。俄国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死于波兰华沙。文中所引的话，见他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第九章。）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根毫毛！
“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贴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
N愈说愈离奇了，但一见到我不很愿听的神情，便立刻闭了口，站起来取帽子。
我说：“回去么？”
他答道：“是的，天要下雨了。”
我默默的送他到门口。
他戴上帽子说：“再见！请你恕我打搅，好在明天便不是双十节，我们统可以忘却了。”
一九二〇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