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风尚。二十年代初，北京上层社会盛行各种聚会联谊活动。他们夏天办消暑会，冬天办消寒会，春秋之季办迎春会、菊花会，平日里还有同事朋友中的生日会。刚开始，这些活动只是在金融界、实业界盛行，后来便影响到了知识界。这是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人们为了联络感情、沟通信息、寻求支持、扩大影响而形成的社会风尚。
1923年，北京一些上层知识分子为了聚会的方便，由徐志摩、胡适发起，徐申如、黄子美出钱，在北京西单石虎胡同七号租了一个院子，成立了“新月社”，并创办了《新月》杂志。
有人说，“新月社”是受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的启发而得名。徐志摩说：“‘新月’虽则不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他十分喜爱“新月”这个名称。二十年代中后期，他和胡适、梁实秋等人在上海开书店，办刊物，店名为“新月书店”，刊物名称仍为《新月》。
尽管林徽因从不认为自己是“新月派”的成员，但她确实是从“新月”时期开始，进入了北京知识界的社交圈并从事文化活动。
二十年代中期，徐志摩接办《晨报副刊》。他在副刊开辟了《诗镌》栏目，集合了以闻一多、朱湘为代表的一批志趣相投的诗人，倡导和创作格律新诗。他们的创作提高了白话新诗的艺术品质。
新月派诗人陈梦家选编的《新月诗选》，是对新月社诗人和创作实绩的总检阅。其中，林徽因的《笑》、《深夜里听乐声》、《情》、《仍》四首诗入选《新月诗选》。
1924年4月，北京迎来了印度诗哲泰戈尔。
泰戈尔是梁启超、蔡元培以北京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来华访问的。
为了迎接泰戈尔，北京的文化人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北京各家报纸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连篇累牍地向读者介绍泰戈尔其人其事。
泰戈尔是印度百科全书式的哲人，他的抒情长诗《吉檀迦利》获得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加尔各答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英国政府封他为爵士，但他拒绝了这一封号，以示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抗议。
为迎接泰戈尔来访，当时颇有影响的《小说月报》出了“泰戈尔号”专刊，专刊分上下两卷。文学研究会出版了泰戈尔的多种诗集。
讲学社委托徐志摩负责泰戈尔访华期间的接待和陪同，并担任翻译；王统照负责泰戈尔在各地演讲的记录和编辑。
新月社成员用英语赶排了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
4月23日，泰戈尔乘坐的火车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抵达北京前门车站。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车站迎接。
泰戈尔在北京的时间里，日程安排得很满。他出席了社会各界的欢迎会和座谈会，到北大、清华、燕京等几所大学做了演讲，拜会了末代皇帝溥仪。林徽因始终伴随在泰戈尔身边，参加了所有这些活动。
当时的报刊上，有这样的记载：“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一幅三友图。徐氏翻译泰戈尔的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小诗，飞瀑流泉，琮琮可听。”
当时的中国，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样欢迎泰戈尔。
泰戈尔在各处的演讲中多次强调提出，希望中国人不要舍弃了自己宝贵的文化传统，去接受和传播那些无价值的、丑恶的西方文化，不要盲目地追求工业主义、物质主义。可是，刚刚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学生，正是高举着“民主”、“科学”的旗帜，以提倡西方文明来反对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一代人。面对中国的内忧外患，他们认为，在这个强权等于公理的世界，一味宣扬超卓的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只会把中国推向灭亡。他们散发传单，组织游行，批评泰戈尔到处宣扬中国悠久的文明传统，宣扬封建文化，宣扬精神至上，而对中国的贫穷落后无动于衷。
在抗议声中，泰戈尔以身体不适为由，取消了原计划的另几场演讲。
鲁迅先生在他的杂文《骂杀与捧杀》中以他犀利的讥诮语言谈到了当年泰戈尔访华的情形：“……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们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地上的青年们失望了，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
5月8日是泰戈尔的64岁寿辰，北京的一些文化人为他举办了祝寿会。祝寿会由胡适操办，梁启超主持并为泰戈尔赠名。梁启超说，泰戈尔的印度名字为拉宾德拉，意思是“太阳”与“雷”，如日之升，如雷之震，译成中文应是“震旦”，而“震旦”恰巧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泰戈尔中文名字曰“震旦”，象征着中印文化的悠久结合。梁启超又说：按照中国的习惯，名字前应当有姓，中国称印度国名为“天竺”，泰戈尔当以国为姓，所以泰戈尔的中国名字为“竺震旦”。
掌声四起，泰戈尔接过了刻有他中国名字“竺震旦”的印章。
祝寿会的压轴戏，是观看新月社同仁用英语演出泰戈尔的剧作《齐德拉》。
《齐德拉》取材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故事。
剧中，林徽因饰公主齐德拉，张歆海饰王子阿顺那，徐志摩饰爱神玛达那，林长民饰春神伐森塔，梁思成担任舞台布景设计。
演出开始前，林徽因在幕布前扮一古装少女恋望新月的造型，雕塑般地呈示出演出团体——新月社。
演出结束后，泰戈尔走上舞台。他身穿朴素的灰色印度布袍，雪白的头发，雪白的胡须，深深的眼睛一扫连日的倦意。他慈爱地拥着林徽因的肩膀赞美道：“马尼浦王的女儿，你的美丽和智慧不是借来的，是爱神早已给你的馈赠。不只是让你拥有一天、一年，而是伴随你终生，你因此而放射出光辉。”
5月20日夜，泰戈尔离开北京前往太原，然后赴香港经日本回国。徐志摩一路随行陪同。林徽因、梁思成和许多人一起到车站送行。
徽因和思成赴美留学的一切手续都已办好，不日即将起程。望着车窗外婷婷的徽因，徐志摩百感交集。这一次的离别将是真正的离别。在接待泰戈尔的这些天里，他有许多机会和徽因在一起。他们筹办各种活动，出席各种集会，一同排练，一同演出。在一起时，志摩只觉得忙碌而愉悦，分别在即，他才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仍深爱着徽因。从英国回到北京后，得知徽因和思成相爱的消息，他曾感到深深的痛苦和失落。也曾想继续追求下去，但徽因的态度阻止了他。事已如此，他只能以英国式的绅士风度接受现实。但这些日子的朝夕相处，使他压抑在心底的感情又炽烈地燃烧起来。他向窗外望去，窗外送行的人们在一声声道着珍重。徽因近在咫尺，徽因又远在天涯。他只觉得五内俱焚，直到胡适一声低低的呼唤：“志摩，你怎么哭了？”他才意识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
车开了。从车窗望出去，是无边无际的华北平原，一团昏黄的月亮若即若离地挂在车窗外，就像他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徐志摩伏在茶几上，把满怀愁绪挥洒在面前的稿纸上：
“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总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却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的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徐志摩写不下去了。他知道，这是一封寄不出去的信。心情黯然的他把没有写完的信随手扔在一边。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满怀同情地注视着徐志摩，他把这封信收拾起来，装进了手提箱。
以林徽因的聪颖灵秀，不可能不觉察徐志摩的心绪，不安有时会像一片云翳，投影在她的心间。但是，她告诉自己，生命中的这一章已经翻过去了，尽管这书中又苦涩又甘甜的滋味让她难以忘怀。她很想和志摩说些什么，但许多时候，语言显得多余而没有力量，她希望时间能弥合一切。去美国的船票已定好，即将奔赴新大陆的留学生活使她充满了期待和向往，里里外外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一一去做。
1924年6月初，林徽因和梁思成前往美国。这一年，徽因20岁，思成2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