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学的前身是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和公立沈阳文科专科学校。1922年，省长王永江倡议筹建东北大学。他辟出沈阳市北陵一带五百余亩土地，拨出款项，依照德国柏林大学的图纸开始了学校的建设。
东北大学1923年正式成立，张学良就任校长。他启用了一批年轻人，用几年的时间，对学校建制进行了扩充和革新，在原来的文、法、理、工四科的基础上，设立了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工学院增设了建筑系，当时，除南京中央大学机械系设有建筑专业外，全国仅此一个建筑系。
1928年秋，建筑系首届招收了一个班的学生。思成既是系主任，又是所有课程的教师。他作为中国这门新兴学科的带头人，早在美国求学时就确立了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文化人生目标；如今，他又把培养能够进行建筑文化创造的年轻人作为自己从事教学的目标。工作千头万绪，实在忙得不可开交。他写信给徽因，希望她能尽快来东北。
接到思成的信，徽因立即从东南福建起程赴东北沈阳，回到了思成身边。看上去，她比离开北京时黑了一点儿，一双眼睛闪闪发亮，头发从中间分开，平滑柔顺地梳在耳后。她的到来，使他们的寓室充满了温暖的气息。书桌上的台灯换上了淡黄色的结纱灯罩，墙壁挂上了任公为他们手书的条幅，书架上陈设着从家中带来的古代陶瓷，茶几上一盆仙客来葱郁挺秀，生意盎然。
东北的10月，夜里已经开始上冻。早上起来，玻璃窗上结着一层冰。徽因生起了炉子，安上了烟囱，夜里备课，再也不感到冻手冻脚。
思成望着徽因，十分感慨地说：“我想起了拉斯金对英国妇女的演讲词。”
拉斯金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作家、演说家。他写过许多关于建筑、绘画的论文，徽因曾给思成推荐过他的作品，那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才华横溢，讲究辞章，语言具有音乐般的节奏感。
“我记得拉斯金把美好的女性比做‘王后花园里的百合’，”思成继续说道，“他说，真正的妻子，她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家便围绕着她出现在什么地方。她头顶上也许只有高悬的星星，她脚下也许只有寒夜草丛中萤火虫的亮光，然而，她在哪儿，家便在哪儿。对于一位高贵的妇女来说，家从她的身边延伸，它流泻出幽静的光射向远方，庇护着无家可归的人们。……”
徽因被打动了。她记起了拉斯金在这篇演说辞中还谈到，一个家庭中，男女双方的幸福和美满，依赖于互相寻求和接收唯有对方才能提供的东西，包括思想、情感、彼此愉悦的方式。而在生活中，这样的幸福并不容易得到。她欣慰地想，自己和思成应该算是互相发现和得到了吧。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看来，你不应该做建筑师，而应该做个诗人！”
徽因在建筑系担任专业英语课和美术装饰史课的教师，思成则讲授“建筑学概论”和“建筑设计原理”等课程。
当时的东北，外有日本人虎视眈眈，内有各路土匪昼伏夜出，时局并不太平。徽因后来曾对友人谈及他们这时期的生活：“当时东北时局不太稳定，各派势力在争夺地盘。一到晚上经常有土匪出现——当地人称为胡子。他们多半从北部牧区下来。这种时候我们都不敢开灯，听着他们的马队在屋外奔驰而过，那气氛真是紧张。有时我们隔着窗子往外偷看，月光下的胡子们骑着骏马，披着红色的斗篷，奔驰而过，倒也十分罗曼蒂克。”
生活当然不是这样罗曼蒂克。
初为人师的他们工作得十分辛苦。建筑学在中国是一门新兴学科，根本没有合适的教材，他们又不愿意照搬欧美的教科书，要在教学中把建筑学、美学、历史、绘画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融会贯通到自己所讲授的课程中，备课的工作量是很大的。
刚开始，报考建筑系的学生大多数并不知道建筑是怎么回事，年轻的梁先生、林先生引领着他们由认识这门学科到热爱这门学科。
入学的第一堂课上，梁思成告诉学生：“建筑是什么，它是人类文化的历史，是人类文化的记录，反映着时代精神的特质。”他对学生提出了要求：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建筑师，就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总之，要以广博的知识为铺垫，是一个具有较全面修养的综合艺术家。他说：“一切工程离不开建筑，任何一项建设，建筑必须先行，建筑是一切工程之王。”他的话让学生们的专业自豪感油然而生。
学生爱上林先生的课，上林先生的课是一种艺术享受。他们跟着林先生穿行在古今中外艺术的历史长廊，书画、雕塑、音乐、语言、佛教哲学、工程技术……与其说学生们接受的是知识和学问，不如说他们接受的是文化艺术的感染和熏陶。这种感染和熏陶如同“润物细无声”的春雨，点点滴滴渗透了年轻易感的心灵。
学生们爱上梁先生的课，梁先生深厚的学养和功力令他们折服。《建筑学概论》中介绍了世界各国不同时代的经典建筑，梁先生总是从形象入手，帮助学生掌握其特征。在讲中世纪的建筑从罗马式发展到哥特式时，梁先生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画……黑板上的建筑厚厚的墙壁减薄了，出现了长长的大窗户，为了加强变薄的墙壁，出现了扶壁、飞扶壁，拉长了柱子，调整了比例，有了筋肋和各种装饰，小水塔、吐水兽……也不过十来分钟，黑板上是一幅完整、准确、精美的建筑物的剖面图，从结构比例到细部装饰，无不惟妙惟肖。
学生们课下常常感叹，梁先生、林先生只是二十几岁的人，比自己并不年长多少，可他们的人品学问却令人心向往之，仰之弥高。
梁思成、林徽因在教学中根据建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的特点，鼓励学生手脑并用，追求“建筑的诚实”。思成很想在系里配备一个建筑实验室，让学生有动手的场所。可是，他的这一愿望一直没能够实现。
徽因、思成欣慰的是，建筑系的工作渐渐走上了有序的轨道，学生们的进步十分明显。他们商量着，一旦忙出个头绪，就要着手进行古建筑的研究，这是他们做什么都放不下的课题。
只是徽因从小生活在南方，很不适应东北漫长、寒冷的冬季，她常常感冒，但学生的课不能耽误，她照常忙于备课、上课，得不到很好的休息，感冒迁延很长时间不能痊愈，看上去她显得疲惫而虚弱。
1928年12月一个滴水成冰的日子，他们接到了任公病重的电报，思成、徽因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立即赶回北京。
前些天，他们收到过父亲的一封信，信上的毛笔小楷看上去有些潦草，这在任公的书信中是很少有的情形。
——这回上协和医院一个大当。他只管医痔，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把胃口弄倒了。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肠胃一塌糊涂，以致发烧连日不止。人是瘦到不像样子，精神也很委顿……
读着这封信，思成、徽因心里很沉。如果不是难受到无法忍受，父亲是不会写这样的信的，因为父亲从来不爱抱怨叫苦。可他们万万想不到，这竟是父亲写给他们的最后一封信。
梁任公两年来进出协和医院，已成平常。这次住院，开始亦未觉异常。住院后，他自恃体质强健，虽然发烧不止，仍然强撑着在病床上赶写《辛稼轩年谱》，谁知这竟是他的大限之期。
几个儿女思顺、思永、思庄、思忠均在国外。思成和徽因回到他身边时，他神智尚清。望着自己钟爱的孩子，他虽口不能言，但面有悦色。
1929年1月，任公舌僵神昏，病势垂危，于19日下午2时15分，溘然长逝，享年56岁。
梁任公一生著述一千四百万字，临终却没有留下一句遗言。
任公家族和社会各界的祭奠和追悼活动持续了月余，思成和徽因作为梁家的长嗣，经历了他们有生以来最大的事件。徽因此时已怀有身孕，在悲痛中与思成一起全力操持着丧事。
全国各地的报纸以显著的位置和篇幅，刊发了任公逝世的消息及逝世前的情形。思想文化界知名人士纷纷著文追忆先生生平业绩，怀念先生的道德文章。
梁启超先生的溘然长逝使中国思想文化界失去了一位巨擘，其家族和子女的伤痛更是深重。梁启超一生崇拜墨子的人格精神，自号“任公”，以天下为己任，吃苦耐劳，成为晚清及民初学术文化界的一面旗帜。他曾经寄希望于清廷，寄希望于袁世凯，寄希望于民国政府，却一次又一次地大失所望。最后，他选择了寄终极关怀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他的人生选择和取向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儿女们。在风雨如晦、时局维艰、学术研究难以为继的情势下，任公的后代却薪尽火传，成为不同学科的顶尖级人物。他们的成就显然与任公的教诲和影响密不可分。
2月17日，北平各界与广东省旅平同乡会在广惠寺公祭梁任公。
这一天，广惠寺的大门外，高扎着白色的素缟牌楼，白色牌楼上，蓝色花朵连缀成了“追悼梁任公先生大会”的字样。寺内哀乐低回，祭台前，“天丧斯文”四个大字触目惊心。三千余幅祭联、哀幛布满了广惠寺的佛堂。
佛堂前，思成、徽因与几个年纪尚幼的弟妹思礼、思懿、思达、思宁身着麻衣，足穿草履，跪伏在灵帏内。他们向每一位来宾稽首叩谢，泣不可抑。五百余人无不为之动容，佛堂内一片呜咽之声。
梁启超的灵柩安葬在北京香山卧佛寺东的山坡上，按他生前的意愿，与五年前逝世的李夫人合冢。
思成、徽因为父亲设计了一座高大的墓碑。墓碑用大理石制成，高2.8米，宽1.7米，形状似榫，古朴庄重。墓碑的正面刻着：“先考任公府君暨李太夫人墓”，墓碑的背面刻着九个子女的名字。
这是思成、徽因从美国学成回国后设计的第一件作品。
40年后的1970年，梁思成因病住进了协和医院，他从自己的主治医师那里得知，父亲的死原来是一次医疗事故。
1926年3月，梁启超因便血入协和医院诊治。诊断结果为一侧肾患结核已坏死，决定手术切除。手术由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主刀。刘瑞恒判断失误，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了坏死的肾。这是导致梁启超壮年逝世的直接原因。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严格保密。事故的责任人刘瑞恒，事后调离了医院，到卫生部做了政务次长。直到1949年后，医学教学在讲授如何从X光片中辨别左右肾时，才举出了这一病例。
3月，寒冷的北国大地刚刚开始化冻，徽因和思成回到了东北大学。
经过这场亲人离丧的变故，徽因、思成身心俱疲。特别是徽因，严重的妊娠反应使她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哪怕喝口水也会呕吐。思成很担心，劝她卧床休息。她却说，只有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时，才能忘掉身体的不适。学生们仍然喜欢听林先生讲课，只是他们眼见得原来清秀苗条的林先生更显得瘦削了。
随着新学期的到来，思成、徽因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学陈植、童寯、蔡方荫等人来到了东北大学建筑系。他们的到来，使徽因、思成的小家越发热闹，也使原来许多停留在计划中的工作能够实施。
几个年轻人挂出了“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的牌子，开始承接建筑设计任务。多年的理论学习终于有了实践的可能，他们个人的经济收入也有了改善的机会。
事务所刚成立不久，就接了两桩大活儿。为吉林大学设计校舍让他们施展了身手，漂亮的花岗岩和加固水泥的行政楼、教学楼、宿舍楼在1931年如期竣工。几个年轻人看着出自自己手中的图纸变成了矗立在阳光下的建筑群，兴奋得连呼“过瘾”。
北方交通大学锦州分校的设计则命运多舛。他们完成了这个项目的设计和预算，工程已经开始施工。可是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工程毁于战火。
张学良作为东北大学校长，不大懂也不大管学校教学的一应事务，但他却很注意学校的形象。1929年，他向社会征集东北大学校徽，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中奖入选。
初夏是沈阳一年里最好的季节，云淡风轻，绿草萋萋。脱去了笨重的冬装，人轻盈得想要飞起来。
妊娠反应过去了，徽因的饮食正常了，体重也增加了。当思成着手对沈阳的古建筑进行考察测绘时，徽因也和他一同前往。在北陵，在故宫，她和思成爬高上低地拉着皮尺测量，做着记录绘着草图。
思成一边工作，一边小心招呼着徽因。他欣喜地看到，随着胎儿的发育成长，徽因显得丰腴了一些。她的目光专注而宁静，那安详自在的神情完全与周围生生不息的大自然融为一体。
1929年8月，徽因和思成的第一个孩子在沈阳出生。这是个漂亮的女孩儿，他们唤她“宝宝”，给她起名为“再冰”，以纪念孩子离世不久的祖父饮冰室老人。
宝宝的出生给年轻的父母带来了巨大的喜悦，也带来了无尽的劳碌。许是在母腹中经历了巨大的悲痛，襁褓中的宝宝十分容易受惊，一点儿动静就会使她啼哭不止，再加上徽因奶水不足，孩子主要靠喂牛奶。牛奶煮好，刚把孩子哄得不哭了，奶又凉了，然后再煮。……孩子吐了，孩子病了，孩子的一颦一笑都牵动着年轻父母的心。
徽因累垮了，她少年时得过的肺病复发。医生认为东北的气候不宜于肺病的疗养，思成只得把徽因和宝宝送回北平。这时，徽因的母亲也到了北平，一家人在一起，总算有了照应。
这时期的东北，时局已很不稳定。日本人毫不掩饰对东北的领土野心，对此，明眼人都洞若观火。加之张学良管理学校教师的军阀作风，也让思成十分气愤。尽管舍不得自己亲手创办的建筑系，舍不得建筑系的学生，但东北大学已不是久留之地，再说，徽因母女也让思成日夜牵挂。1931年，思成结束了这一学年的课程后，辞去东北大学的教职，回到北京。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三省，不久，东北大学被日本人关闭。但开办不久的东北大学建筑系，却培养出了刘致平、刘鸿典、张镈、赵正之等一批人才，他们是我国最早自己培养的卓有成就的建筑学者和建筑师。
对于思成和徽因来说，东北大学的三年是他们将多年所学知识付诸教学实践的过程，为他们将来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打下了基础，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回到北京后，梁思成给建筑系的学生写了一封信，信中流溢着他和徽因对学生的殷殷嘱托之意和拳拳系念之情：
诸君：
我在北平接到童先生和你们的信，知道你们就要毕业了……
我还记得你们头一张wash plate（古典水墨渲染图），头一题图案，那是我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时代，那么有趣，那么辛苦。那时我的心情，正如看见一个小弟弟刚学会走路，在旁边扶持他、保护他、引导他、鼓励他，唯恐不周密。
……
现在你们毕业了，毕业二字的意义，很是深长。美国大学不叫毕业，而叫始业Commencement，这句话你们也许听了多遍，不必我再来解释，但是事实还是你们“始业”了，所以不得不郑重的提出一下。
你们的业是什么，你们的业就是建筑师的业，建筑师的业是什么，直接的说是建筑物之创造，为社会解决衣食住三者中住的问题；间接的说，是文化的记录者，是历史之反照镜，所以你们的问题是十分的繁难，你们责任是十分的重大。
……
你们创造力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当然是“建筑”，不只是建筑，我们换一句话说，可以说是“文化的记录”——是历史。这又是我从前对你们屡次说厌了的话，又提起来，你们又要笑我说来说去都是这几句话，但是我还是要你们记着，尤其是我在建筑史研究的立场上，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几百年后你我或如转了几次轮回，你我的作品，也许还供后人对民国二十一年中国情形研究的资料，如同我们现在研究希腊罗马汉魏隋唐遗物一样。……
我以上所说的许多话，都是理论。而建筑这东西，并不如其他艺术，可以空谈玄理解决的，它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处处与实用并行，不能相脱离。讲堂上的问题，我们无论如何使它与实际问题相似，但到底只是假的，与真的事实不能完全相同，……必须在社会上服务，经过相当的岁月，得了相当的经验，你们的教育才算完成，所以现在也可以说，是你们理论教育完毕，实际经验开始的时候。
……
现在你们毕业了，你们是东北大学第一班建筑学生，是“国产”建筑师的始祖，如一艘新舰行下水典礼，你们的责任是何等重要，你们的前程是何等的远大！林先生与我俩人，在此一同为你们道喜，遥祝你们努力，为中国建筑开一个新纪元！
民国廿年七月 梁思成
梁思成回北京后，应聘到朱启钤先生任社长的“中国营造学社”任职，这是个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民间学术机构。
朱启钤，字桂莘，人称朱桂老，曾在袁世凯政府担任内务总长，曾奉袁世凯之命修缮皇宫，对古代宫廷建筑产生了兴趣。
朱启钤发现了宋代建筑学家李诫的《营造法式》，这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建筑规范。他将这部著作重新印刷发行，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反响。
这之后，他自筹资金，发起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最初，学社设在朱启钤家中，学社成员大多是一些国学家。
1930年，朱启钤为筹措学社的经费，向“庚子赔款——中华教育基金会”提出了申请。基金会董事周诒春，曾任清华学堂校长，是营造学社的热心支持者。他担心学社没有建筑学方面的专门人才，申请经费的理由不充分，曾专程到沈阳鼓动梁思成、林徽因加入学社。
梁思成考虑营造学社的研究项目，正是自己的研究方向，于是，同意到学社工作。继而，“庚子赔款”基金会为学社提供了资助经费。
梁思成在学社担任法式部主任，林徽因被聘为学社的校理。他们的学生刘致平等人，从东北大学建筑系毕业后，也来到北京投奔老师。
自此，营造学社注入了鲜活的现代的血液，成为中国建筑学界有重大影响的学术研究团体。
工作安定后，梁思成在靠近东城墙的北总布胡同租了一个四合院，徽因娘和徽因很满意这个安静而不偏僻的院子，一家三代搬了进去。
与他们相邻而居的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金岳霖，朋友们都称他“老金”。
孔子云：“三十而立。”梁思成在自己30岁这一年，确立了自己事业的目标，在北平安下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