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了1948年，北平的早春寒冷而凋零。商品奇缺，物价飞涨。学生把标语贴到了校门口的墙上：“饿死事大，读书事小！”“向炮口要饭吃！”“反饥饿、反内战！”的呼声从校园到社会，越来越强烈。
思成惦记着建筑系的工作，关心着动荡不安的时局，更操心着徽因的身体。
刚刚动过手术的徽因缺乏治疗的药品和补养的食品，思成常常开着车跑出北京城，到百里之外的郊县去采购。运气好的时候，花高价能买到一只鸡，运气不好时，只得空手而归。不得已，思成向费正清和费慰梅求援，请他们从美国寄些链霉素来。同时希望他们能寄一盒500张的打字纸，因为在北平买一张打字纸要一万法币，一盒打字纸需花去半月的薪水。
人们的不满情绪在增长。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失望：
……右派愚蠢的思想控制和左派对思想的刻意操纵足可以让人长时间地沉思和沉默。我们离你们国家所享有的那种自由主义还远得很，而对那些有幸尚能温饱的人来说，我们的经济生活意味着一个人今天还腰缠万贯，明天就会一贫如洗。当生活整个乱了套的时候，我在病榻上的日子更毫无意义……
徽因住院期间，思成每天从清华到医院跑得十分辛苦。手术后的低烧消退后，徽因就要求出院，回到了清华园自己的家中。
清华住宅区的房间高大宽敞，却没有暖气。徽因体弱怕冷，室内温度的高低冷暖关系到徽因的健康和术后恢复。思成在家里生了三个约有半人高的大炉子，这些炉子很难伺候，收拾不好就容易熄火。添煤、清除煤渣，事情烦琐细致。思成怕佣人照顾不好误了事，所以他总是亲力亲为。他遵医嘱每天为徽因配营养餐，为徽因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给徽因读英文报刊。每次去系里之前，他总是在徽因身边和背后放上各种大大小小松软的靠垫，让徽因在床上躺得更舒服些。
思成从学校回来，喜欢讲学校和系里的各种事情，他知道这也是徽因渴望了解的。
在美国考察讲学的时间里，思成用很多时间和精力研究国外的建筑教育。早期学院派的建筑理论强调理性和规范，后来的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尊重个性和自然，他反复比较美国各大学建筑系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选择、取舍与吸收，由此形成了他的建筑思想。他认为，现代建筑教育的任务，不仅仅要培养设计建筑物的建筑师，更要造就依据建筑美学思想规划环境的人才。
根据这一教学体系的要求，他将建筑系改名为营建系，对教学计划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在营建系设置了“建筑学”和“市镇规划”两个专业。其中“市镇规划”是我国高校第一个城市规划专业。
1948年，苦难的中国烽火连天，忧患连年。建筑学家梁思成在构想着中国建筑教育的未来，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构想。
他想得很长远。他设想着将来把营建系办成营建学院，下设建筑系、市镇规划系、造园系、工业技术学系。
“建筑师的知识要广博，”思成说，“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但最本质的他应当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这就是我要培养的建筑师。”
梁思成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思想，得到了林徽因最忠实的拥护。徽因绝不是盲从，她平时和思成讨论问题时，从来不保留自己的观点，他们经常因不同的认识发生激烈的争执。但对思成的建筑教育构想，她却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支持。这是两个理想主义者的共鸣，思成感到了满足和幸福。
理想主义的存在是这个世界最令人欣慰的存在，在它的光耀下，创造的激情奔涌不息，鲜花盛开；生命之树常绿，郁郁葱葱。
1948年春节过去了。徽因的身体缓慢地恢复着，一天天有了起色。她能在房间里活动了，开始整理抗战时期一些诗作。老金支持鼓励她把这些诗作送出去发表，“把它们放到适合的历史场景中，这样不管将来的批评标准是什么，对它们就都不适用了”。
老金太了解徽因了，他对别的朋友谈及徽因时说：“她倒用不着被取悦，但必须老是忙着。”
思成对徽因做这些事情则是既担心又高兴。他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她的精神活动也和体力一起恢复了，我作为护士可不欢迎这一点。她忽然间诗兴大发，最近她还从旧稿堆里翻出几首以前的诗来，寄到各家杂志和报纸的文艺副刊去。几天之内寄出了16首，就和从前一样，这些诗都是非常好的。”
林徽因这些诗发表在1948年杨振声主编的《经世日报·文艺周刊》和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它们是《昆明即景》、《六点钟在下午》、《年轻的歌》和《病中杂诗九首》。
新学期开始了，思成除了负责系里工作，还要讲授中国建筑史和世界建筑史，另外还有每周两次的评图课。
就思成的性情来说，他喜欢搞研究，而不太喜欢教书，尤其不喜欢那些繁琐、庞杂的事务性工作。每当他摆脱了一切杂务，坐在书桌前，看自己想看的书，写自己想写的文章，他就感到宁静而充实。但建筑系的事情都需要他一件一件去做，而这些事情又永远也做不完。每当他为不能潜心学术研究而懊恼时，学生的成长和进步又会带给他喜悦和安慰。
思成忙得不可开交时，金岳霖一声不响地帮助着他和徽因。每天下午三点半，老金准时来到梁家，他为徽因带来了各种书刊，主要是新近出版的英文书刊。坐下来后，他就会挑选有关部分读给徽因听，其中有哲学、美学、城市规划、建筑理论，还有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当女佣送上茶点，徽因会打断老金的诵读，就书刊中的观点和他讨论起来。
有时候张奚若、陈岱孙及建筑系的一些朋友也会陆续来到。多年来，他们只要在一起，都保持着喝下午茶的习惯，而梁家是他们的茶会中心。
一天，徽因收到了一封来自福建的信，信中说老家一位叫林洙的姑娘想进入清华大学先修班学习，请徽因帮助她。
一个晴朗的秋日，林洙走进了梁家。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十几年后，她会成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
林洙从小就知道林徽因，因为老家人聊天时，总是会提到这位福建籍的才女。他们津津乐道她与梁思成的良缘。
当林洙站在梁家门前时，心情既兴奋又忐忑不安。她一生都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迈进梁家的印象和感受：
我来到清华的教师住宅区新林院8号梁家的门口，在院门口看见那儿竖着一个木牌子，上面写着“这里住着一个重病人，她需要休息、安静，希望小朋友们不要在此玩耍嬉闹。”我一下子怔住了，不知道是该进去，还是后退，终于我定下心来，走上前去，轻轻地叩了几下门。开门的刘妈把我引进一个古色古香的起居室，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北半部作为餐厅，南半部为起居室。靠窗放一个大沙发，中间放一组小沙发。靠西墙有一个矮书柜，上面摆着几件大小不同的金石佛像，还有一个白色的小陶猪及马头。家具都是旧的，但窗帘和沙发面料却很特别，是用织地毯的本色坯布做的，看起来很厚，质感很强。在窗帘的一角缀有咖啡色的图案，沙发的扶手及靠背上都铺着绣有黑线挑花的白土布，但也是旧的，我一眼就看出这些刺绣出自云南苗族姑娘的手。在昆明、上海我都曾到过某些达官贵人的宅第，见过豪华精美的陈设。但是像这样朴素而高雅的布置，我却从来没有见过。
林洙被书架上的一张照片吸引住了，那是林徽因和她父亲的合影。当时的徽因只有十五六岁，眉若春山，睛似点漆，肤若凝脂，她依偎着父亲，一只胳膊轻轻地搭在父亲的肩上，她的面容、神情、身姿真是美极了，这种美是自自然然地流露、呈现出来的。
林洙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只听卧室的门“嗒”地一声开了，林徽因轻咳着走了出来。她微笑着握住林洙的手自嘲地说：“对不起，早上总要咳这么一大阵子，等到喘息稍定才能见人，否则是见不得人的。”
林徽因的自然轻松使林洙紧张的情绪顿时松弛了下来。她后来描述道：
我定睛看着她，天哪！我再也没有见过比她更瘦的人了。这是和那张照片完全不同的一个人，她那双深深陷入眼窝中的双眼，放射着奇异的光彩，一下子就能把对方抓住。她穿一件浅黄色的羊绒衫，白衬衣的领子随意地扣在毛衣上，衬衫的袖口也是很随便地翻卷在毛衣外面。一条米色的裤子，脚上穿一双驼色的绒便鞋……我承认一个人瘦到她那样很难说是美人，但是即使到现在我仍然认为，她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美、最有风度的女子。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充满了美感，充满了生命，充满了热情。她是语言艺术的大师，我不能想象她那瘦小的身躯怎么能迸发出这么强的光和热。她的眼睛里又怎么同时蕴藏着智慧、诙谐、关心、机智、热情的光泽。真的，怎能包含这么多的内容。当你和她接触时，实体的林徽因便消失了，而感受到的则是她带给你的美，和强大的生命力，她是这么吸引我，我几乎像恋人似的对她着迷……
第一次到林家，林洙不知不觉待了两个多小时。徽因关切地询问林洙报考大学的情况。林洙告诉她，自己认为数学、化学、语文尚好对付，物理、地理不行，最头疼的是英语。
徽因说：“你和我们家孩子相反，再冰、从诫都是怕数学，你为什么怕英语？”
“我怕文法，”林洙说，“我简直搞不清那些文法。”
“英语并不可怕，再冰中学时在同济附中，学的是德语，英语是在家里学的，我只用了一个暑假来教她。学英语就是要多背，不必去管什么文法。一个假期我只选了一本《木偶奇遇记》做她的读本，她读一段背一段，故事读完了，英文也基本学会了，文法也就自然理解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徽因了解到林洙在住宿上有困难时，立即答应帮她解决。她还向林洙介绍清华的情况和北平的名胜。当林洙起身告辞时，她笑着说：“我也累了。每天下午四点我们喝茶，朋友们常来坐坐，欢迎你也来。”
在后来的日子里，林徽因帮林洙安排了借宿的地方。林洙在清华选修了一些课程，她听梁思成讲授中国建筑史和西方建筑史，每周二、五下午到梁家上课，林徽因亲自辅导她的英语学习。上完课，徽因总是邀请她一同喝下午茶。在这里，林洙认识了清华园里大名鼎鼎的金岳霖先生、陈岱孙先生、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还有常来梁家的一些北京大学的教授和营建系的教师们。
林洙注意到，梁家茶会的话题十分广泛。各种有趣的人和事，政治风云、学术前沿、科学发现、艺术见解——这是一个温暖的寄托心灵的场所。
徽因是茶会的中心，她对艺术的清澈见解，她对丑恶的彻底轻蔑，她自由宁静的仪态，无一不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思成虽然话不多，但偶尔谈起什么来，却十分诙谐幽默，富有情趣。
一天，林徽因谈起了苗族的服装艺术。她从苗族的挑花图案，谈到建筑的装饰花纹，联想到中国古代装饰图案中卷草花纹的产生、流变。她认为这些卷草花纹图案来源于印度，而印度这些图案最初则由亚历山大东征传入。她指着搭在沙发上的那几块挑花土布说，这是她花高价向一位苗族姑娘买来的，那姑娘本来是要把这几块挑花布做在嫁衣的袖头和裤脚上的。
说到这里，徽因的眼睛一亮，指着倚在沙发上的思成说：“你们看思成，他正躺在苗族姑娘的裤脚上呢。”梁思成和大家一同笑着，讲起了他到川滇地区调查古建筑的趣闻。在云南楚雄，他被一户人家请去吃喜酒，看到新房门上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握手互行平等礼”，下联是“齐心同唱自由歌”；然后他拖长了声音笑着说：“横额是‘爱——的——精——诚’。”
客人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还有一次，林徽因讲起了当年她和思成逛太庙的故事。
徽因说：“那时我才十七八岁，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摆出一副少女的矜持。想不到刚进太庙一会儿，他就不见了。忽然听到有人叫我，抬头一看，原来他爬到树上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下面，真把我气坏了。”
梁思成挑起眉毛调皮地一笑说：“可是你还是嫁给了那个傻小子。”
林洙禁不住在心里赞叹道：“他们是多么恩爱的一对！”
费慰梅曾经这样谈到过林徽因：“她的谈话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逸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
但是，在这种几乎无所不包的谈话里，林洙说：“我几乎从没有听到过他们为自己的病情或生活上的烦恼而诉苦。”
梁思成后来这样谈及他们聚会时海阔天空的聊天：
不要轻视聊天，古人说，“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从聊天中可学到许多东西。过去金岳霖等是我家的座上客。茶余饭后，他、林徽因和我三人常常海阔天空地“神聊”。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思想，是平时不注意的。学术上的聊天可以扩大你的知识视野，养成一种较全面的文化气质，启发你学识上的思路。聊天与听课或听学术报告不同，常常是没有正式发表的思想精华在交流，三言两语，直接表达了十几年的真实体会。许多科学上的新发现，最初的思想渊源是从聊天中得到的启示，以后才逐渐酝酿出来的。英国剑桥700年历史出了那么多大科学家，可能与他们保持非正规的聊天传统有一定联系。不同学科的人常在一起喝酒、喝咖啡，自由地交换看法、想法。聊天之意不在求专精，而在求旁通。
清华园里的生活一如既往，巨大的社会变革却正在逼近。共产党在东北战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对国民党主力部队的包抄和围剿的大网在慢慢收紧。古老的北平城里，观望和期待的情绪如一股潜流，在人们的心头涌动。
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溃败，开始做南撤的准备。教育部派员到北大、清华传达政府关于学校南迁的意见。
思成、徽因和他们的朋友张奚若、钱端升、金岳霖、陈岱孙、周培源等早已决定，哪里也不去，就留在北平、留在学校里，静观待变。对国民党的统治他们由不满到绝望，再也不愿意相信这个政府的承诺。
他们认为，新政权同样需要懂技术、有专业的人。用梁思成的话说：“共产党也要盖房子。”更何况，他们所接触的共产党人曾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的等待中有茫然，有不安，但更多的还是希望。
这一年，思成和徽因的老朋友费正清在美国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美国与中国》。这本书被称为“最好的单卷本中国史”，经多次再版，成为西方最畅销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
思成和徽因很快收到了费正清寄来的赠书。一段时间里，这本书成了梁家茶会的中心话题。书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他们过去曾和费正清讨论过，也是眼下他们所关注的。
林徽因就费正清的书专门写了一封信，这是林徽因写给费正清和费慰梅的最后一封信。以后不久，中国大陆与美国就中断了往来。从这封信也可以看到，即使是谈论一本政治历史著作，林徽因所持的也是一个艺术家和诗人的眼光：
谢谢你们寄来的书，费正清自己的杰作，多好的书啊！我们当然欣赏、钦佩、惊奇和进行了许多讨论，大家都对这本书有非常非常深的印象。有时我们互相以热情赞美的话说，费正清显然是把握了我们华夏臣民的复杂心态，或知道我们对事物的不同感觉，所以，这不是那种洋鬼子的玩意儿；……张奚若热情地说，他喜欢费正清的书，“没有一处是外人的误解……他懂得的真不少”等等。老金说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合理而科学的”总结，费正清“对有些事情有着基本的理解，他和别的外国人真是不一样”。而我和思成非常惊讶，它真的全然没有外国人那种善意的误解、一厢情愿的期望或失望。我尤其欣赏费正清能够在谈到西方事物时使用西方词汇，谈中国事物时用中国词汇，而同一个西方语言却既能让美国读者以自己的语汇来读关于中国的事，又能让中国读者用另一种语汇来读关于自己国家的事。我们对这一点都特别欣赏。
此外，我们还常常以最大的钦佩而且毫不感到羞耻地互相指出，有许多关于中国的事实我们竟是从他这里才生平第一次知道（！）例如，有趣的是，我从不知道玉米和白薯是这么晚才来到中国的；还有特别是那些关于中西方关系的事件。
换句话说，我们都极为赞赏费正清的这本得意之作。自从费慰梅重建武梁祠以来，梁氏夫妇还没有这么高兴过呢。
我唯一的遗憾，如果说有的话，是在这本总结性的著作中没有涉及中国艺术，尽管我也看不出艺术与国际关系何干。即便如此，艺术是我们生活中那样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要一般地谈论我们的话，艺术也是不可少的，那是我们潜意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我提到艺术的时候，当然也指诗，但可能也指由我们的语言、我们特有的书法、构词、文学和文化传统所引发的情感和审美情趣。我们特殊的语言实际上由三部分组成：修辞、诗，只有一部分才是直截了当的言语！……我想说的也许是，正是这种内涵丰富的“语言——诗——艺术的综合”造就了我们，使我们会这样来思索、感觉和梦想……
简言之，我认为艺术对我们精神的塑造和我们的饮食对我们的身体的塑造一样重要……
以上全是我私下里的一点书评，不过是为了想争论一下，而费正清对善意的争论总是很来劲的。寄这封信得花我一大笔钱了！
也许我们将很久不能见面——我们这里事情将发生很大变化，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变化，是明年还是下个月。但只要年轻一代有有意义的事可做，过得好、有工作，其他也就无所谓了。
林徽因信中所说的“变化”，很快就到来了。
1948年12月，北平城战云密布。
中国人民解放军围城月余，傅作义部坚守城池，不战不和。
清华园地处西郊，与城内交通隔绝，校园内流传着各种消息。有人说城内的北大、城外的燕京已经停课多日，许多教授离京南迁。有人说，东单商场一带改筑机场，周围房屋拆掉很多，北京饭店屋顶掀了一层。还有人说，清华将迁入城内，与北大合并上课。学生中各种反应都有，进步学生为迎接解放做着各种准备工作，大多数学生已不能安心上课。
国民党政府拟就了北京各大学欲“抢救”的教授名单，梁思成也在被“抢救”之列。接他们的飞机停在南苑机场，胡适夫妇走了，梅贻琦走了，陈寅恪走了，但梁思成、林徽因留了下来，更多的人留了下来。
他们留下来，留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留在自己熟悉的校园里。
物价飞涨，物质奇缺，金圆券贬值，教职工生活无保障。校长梅贻琦南行后，学校事务由校务会议的一干人维持。清华园内，人们对代理校务的人员意见丛生。校务会议主席冯友兰借清华人的一句老话发牢骚：“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办事人是狗。”
没有人管理的清华处于“无政府”状态。
夜里，徽因睡不着，只听到平绥路上车辆声隆隆不断，那声音自北向南，彻夜不停。思成说，那一定是国民党军队在向南撤。
12月13日下午，清华园北边炮声响成一片。国民党中央军炮兵团开进了清华，在校园内的气象台安放了三尊大炮，学校体育馆以西一带戒严。
停电了。入夜，静谧的夜空里弥散着紧张不安的气息。一些教职工携儿带女卷着铺盖住进了学校的图书馆。因为图书馆的建筑坚固，可防炮弹的轰炸。
这一夜月色如水，新林院的人们虽然安居如故，却忧心忡忡，彻夜难眠。
思成站在家门口，一边听着密集的枪炮声，一边自言自语道：“这下子完了，全都要完了！”他想起当年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先生说过的话：从历史上看，中国历代宫室，都难逃五百年一轮回的大劫之灾。传统建筑的木结构是经不起兵燹炮击的。
大战将至，他和徽因为北平城那些古建筑而忧心如焚。
12月19日，国民党空军出动，轰炸北平西郊解放军炮兵阵地。清华园多处中弹，燕大蔚秀园亦中弹。第二天，学校停课。在科学馆召开的教授会通过了校园遭轰炸抗议书。
学校大门口贴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三兵团政治部的告示，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保护学校寺院文物古迹不遭破坏。
这天早晨，女佣刘妈从自己的家里回到梁家，头两天她因家中有事回成府村。
她一到梁家就讲起了她早上遇到“八路军”的事。
刘妈早上开门，看见村子里到处都是穿着草绿色军装的队伍。听邻居们说，队伍是半夜开进村子里的。可这么多人居然连一条狗都没有惊动，莫非真是天兵天将么？大冷的天，走在外边连手都伸不出来，可他们就依着胡同的土墙睡了半宿。看上去，他们的人马都很瘦。村里人看着不落忍，请他们进家，没人进，请他们喝粥，没人喝。就连喝碗开水，也是谢了又谢才接过去。
刘妈兴奋地对思成和徽因说：“我活了六十多了，可没见过这样的队伍。人家都说八路好，往常我就是不相信，今儿个我算是亲眼见了。我出村儿的时候，瞅见一些城里人正排着队举着旗子欢迎队伍呢！”
徽因和思成兴奋地听着刘妈的讲述，好奇地向她询问有关这支军队的各样事情。
那是一个让人觉得要发生什么事情的夜晚，空气中流动着紧张和不安。张奚若领着两位身穿灰色军装、头戴皮帽子的军人来到了梁家。他们向梁思成、林徽因行着标准的军礼，自我介绍说：“梁教授，我们受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来向先生请教，城里哪些文物建筑需要保护。请你在这张地图上标示出来，以便我军攻城的炮火能够避开。”
梁思成和林徽因激动了，他们顾不上多说什么，在两位军人带来的那张军事地图上一一标出北平重要的文物古迹和建筑群落，那是他们视为生命一般宝贵的文化遗存。他们珍爱和熟悉那一切，几乎用不着多加思索和查阅资料，一处处需保护的文物古迹位置便被准确而详细地标示了出来。
临走时，一位军人对他们说：“请你们放心，只要能保护文化古迹，我们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看着两位不速之客匆匆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童年读过的《孟子》章句在思成的脑海里浮现了出来：“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他突然想起忘了询问来人的姓名。
夜深了，他和徽因长时间不能入睡，两位军人带给思成和徽因的感动长久地留在心里。“这样的政党，这样的军队，值得信赖，值得拥护！”
这是1948年12月。这一年，梁思成47岁，林徽因4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