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新年到了，太阳暖暖地照着清华园。
工字厅回廊曲折，雕梁画栋，是清华的教授们休息娱乐的地方。上午，教联会的同仁照例在工字厅团拜。晚上，大礼堂照例是游艺会。游艺会上，教职工演出了话剧，工友们表演了魔术。看上去，这个新年和往年一样平静而热闹。
但是，毕竟这个新年不同于往年。
一队队民工源源不断地经过清华园，他们扛着云梯、竹篙、水杉，从这里运送给准备攻城的解放军部队。学校附近的商店里，已开始使用解放区长城银行的纸币。商店虽然还正常营业，但东西既贵且少。
依据校历，这个学期的课应该上到1月8号，然后是为期一周的期末考试。可学生们都在筹备迎接解放的各种活动，学校已无法正常上课。校园里腰鼓声自由地敲响，体育馆前学生们扭着秧歌代替了早操，中午和晚上，教室里不是在练习合唱就是在排演话剧。
根据形势，校务会议决定取消考试，即放寒假。通知发出后，几乎没有学生离校。
1月10日下午两点，中共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正式接收清华大学。
大礼堂的楼上楼下，挤满了学生和教职工。校务会议主席、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宣布：清华大学从今天起成为人民政府的大学。大礼堂里掌声雷动，这掌声持续了很长时间。
接着，是接收代表、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讲话。这个中年军人看上去和蔼、沉稳，有很好的口才。
他开头先是宣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针：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提倡民族主义、民主思想、科学精神。
接着，他讲了共产党接收大学后的工作意见：取消国民党在学校的训导制度，取消公开的或秘密的党团活动；一切暂时维持原状，教职员工的薪水仍按等级制；待北平解放后，再通盘筹划高等教育的改进方案。
再冰、从诫这些日子很少回家，他们各自在学校忙着迎接解放。再过几天就要过春节了，可这个春节的气氛与以往任何春节都不同。晚上，徽因和思成正在家里说着话，忽然听见外面学生的喊声：“傅作义投降了！”他们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广播。炉子烧得很热，徽因苍白的脸颊浮上了一层红晕。北平和平解放了，再没有比这更好的结局了，她和思成多么欣慰！
这是1月22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城的最后期限。
1月30日，解放军两千官兵来到清华参观。部队集合在体育馆广场，学生队伍也汇集在那里。学生和军人一起唱歌，然后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清华人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口号。
1月31日中午12点，中国人民解放军由西直门列队进入北京城。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解放全中国的命令。中国大地上摆开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战场，一处处文化遗迹星辰般散落在战场的各个角落，在血腥的厮杀中，它们顷刻间便会化为齑粉。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又一次来到清华园，听取梁思成的意见。
梁思成迅速组织人员，在最短的时间内，编写出了《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
在这本厚厚的手册中，梁思成在故宫、敦煌、云冈、龙门、孔庙等古建筑的条目下加注了四个圈，大家戏称之为“四星将”，其次是三个圈的、两个圈的、一个圈的。全册总共四百五十多条，重点加圈的近二百条。每个条目下都附有该文物建筑所在的详细地点、文物性质、建造和重修年代以及意义和价值。
林徽因对全册的条目一一审核，并在扉页的说明中特别提示：“本简目主要目的，在供人民解放军作战及接管保护文物之用。”
“简目”发到了解放全中国的广大指战员手中，和军事地图一起，成为他们的作战必备。这可以视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文物保护举措，也是最早的有关文物保护知识的普及运动。
长年征战南北、身披弹痕和征尘的军人，第一次把自己指挥的战斗与文物、文化联系在了一起，他们作为胜利者、征服者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许多年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已身居高位，走遍万水千山。可当他们回想起“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战争岁月时，还会深情地怀想起某个地方某一处在自己的炮口下保留下来的“古迹”。
全国解放后，这本册子经修订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目录》，由国务院颁布。它为全国各地的文物建筑调查、保护、研究工作提供了指导和依据。
1949年3月，林徽因被清华大学聘为建筑系一级教授。
1949年5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林徽因被任命为委员会委员。
1949年8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国旗、国徽评选审查委员会委员。
1949年9月，林徽因和清华大学的十位教师，接受了设计国徽的任务。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当天傍晚，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碑奠基仪式。梁思成、林徽因为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
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社会生活的巨变让人目不暇接。而在这几个月里，林徽因的生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她被聘为清华大学的一级教授，主讲《中国建筑史》，并为研究生开设《住宅概论》等专题课。她是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小组成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她还是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代会代表……这一切来得迅疾而不容分说，这些荣誉和“头衔”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但又不能不让她讶异而感动。在她热情、活跃的天性中，本来就有倾向于行动的一面，而过去，这热情只能在很小的圈子里挥洒。如今，新政权赋予她新的使命，使她从客厅里走了出来，从“梁思成太太”的称谓中走了出来，她作为独立的个体得到了承认。
更让她感奋的是，终于盼到了一个理想时代的到来。引领中国进入这个时代的新政权允诺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荡涤一切黑暗和丑恶，让广大民众过上好日子，让受尽屈辱的国家重新站立。
徽因和思成欣喜地注视着，新政权的工作务实高效，令行禁止。短时间内，社会治安井然有序，生产交通迅速恢复，失业贫民得到安置，丑恶黑暗势力得到了惩治。
作为建筑师，徽因和思成特别欣慰的是，古老的北京变得从未有过的整洁和清新。城墙旁，护城河畔，堆积如山的垃圾被清除了，这些垃圾有的已堆积了几十年、几百年。污水横流、恶臭扑鼻的龙须沟，烂泥塘被填平了。街道、胡同平整一新，干干净净。
这里有一组数字：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年时间里，北京市共清除了33万余吨从明代积存下来的垃圾，取消了市内809个粪坑、粪箱和粪厂，清除了1万吨积存的粪便，修复、疏通下水道16万立方米，修筑、平整大小街道、胡同路面252万平方米。
列宁说过：“工程师将通过自己那门学科所达到的成果来承认共产主义。”
徽因和思成通过自己所看到的一切认识了共产党，承认了共产党。徽因和思成的朋友，清华大学教授钱端升在解放后专门给费正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关于总的形势，我必须实事求是地说，这些新来者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体现着中国人的所有美德，而且同时也是非常马克思化的。你的政府越早以实事求是的方式和态度来看待我们的新政权，它就越容易能够采取一种可行的而且彼此有益的政策。这是你面临的任务。
费正清在1949年哈佛大学出版的《亚洲的下一步》中断言：“从中国老百姓的观点来看，根据现在的中共政权迄今为止的表现，用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来判断，有望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最好的政府。”
不停变化的热烈的生活，是富于浪漫色彩的生活，浪漫的新生活对年轻人具有永恒的号召力。在这一年，徽因、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参加了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和她一起参军南下的还有张奚若的女儿张文英。两个年轻的姑娘头戴军帽，身穿缝制粗糙、宽大不合体的军装，腰里束着军用皮带，在清华园里和她们的家人告别。张奚若夫人一直默默地抹着眼泪，两个姑娘却顾不上伤感。她们为自己的人生选择和这身崭新的装束而自豪，这是她们告别旧有的一切、迈向新生活的标志。心中的依恋之情被跃跃欲试的向往所取代，对未来的憧憬冲淡了离别的忧伤。
从诫跑来跑去为她们拍照。正是春天，园子里满眼新绿，生机盎然。年轻人脸上的微笑明净而纯洁。
这一年，从诫已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他原本报考的是清华大学营建系，这是他自己的愿望，也是思成和徽因的愿望。可是他的考试成绩差一点不够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录取分数，他被录取到了北大。无论是梁思成还是林徽因，都没有想过把从诫破例录取到营建系。
1949年秋，新学年开学了。
这是梁思成实施新教学计划的第二年，《文汇报》发表了他的《清华大学工程院营建系学制及学程计划草案》。草案中体现了他的建筑教育思想：尊重传统，但不拘泥于传统；学习西方，但不局限于西方。教学计划中，现代与传统、现实与历史、工程与艺术、理工与人文各门课程结构合理，融会贯通。
1950年4月，是清华大学建国后的第一个校庆，各院系有许多纪念庆祝活动。建筑系当时在新水利馆楼上，校庆期间展出了城市规划课程设计，学生的雕塑作业和美术作业，还有高庄先生设计的工艺品、李宗津先生的油画。参观的人很多，林徽因也很想去看一看她的学生们的成绩，可她却没力气上楼梯。学生们为了满足她的心愿，让她坐在藤椅里把她抬了上去。
林徽因在展出场地停留了很长时间，她细细地审读学生的作业，高兴地称赞、点评着。城市规划设计尤其让她兴奋，设计突出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指导思想，这既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自然的尊重。
出口处的桌子上，有摊开的意见本。许多人赞扬建筑系的展览让人眼界大开，也有人写道：“看了这个展览，不明白建筑系是干什么的”，“集空想之大成”。这些意见让徽因生气，她不快地说：“这些人根本不懂什么是建筑、什么是建筑艺术，他们大概认为，建筑就是盖房子吧。”
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建筑教学和课程设置充满活力，富于远见，在当时全世界相同学科中处于领先行列。即使今天看来，也有其独到的价值。可是，这个教学计划在1952年终止了，那一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了向苏联的全面学习和借鉴。
听说小同乡林洙和系里的年轻教师程应诠快结婚了，徽因把林洙叫到家里，拿出一个存折说：“这是早年营造学社的一笔专款，专门用来资助年轻人的生活学习的。”她让林洙拿去，需要多少取多少。
徽因知道他们双方的家都不在北京，个人又没什么积蓄。
林洙脸涨得通红，不知说什么好。徽因又说：“不要紧的，这钱你先借用，以后再还。”她把存折交给了林洙。
当林洙去取钱时，发现存折上是梁思成的名字。徽因解释说：“学社的钱当然要用梁思成的名字啊！”
林洙说到还这笔钱时，林徽因却说：“营造学社已经不存在了，你把钱还给谁呀？快别提这事儿了。”说着，林徽因又拿出一套自己珍藏的清代官窑青花茶具送给林洙作为结婚贺礼。
其实，林徽因的谎撒得并不高明。稍微细想就会明白，以思成、徽因的为人，怎么可能拿营造学社的“专款”随便送人？再说，营造学社当初就是因为没有经费才停办的，哪里又有什么“专款”？
徽因不想让林洙再谈及这个话题，说起了头天晚上去大礼堂看演出的情形。
听说解放军文工团来清华演出大型秧歌剧《血泪仇》，徽因从未看过这种戏剧形式，她很想去看一看。晚上天气冷，思成和朋友都劝她算了，可她坚持要去，思成只好拿条毛毯跟随着她。可是，没等走到大礼堂，她就咳喘得上不来气。“得了，得了，”她说，“自己看不成倒也罢了，别影响周围的人也看不好。”计划了一天的行动只得作罢，说到这儿，她自嘲道：“你瞧瞧，多狼狈！”
林洙告诉徽因，昨晚的秧歌剧她去看了，感觉又像歌剧，又像话剧，演员演唱时载歌载舞，对话有些像传统戏的念白。总的看来，这个戏重在教化，艺术性并不强。
徽因说：文艺作品当然要讲艺术性，离开了表现形式根本就谈不上文学艺术。革命文学不能因为它的革命性就用大喊大叫的政治口号代替艺术性，如那位著名的诗人、学者，人民十分尊敬他，可他写的诗却是：“太阳啊！快快升起来吧！”说着，她咯咯地笑了起来：“这近乎叫喊，缺乏诗歌的美，是不是？”
谈到作家作品，林洙说自己最喜欢沈从文的小说和曹禹的话剧。徽因听了十分高兴，她如数家珍般地向林洙推荐沈从文的作品：《边城》、《湘行散记》、《丈夫》、《萧萧》……她断言，解放区作家赵树理受沈从文的影响很深。
提起沈从文，林徽因的心头有些发紧。
前些日子沈从文一直住在清华园，徽因和思成把他从城里接出来，让他脱离开城里的环境，安心养病。
沈从文病得很重。
北平解放时，沈从文下决心留下来，一是为了让孩子们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受正常的教育，二是准备“好好地来写一二十本小说”。可是，他没有想到，他先是被北京大学解聘，离开了讲台；接着，他被称之为“反动作家”，被拒之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之外，郭沫若在文代会上指斥他为“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还有，他行伍出身的弟弟沈荃率部起义后，被错误地判处了死刑。他无法承受接连的突变和打击，整夜整夜不能入睡，眼前出现幻象，耳朵出现重听。极度痛苦中，他割腕自杀，救过来后，他的精神濒临崩溃。
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好像都是独立的个体，可每个个体都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当一个人突然被生活抛了出去，好像废弃的垃圾般抛了出去，那种失重、失落、无所皈依的痛苦、孤独和恐惧，足以使人发疯。
沈从文来到清华园，有时住在梁家，有时住在金（岳霖）家。虽然病情并没有根本好转，但情绪逐渐稳定了下来。
徽因很悲哀，她能够体会从文的伤痛。
人生的痛苦有不同的形式，有时，它以狂暴的形式掳掠打击人，如灾难、疾病、贫穷；有时，它以隐秘的手段粉碎践踏人的内心，如羞辱、背弃、不信任；无论哪种痛苦都同样可怕，因为人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环境，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作为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文化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熟悉的社会环境。眼看着过去的朋友有的戴上了耀眼的光环，有的跌落进黑暗的深渊，有的孤零零地被打入了另册……
徽因无法劝解从文，因为在别人眼里，她正春风得意。她想用自己的行为表明，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无论自己的社会身份发生了什么变化，她相信有些东西是不可改变的。她相信友情，相信爱，相信除了爱和仁慈之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优越的标志。她感到悲伤的只是从文的伤痛无药可医，也无人能够分担。她和思成表面上若无其事，内心却怀着深深的忧虑。他们小心翼翼地回避着那伤痛，只期望朋友们的温情能拉着他，帮助他一点一点从无边的心灵苦难中挣扎出来。
梁思成、林徽因给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信：
三小姐：
收到你的信，并且得知我们这次请二哥出来，的确也是你所赞同的，至为欣慰。这里的气氛与城里完全两样，生活极为安定愉快。一群老朋友仍然照样的打发日子，老邓（邓以蛰）、应诠（程应诠）等就天天看字画，而且人人都是乐观的，怀着希望的照样工作。二哥到此，至少可以减少大部分精神上的压迫。
他住在老金家里。早起八时半就同老金一起过我家吃早饭；饭后聊天半小时，他们又回去；老金仍照常伏案。
中午又来，饭后照例又聊半小时，各自去睡午觉。下午四时则到熟朋友家闲坐；吃吃茶或是（乃至）有点点心。六时又到我家，饭后聊到九时左右才散。这是我们这里三年来的时程，二哥来此加入，极为顺利。晚上我们为他预备了安眠药，由老金临睡时发给一粒。此外在睡前还强迫吃一杯牛奶，所以二哥的睡眠也渐渐的上了轨道了。
徽因续写：
二哥第一天来时精神的确紧张，当晚显然疲倦，但心绪却愈来愈开朗。第二天人更显愉快。但据说仍睡得不多，所以我又换了一种安眠药交老金三粒（每晚代发一粒给二哥），且主张临睡喝热牛奶一杯。昨晚大家散得特别早。今早他来时精神极好。据说昨晚早睡，半夜“只醒一会儿”。说是昨夜的药比前夜的好，大约他是说实话不是哄我。看三天来的进步，请你放心他的一切。今晚或不再给药了，我们熟友中的谈话都是可以解除他那些幻想的过虑的，尤以熙公（张奚若）的为最有力，所以在这方面他也同初来时不同了。近来因为我病，老金又老在我们这边吃饭，所以我这里没有什么客人，他那边更少人去，清净之极。今午二哥大约到念生（语言学家罗常培，字念生）家午饭。噜噜嗦嗦写了这大篇，无非是要把确实情形告诉你放心，“语无伦次”一点，别笑话。
这里这几天天晴日美，郊外适于郊游闲走，我们还要设法让二哥走路——那是最可使他休息脑子，而晚上容易睡着的办法，只不知他肯不肯，即问
思成、徽因同上
你自己可也要多多休息才好，如果家中能托人，一家都来这边，就把金家给你们住，老金住我们书房也极方便。
张兆和给沈从文的信：
二哥：
王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来，带来你的信和梁氏贤伉俪的信，我读了信，心里软弱得很，难得人间还有这样的友情。我一直很强健，觉得无论如何要坚强地扶持你度过这个困难（过年时不惜勉强打起笑容去到处拜年），我想我什么困难、什么耻辱，都能够忍受。可是人家对我们好，无所取偿的对我们好，感动得我心里好难过！后来王逊提起另一个人，你一向认为是朋友而不把你当朋友的，想到这正是叫你心伤的地方，说到你人太老实，我忍不住就淌下眼泪来了。我第一次在客人面前落了泪，过后想想很难为情。王逊走后我哭了一阵，但心里很舒畅。
听说徽因自己也犯气喘，很希望你能振作起精神，别把自己的忧虑再去增加朋友的忧虑，你的身体同神经能在他们家里恢复健康，欢喜的当不止她一人……真正有许多朋友，担心你会萎悴在自己幻想的困境中，如像老金、奚若先生、老杨（清华大学教授杨振声）、王逊……怎么才叫大家如释重负啊，你信上给我说的话，你要兑现的。……
沈从文写给张兆和：
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我依然守在书桌边。可是，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
我在毁灭自己。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
……
很奇怪，为什么夜中那么静。我想喊一声，想笑一笑，想不出我是谁，原来那个我在什么地方去了呢？就是我手中的笔，为什么一下子会光彩全失，每个字都若冻结到纸上，完全失去相互间关系，失去意义？
沈从文经过一段时间的迷狂，开始了向社会回归。他被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写文物的说明词，他在文物研究中又找到了自我。他说：“人不易知人，我从半年中身受即可见出。但我却从这个现实教育中，知道了更多‘人’。大家说‘向人民靠拢’，从表面看，我似乎是个唯一游离分子，事实上倒像是唯一在从人中很深刻的取得教育，也即从不同点上深深理解了人的不同和相似。”
沈从文在改变着自己，林徽因、梁思成也在改变着自己。过去，如果说他们是独立于各种政治力量之外的“智识者”的话，那么，如今他们愿意跟上时代的变化，做一个随同新生活一同前行的“自己人”。
林徽因像那些女干部一样，剪短了头发，用两枚卡子别在耳后。她还做了一件月白色的列宁装，穿上身人显得很精干。
周末的晚上，学校大礼堂有电影，徽因、思成没有去。过去，徽因很爱看电影，特别爱看英国的故事片。现在，她几乎不看电影了。身体不好当然是直接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她看过的几部电影让她深深地失望。
孩子们不在家，家里安静极了。思成抽着烟，在台灯下翻看一本杂志。徽因打开了电唱机，随手抽出一张唱片放了上去——是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这很符合徽因此刻的心境，她轻轻地靠在了沙发上。
多么亲切啊，夜莺在歌唱，杜鹃在歌唱，天光，云影——在《溪边》一章中，贝多芬用音乐创造了水声，鸟鸣声。他是如此热爱这些声音，可他写这首交响曲时，他的耳朵已经聋了好久了。贝多芬是在用自己的心倾听大自然芬芳的和声，在音乐创作中为自己歌唱。曲终时，那委婉的余音幽幽地响起，多么像、多么像一声悠长的叹息。
思成早已停止了翻书，他静静地听着音乐。待他回头看徽因时，只见徽因已是泪光盈盈。
徽因忙起来了。自从接受了国徽设计任务后，她的生活就像上满弦的钟表，每天的安排都以小时、分钟计。思成作为国旗、国徽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几乎天天开会，从清华到城里往返奔波。回到家，他和徽因谈论的，也多是审查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
紧紧张张地忙碌了两个多月，清华送审的第一稿国徽设计方案却未能通过。
这天，营建系国徽设计小组的人要来徽因家商议修改方案，徽因起得比平时早些。
她和思成一边吃早餐一边商量着。徽因身穿一件豆绿色的缎晨衣，越发衬得面容清癯而苍白。
面前的桌子上，摊放着被否定的设计方案。方案以一个白色圆环状的璧为主体，白璧的上面，是国家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白璧的中心，是红色的五角星；白璧的四周，嘉禾环抱、红色的绶带穿过齿轮在下方束结。
为拿出理想的方案，林徽因查阅了大量古代典籍和外国资料。她借鉴汉镜的形式，强调了“中国特征”和突出了“庄严富丽”的审美要求。以玉性温和，象征和平，以圆环象征国家的统一，以齿轮和稻穗象征工农联盟的国体。但是，审查委员会认为这个方案体现“政权特征”不足。
该怎样在国徽中彰显“政权特征”呢？
另一个国徽设计小组由中央美院组成，张仃是这个小组的组长，他们在吸取清华方案的基础上，提出去掉圆环的璧，增加天安门。
梁思成不同意在国徽中采用天安门图案。他认为，国徽上的图案应是一个国家精神象征的体现，怎么能画上一座古建筑？再说，华表、天安门从来都是封建皇权的象征，怎么能成为人民政权的象征？
张仃被称为党内第一设计专家，他的理由是，天安门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天安门又是举行开国大典的地方，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张仃的意见得到了支持，周恩来明确表示：“国徽里一定要有天安门。”
按周恩来和政协的要求，清华大学和中央美院两个设计小组重新设计国徽方案。
要求明确了，林徽因和小组的人员开始了高速运转。
就测绘、制图这些基础技术的实力来说，清华营建系显然具有明显的优势。
梁思成早在三十年代就测绘过天安门和故宫，他们找出了当年营造学社绘制的天安门平面图、立面图和剖面图，这些图纸分别按百分之一和二百分之一的比例绘制而成。
徽因建议：国徽中，天安门应采用立面图将它程式化、图案化，而不能像风景画。她还建议把天安门前的两个华表向左右方向拉开距离，这样既增加了整体的开阔感，又使构图比较稳定。
徽因和设计小组画了无数张草图，一起讨论了无数次。最后他们放弃了在图案中用飘带作为装饰的设想，使图案看上去沉稳庄重。他们还考虑到制作问题，太复杂的图案和色彩在制作技术上存在困难，所以他们放弃了运用多种色彩的设想，只采用金红两色。这是我国千百年来象征吉祥喜庆的颜色，采用这两种颜色不仅富丽堂皇，庄严美观，而且醒目大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思路越来越明确，方案越来越完善，每一个局部都是推敲了又推敲，每一处细节都是修改了再修改。他们对自己要求严苛，对方案要求完美。
国徽送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徽因和思成一连数日通宵达旦地工作。他们家里，到处都是图纸，几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徽因靠在枕头上，在床上的小杌上作图，累得支持不住了，就躺下去喘息一阵，起来再接着画。逢到家里来人，她总是用自嘲和笑声来掩饰病痛和不支。
小组的每个人都豁上了。在这一时刻，他们的国徽就是他们的信仰和生命。
国徽图案制作好了，庄严美丽得逼人眼目。汽车把制作好的国徽模型拉走了，徽因和思成放心地病倒了。
周恩来总理和政协国徽审查委员的面前，摆放着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的两种国徽图案。
清华的国徽图案中央，是金色浮雕的天安门立面图，天安门上方是五颗金色浮雕的五角星，金色的五星衬在大红的底色上，像是一面铺天盖地的五星红旗；图案的外围环绕着金色稻穗和齿轮浮雕，稻穗和齿轮由大红的绶带联结在一起。整个图案左右对称，由金、红两种颜色组成。
中央美术学院的国徽图案上，天安门的图像有强烈的透视感，由近到远地呈现出由小到大、由高到低的景象。远处有蓝色的天空、黄色的琉璃瓦和红墙；近处有白色的华表和白色的金水桥。
面对两组不同的国徽图案，参加评审的委员们细细地比较着，小声地评议着。周恩来总理请大家发表意见。田汉首先发言说：“我认为中央美院的方案好，透视感强，色彩比较明朗。”
许多委员表示赞同田汉的意见。
清华设计小组的代表朱畅中坐在后排，他怎么也控制不住心慌的感觉。
这时，张奚若站起来说：“我认为清华的方案有民族特色，既美观，又大方。”
也有许多委员表示赞同张奚若的意见。
周恩来注意到了坐在旁边沙发上一直沉默不语的李四光，他走到李四光身边，手扶着沙发问道：“李先生，你看怎样？”
李四光又看了看两个方案，他指着清华的方案说：“我看这个气魄大，有民族特色。”
周恩来又认真地比较打量后说：“那么好吧，就这样定了吧，大家看怎样？”
这时，多数委员表示赞成清华的方案，认为清华的方案完全符合政协征求国徽图案所提出的三项要求：既有“中国特征”，又体现了“政权特征”，还“形式庄严、富丽”。
周恩来笑着问：“清华的梁先生来了没有？”
张奚若回答：“梁思成因病请假，派了助教来了。”
周恩来把朱畅中叫到清华的图案前指点说：“图中的稻穗能不能向上挺拔一些？”
朱畅中脱口回答：“稻穗下垂是表示丰收，向上挺拔，可以改进。”
周恩来说：“稻穗向上挺拔，可以表现时代的精神风貌嘛。1942年冬天，宋庆龄同志为欢送董必武同志返延安，在她的寓所举行茶话会，她的桌上就摆着几串稻穗。有朋友赞美那稻穗像金子一样，宋庆龄同志说：‘它比金子还宝贵，中国人口之百分之八十都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便可以丰衣足食了。’当时我就说，等到全国解放，我们要把稻穗画到国徽上去。”
朱畅中回到清华园，夜已深了。思成和徽因还在等候着消息。朱畅中详细叙述了评选过程。他们久久地兴奋着，病痛也仿佛减轻了许多。
重新设计和调整的图案下方标注上了“国徽图案说明”：
“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1950年6月23日，中南海怀仁堂。全国政协第一届二次会议在这里召开，林徽因被特邀出席会议。
大红色的宫灯悬挂在主席台上，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摆放在主席台的中央。
徽因觉得心慌、气促。她知道，这不仅仅是因为疾病所致，今天这个会上，新政权要正式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一个以艺术为生命的人，还有什么比凝聚着自己全部心血的作品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表而更令人激动呢？
会议开始了，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全体与会代表起立，以鼓掌的方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一阵眩晕袭来，眼泪夺眶而出，林徽因虚弱得几乎不能从坐椅上站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