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叶凋零，秋之将至。季节如此，风尚亦然。
1951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在党和国家机关中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清华大学建筑系办公室里，几个人正在议论社会上的运动。有人问：“听说外面正在‘三反’，都反谁？”有人答道：“一反官僚主义，二反贪污，三反浪费。”
“哦！”有人恍然大悟道，“全都和咱们没关系。咱不是官，官僚自然谈不上；挣工资养家，去哪里贪污？节省还怕节省不下来呢，还敢浪费？”
很快，运动就进入了校园。中共中央决定，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开展思想改造运动，主要解决他们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态度问题。
思想改造运动开始被各个文化、教育部门的工农领导干部称之为“脱裤子、割尾巴”运动。“割尾巴”，即割去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立场的“尾巴”，这个说法知识分子们还可以接受，但他们无论如何也听不惯、说不惯“脱裤子”这个词语。因此，“脱裤子”改称为“洗澡”，相当于西方宗教用语“洗脑筋”。
林徽因、梁思成和其他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洗了澡。林徽因做了一个自我检查报告，梁思成的自我检查后来发表在1952年12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标题为《苏联专家帮助我们端正了建筑设计的思想》。
这是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解放后经历的第一次群众运动。因为这个运动“人人过关”的性质，也因为梁、林当时承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样光荣而神圣的设计任务，还因为他们在建筑学界具有的威望和影响，这次运动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冲击。但是运动对他们的思想仍有一定的触动，这表现在他们以后的文章和言谈书信中，增加了“思想改造”的意识，好像在随时留神不要露出资产阶级思想的“尾巴”。
尽管梁思成、林徽因在城市规划建设方面与政府的决策者们意见相左，但令他们欣慰的是，政府在重大建筑的设计、施工问题上，还是倚重他们的。例如，像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样意义重大的建筑，他们都是建筑委员会委员，梁思成还是建筑设计组组长。
人民英雄纪念碑从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破土奠基，到1956年7月建成，经历了7年时间。林徽因生前没有看到纪念碑的落成，但她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与这项工作紧密相连。
参与和主持这项工作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建筑学家、工程专家、雕塑家、美术家、历史学家，因此，设计思想很长时间得不到统一。有人主张以巨型雕塑体现英雄形象，有人主张建成欧洲古典的“纪念柱”或埃及的“方尖碑”样式，还有人主张建成一座“小天安门”：下面是大平台，平台上立碑，平台侧面开门，里面有展厅、展室及厕所等设施。徽因和思成非常担心天安门前建筑群的和谐感会被这样的一座建筑所破坏。
尽管他们起初也不清楚人民英雄纪念碑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但他们清楚地知道不能建成什么样子。梁思成在给北京市市长彭真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天安门是广场上最主要的建筑物，但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却是一座新的、同等重要的建筑，他们两个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重要的象征性建筑物。因此两者绝不宜用任何类似的形体，又像是重复，而又没有相互衬托的作用。……总之，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不宜放在高台上的，而高台之下尤不宜开洞。至于碑身……我认为做成碑形不合适，而应该是老老实实的多块砌成的一种纪念性建筑物的形体。……英雄碑本身之重要和它所占地点之重要都非同小可。我以对国家和人民无限的忠心，对英雄们的无限崇敬，不能不汗流浃背、战战兢就地要它千妥万帖才敢喘气放胆做去。
梁思成和林徽因收集了古今中外许多纪念性建筑的资料，反复比较、讨论，绘制了一张又一张草图。最后形成了他们自己比较满意的设计方案。
1952年夏，郑振铎主持召开会议，决定碑身采用梁思成的设计方案，对碑顶暂作保留；因为有人坚持要在碑顶上放置英雄群像雕塑，梁思成坚决不同意。
1954年1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开会，彭真市长拍板，碑顶采用梁思成的建议，建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建筑顶”。同时决定放弃碑顶的雕塑，因为碑高40米，上面放置群雕，无论远近都看不清楚；而且主题混淆，互相冲突。
当梁思成忙于纪念碑整体的设计时，林徽因则忙于纪念碑基座上的花圈、花环等雕饰图案的设计。
她对世界各地区的花草图案进行了反复对照、研究，描绘出成百上千种花卉的图案，有时是一朵花，有时是一片叶，还有灵感来时匆匆勾出的草图，就像一个乐句，几个音符。
枕畔、床头、书桌前、沙发旁，到处都是一叠叠图纸。
她对自己的工作挑剔到了严苛的地步，连素以认真著称的梁思成也有些不忍。他拣起林徽因废弃在一边的大堆图纸看着，那些或细腻凝重、或精致华美的图案吸引着他。徽因笔下灵动的画稿如同她笔下那些灵动的诗句一样，让思成爱不释手。他知道徽因性急，哪天嫌这些画稿碍事，她就会让女佣烧掉了事。思成认定这些画稿是有价值的，他找来一个纸箱，在徽因废弃的画稿堆中挑了一些装进箱里保存了起来。这些草图后来毁于“文革”浩劫中。
在成百上千种图案中，徽因和思成最后选定了以橄榄枝为主体的花环图案，还有牡丹、荷花、菊花组成的花卉图案，用以象征革命烈士高贵、纯洁和坚韧的品格精神。这些图案后来雕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座上。那是一组华美而浑厚、轻盈而奔放的艺术音符，镌刻在巨大的碑座四侧，谱成了纪念人民英雄的雄浑乐章。
一个生命究竟蕴涵着多少可能？一个人究竟能创造什么奇迹？如果有医学专家研究林徽因的病历，一定会惊叹不已。1945年，在重庆中央研究院招待所嘈杂的客房里，美国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里奥·埃娄塞尔就曾断言，林徽因最多还能活五年。
如今，已经是1952年的夏天，林徽因正忙着为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地区和平会议的各国代表们准备礼物。
她的双肺已被结核病菌深度吞噬，她的肾脏已被切除了一侧，她每天吃得很少，夜里全靠安眠药才能睡四五个小时。每当她倒在床上，都有可能永远不能起来；可每当她起来后，就又重新焕发出生机勃勃的创造活力。
亚太地区和平会议筹备组决定，要给每位代表送上一份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精致典雅的礼物。根据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代表的习惯爱好，决定制作四类礼品：第一类是丝织品，真丝彩印头巾和刺绣“平金”的女子坎肩；第二类是手工艺品，如景泰蓝、镶嵌漆器、“花丝”银饰物及象牙雕刻、挑花手绢等；第三类是精印的画册，包括年画集、民间剪纸窗花、敦煌壁画的画册；第四类是文学名著，主要是中国作家中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作品。筹备组将第一、二类礼物的设计和准备工作交给林徽因负责。
林徽因从小就喜爱美丽的手工艺品，她很快就对这项工作着迷了。她跑了一家又一家生产手工艺品的工厂，仿佛忘记了自己的病痛。她发现这类所谓的工厂，其实只是些小手工作坊。制作景泰蓝那几家作坊的破败零落，更令她格外地吃惊。她了解到，解放前连年战乱，这些东西无人顾及。解放后，这些被视为生产奢侈品的作坊也得不到扶持，只是顾虑到作坊工人的失业问题才勉强让它们存活下来。景泰蓝的制作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这些作坊处于倒闭的边缘。
林徽因和思成商议，在清华建筑系成立了一个美术组，她想借这次制作和平礼物的机会，抢救这一濒于灭绝的中国独有的手工艺品。
美术小组的成员除了营造学社多年的伙伴莫宗江外，还有两个年轻的女学生：常莎娜和钱美华。林徽因和他们一起，到作坊里去了解景泰蓝的生产工艺，观看工人的操作过程。她对每个工序都有兴趣，经常要动手试一试。掐丝、点蓝、烧蓝……神话般的，毫不起眼的坯胎变成了绚丽的艺术品。
她端详着那些制成品，不满足的情绪涌上心头。景泰蓝长时期仅有那几种图案，不外乎牡丹、荷花、如意……这些带有浓郁宫廷色彩的富贵吉祥的图案虽说也挺好看，可几百年来缺少变化也未免过于单调。她和美术小组的人一起设计绘制了一批新的图案，其中祥云火珠的图案简洁、明快，敦煌飞天的形象浪漫动人。他们把这些新图案拿到作坊中去，徽因就守在作坊里看着工人师傅们操作。当样品成功地烧制出来后，她高兴得像个得到礼物的孩子。
外面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目不暇接，林徽因沉浸在景泰蓝的一花、一叶、一枝这种难度极高而又极富挑战性的工艺品创作中。如同撼天动地的震响中，静静地奏起一支轻灵美妙的乐曲，给紧张的心灵以慰藉，给纷纷扰扰的生活以神韵……
学生们注意到，瘦弱的林徽因对艺术有种宗教般的热情。如果这时候看见她那双专注而有神采的眼睛，谁都不会相信这是个身患重病、非常清楚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人。
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顺利召开，和平礼物送到了亚太各国代表的手中。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得到了飞天图案的景泰蓝，这位“天鹅公主”喜欢极了：“这是代表新中国的新礼物，真是太美了！”
林徽因的两位女学生，后来都在中国的工艺美术领域卓有成就。常沙娜后来是北京工艺美术学院院长，钱美华后来成为景泰蓝设计专家、北京珐琅厂总设计师。
星期天，梁家来了位年轻的老熟人——罗哲文。
当年在四川李庄，罗哲文是营造学社最后招收的学员。那时他才十七八岁，一副稚气未褪的模样。他师从梁思成，从绘图板、丁字尺、鸭嘴笔的使用，到削铅笔、用橡皮这样的小事，梁思成都一点一点地耐心讲授和示范。后来，他掌握了一手过硬的绘图技术。他的名字也是梁思成重新给他起的，他原名叫罗自福，与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谐音，人们都戏称他“罗总统”。梁思成征得他的同意，给他改名为罗哲文。
如今，罗哲文已经是国家文物局的工作人员，他的到来让思成、徽因分外高兴。
罗哲文来清华，有事情向老师请教。
建国后，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了维修长城、向国内外开放的建议，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把维修长城勘察规划的任务交给了罗哲文。
罗哲文首选的勘察点是居庸关八达岭长城。当时的八达岭，山势陡峭，道路不通。罗哲文就像当年营造学社的前辈师长一样，吃自带的干粮，住山中的小屋，上下攀爬，几经往返，绘出了八达岭长城维修的草图。
草图绘就后，罗哲文觉得事关重大，他带着图纸来看望思成和徽因，想请老师予以指导。
梁思成细细地看过了图纸，询问着每一处景观遗存的具体情形。他在图纸上做了审定签名，并一一道出了自己的意见。
他强调维修过后的长城要有古意，要“整旧如旧”，不要全部换成新砖新石，更不要用水泥。个别残断的地方，只要没有危险，不危及游人的安全就不必全修，“故垒斜阳”更有味道。
另外，他建议长城旁供游客休息的桌凳也要讲究艺术性。不要在古长城下搞“排排坐，吃果果”的布局；要有野趣，讲究自然。
谈到长城边种树的问题时，梁思成提议，千万不要种植高大的乔木，以免影响观看长城；还有，高大的树木根系发达，不利于长城的保护。
在以后的岁月里，罗哲文成了全国有名的文物建筑保护专家，梁思成关于维修长城的意见，一直指导着他的工作。梁思成的点化教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人生。
1953年2月，梁思成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成员访问苏联。行前，金岳霖、张奚若来到梁家给思成送行。
天气很冷，金岳霖头上戴着罗宋帽，穿着长长的棉袍，棉裤的裤脚处用带子扎着。徽因和思成迎了出去，一见面就开玩笑地问：“总也见不着面，金主任一向可好？”
老金有好长时间没来了。前一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哲学系合并到北京大学，他被任命为北大哲学系主任。金岳霖为人天真烂漫、率性而动，他认为自己不善于处理行政事务，不是做系主任的材料，可是推脱不掉，只得就任。朋友们见了面，少不得拿这事儿和他打趣。
谈话中，金岳霖忍不住向老朋友诉说起当系主任的滋味来。他说前些日子因为一件什么小事，系里一个人当着大家的面和他大吵大闹。“这样的事，在过去不是开除他，就是我辞职。”他苦笑了一下，说，“可是现在是新社会，这样的事在新社会怎么办呢？我不知道。结果他不走，我也不辞，事也办不了，更谈不上办好办坏。”说到这里，他又强调说：“有人说，知识分子不能办事，我自己就是不能办事。早先在清华，我比冯友兰先生去得早，可是，冯先生能把行政事务管好，我就不行。在学校这么多年，我没有做过官，唯一的例外是做过一次评议员。”
想到老金的难堪，朋友们不禁又是同情，又是好笑。徽因提到她在《新建设》杂志上看到了老金写的学习毛泽东《实践论》的文章，题目记不起来了。老金笑道：“不提这事也罢。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了解〈实践论〉的条件——自我批评之一》，文中有一句是‘学习新思想的涓涓之水可成江河’，可《新建设》把‘涓涓之水’印成了‘渭渭之水’。什么是‘渭渭之水’呢？让人心里别扭。”
张奚若笑道：“说到《实践论》，我是从《人民日报》上读到的。还真得承认，毛主席谈的有道理。我就是经过实践才认识老金的。年轻时，我曾经认为老金是个很有办法的人。记得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请裁缝给我做了一身西装，做好一穿，有些不合身，那美国裁缝说什么也不给改。那天是老金和我一起去的，他半天没说话，最后说了一句：‘不要和他们说了，找我们的律师去。’就这么一句话，裁缝铺里马上就有人走了过来，说：‘哪里不合身，让我看看。’当时我就认定老金是个有办法的人。不过，这个看法经过实践又有了改变。”
这时，思成问起老金“洗澡”过关是否顺利。老金说：“‘洗澡’时，我自我检查认为自己的民族立场毫无问题，我还举例说，在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前，我有一次碰到钱稻孙，他那时是清华的图书馆馆长，我们谈起了当时的局势，我认为非抗日不可；他说万万抗不得，抗起来不是亡国，就是灭种。我听了很想打他。我说了之后，马上就有人质问我：‘你有什么民族立场，蒋介石让美国船在长江自由航行，你一句反对话都没有说过。’提到这件事，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我确实丧失了民族立场。我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希望能向我多提批评意见，帮助我改造思想，转变立场。”
提到群众运动的场面，大家不由得一阵沉默。还是老金转换了话题，谈起前几天他见到了沈从文。林徽因关切地向他询问沈从文现在的情况。老金说：“从文的家搬到了北新桥大头条，这个地方看来也住不长。一进他的家，满屋的书本画册，地上、床上到处都是，一些好像是做索引用的纸条粘在墙上。沈从文现在的工作是在历史博物馆为展品写标签说明。家里的保姆叫石妈，姓石倒是真合适，她天天让从文吃冷馒头夹猪头肉，还对所有的人说从文就爱吃这个。兆和还是那么忙，这个家亏得有了她，才始终让家庭生活平稳运转。”
老金又讲，沈从文还是那样经常做些出人意料的事。例如组织上让他参加改造思想的学习，一天他不知为什么事高兴了，就带去一套精致的茶具去请人喝茶，结果受到了严厉批评……
听着金岳霖的讲述，林徽因轻声说道：“还是从文自己说得好，‘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在座的人沉默了很长时间……
梁思成到莫斯科去了。
1953年3月12日，纪念碑设计小组的工作会议在梁家的客厅里召开。林徽因的身体状况再也不允许她承担很多具体工作了，她更多的是协调设计小组成员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有时和他们在一起讨论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如云纹装饰的草图、碑顶部的结构等，还有的时候研究如何向上级领导反映一些意见和建议。这些技术性问题不能确定下来，广场上纪念碑的施工就不能正常进行。
思成从莫斯科给徽因来信，说他放心不下的就两件事，一是徽因的身体，二是纪念碑工程的进展情况。信中殷殷嘱咐徽因要好好养病，不要一干活儿就忘了自己是个病人。徽因回信告诉思成，她现在就是把养病作为必须完成的任务来要求自己。她宽慰思成说，她的胃口可以得90分，睡眠可以得80分；虽然气管不大好，有些影响呼吸和心跳，但是她劝思成一切勿念。她还详尽地向思成讲述了纪念碑设计小组的工作进展情况，告诉思成，女儿和儿子都曾回家，娘也好。信的最后，她特意加了一句：“昨李宗津由广西回来，还不知道你到莫斯科呢。”
李宗津是当时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美术教授、油画家。林徽因写上这句话，含有很多潜台词。到莫斯科去，尤其是以中国科学家代表的身份去访问莫斯科，在当时是一件十分荣耀、十分令人羡慕的事情，是被党和政府器重和信任的一种标志。尽管在北京的旧城改造和城墙的废存问题上，梁思成和决策者们意见不一致，为此思成受过批评和委屈，外界也有各种各样的传言。可是，作为中国政府的科学家代表，思成到莫斯科去参观访问了，这就说明了一切。徽因好像是无意加上的这句话，却十分传神地表达了她由此而感到的欣慰和满足。
信写好第二天就寄出去了。徽因在心里算着，信要九天后才能到莫斯科，那已是3月下旬了。
思成不在身边，徽因觉得日子过得特别慢。上封信才寄出三天，她就忍不住又想给思成写信了。给思成写信就像和思成说话，一开头就收不住。平日里，他们各忙各的事，思成有时到城里开会很晚才回来，可无论多忙，他们总是每天要在一起说说话，这是多年来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结婚已经25年了，可好像还和当初一样，总有说不完的话。说些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向对方诉说时那种心灵毫无保留的开放和精神的彻底放松，是那种彼此之间的信赖和珍惜。
徽因在信中对思成娓娓地甚至有些絮絮地谈着，像所有夫妻一样，她对思成谈家常，谈儿女，谈身体，谈读书……但在这聊天似的家信中却有一种东西让人感动，那是一种相知多年的和谐默契，那是内心向上、向善、向美愿望的喁喁细语，那是情意深深的依恋和牵挂。当然信里也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痕迹：学习苏联的榜样，否定自我，思想改造。但即使是这些话语，仍然流动着让人感动的真诚。
思成：
今天是十六日，此刻黄昏六时，电灯没有来房很黑又不能看书做事，勉强写这封信已快看不见了。十二日发一信后仍然忙于碑的事。今天小吴、老莫（指吴良镛和莫宗江）都到城中开会去，我只能等听他们的传达报告了。讨论内容为何，几方面情绪如何，决议了什么具体办法，现在也无法知道。昨天是星期天，老金不到十点钟就来了，刚进门再冰也回来，接着小弟来了，此外无他人。谈得正好，却又从无线电中传来捷克总统逝世的消息。这种消息来在那沉痛的斯大林同志的殡仪之后，令人发愣发呆，不能相信不幸的事可以这样的连着发生。大家心境又黯然了。……
中饭后老金、小弟都走了。再冰留到下午六时，她又不在三月结婚了，想改到国庆，理由是于中干（梁再冰的丈夫）说他希望在广州举行（婚礼），那边他们俩人的熟人多，条件好，再冰可以玩一趟。这次他来，时间不够也没有充分心理准备，六月又太热。我是什么都赞成。反正孩子高兴就好。
我的身体方面，吃得那么好，睡得也不错，而不见胖。还是爱气促和闹清痰打呼噜出泡声，血脉不好好循环冷热不正常等等，所以疗养还要彻底。病状比从前深点，新陈代谢太坏，恢复的现象极不显著，也实在慢。今天我本应打电话问校医室血沉率和痰化验结果的，今晚便可以报告，但因害怕结果不完满因而不爱去问！
学习方面可以报告的除了报上主要政治文章和理论文章外，我连着看了四本书，都是小说式传记，都是英雄的真人真事。（一）《建设伏尔加——顿河运河的人们》，短篇的，几篇都好；（二）是《普通一兵》，记马特洛索夫的事迹；（三）是《斯特汉诺工人的笔记》；（四）是《安格林姆自传》（第一个女拖拉机手）。这些人和事都深深地教育了我，提高了我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了解和感性认识，不只是一种理论在我脑子里，而是形象化了的事实。这些精神养料太丰富了，现在只是它们如何结合到我生活中来的问题了。这样地熏陶下去，新意识和新意志必会在我的血液里产生出来的。我也会蜕变成为新时代里可靠的人，稳稳当当、踏踏实实地不断做好工作。也许就因为我懂得如何去做好每一件平凡的工作，我会成为有价值的人。一反过去那样想做有价值的事，反而是无价值、无成绩的人。
还要和你谈什么呢？又已经到了晚饭时候，该吃饭了，只好停下来。（下午一人甚闷时，关肇业来坐一会儿，很好。太闷着看书觉得晕昏。）（十六日晚写）
十七日续 我最不放心的是你的健康问题，我想你的工作一定很重，你又容易疲倦，一边又吃Rimifon（一种防治结核病的药，中文译名雷米封），不知是否更易累和困，我的心里总惦着，我希望你停Rimifon吧，已经满两个半月了。苏联冷，千万注意呼吸器官的病。
昨晚老莫回来报告，大约把大台（指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改低是人人同意，至于具体草图什么时候可以画出并决定，是真真伤脑筋的事，尤其是碑顶仍然意见分歧。
徽因匆匆写完 三月十七午
又是一个星期天，从诫从学校回到家中。父亲去莫斯科两个月了，他格外惦记病弱的母亲。
徽因正在桌边写着什么，见了儿子，高兴地招呼了一声，就又俯向了稿纸。外婆早已迎了出来，外孙和外孙女回家的时候是她最高兴的时候。每到星期天，她总是忙前忙后地招呼刘妈做些孩子们爱吃的菜，而平时她是轻易不去厨房的。
从诫凑到母亲身边，随手拿起桌上的稿子翻看。看着看着他突然叫了起来：“妈，你怎么把我的画儿给毁啦！”徽因直起身来，看到从诫画的一张水彩画，那是京郊农村的景物写生，可是画的背面，被她又写又画又涂抹，密密麻麻的一片。“哎呀，糟了！”徽因也叫了起来。原来前些天人民美术出版社送来了一摞书稿，那是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的《中国建筑彩画图案》，他们请徽因审稿后作序。
徽因早年学过舞台设计，后来研究古建筑，对那些建筑装饰艺术格外留心和喜爱。庄严的殿堂中，那些楹柱上、瓦檐下和阑额枋檩间靛青翠绿的色彩、贴金的线纹、绚丽的花朵与整座建筑的石栏柱础、碧瓦丹楹、朱门金钉互相映衬，具有既辉煌典丽，又活泼明朗的韵致。那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独有的美。
可是，这本《中国建筑彩画图案》却让徽因很不满意。她一眼看出，这些彩画图案在绘制时走了样，与原作有很大的差别，可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她找出了一张由东京帝国大学建筑专家测绘的故宫太和门中梁上的彩画与手中的画稿相对照，差别实在太明显了。画稿的色彩让她不满意，梁上色彩的组合中，青绿的变调和色彩的改动，把对比给搅乱了。而原稿上青绿和朱色的对比则是清清楚楚，一点也不乱。画稿上的花纹更让她不满意，原来的纹样细密如锦，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安静，不像画稿上的那样浑圆粗大，金色和白色搅得热闹嘈杂。原来细致如少数民族的“和墨椀花结带”边饰织纹，在这本图案中描画放大得走了样，变得“五彩缤纷，宾主不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聒噪喧腾，一片热闹而不知所云”。从艺术效果上说，这本彩画图案确实是很失败的。
当时，徽因一边看着送审的书稿，一边抓起了一张纸，连写带画，把自己对这部书的意见飞快地记了下来。没想到，却写在了儿子的画稿上。
“对不起，我没注意到是你的画。”徽因抱歉地对儿子说。
从诫笑了：“你写的比我画的好看多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从诫回家总看见母亲在这样忙着。前两年是为国徽的设计，这两年是为了纪念碑。从诫爱母亲，心疼母亲。他曾这样评价母亲：
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界里，母亲也许可以算得上一位多少带有一些“文艺复兴色彩”的人，即把多方面的知识与才能——文艺的和科学的、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东方的和西方的、古代的和现代的——汇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们所说的“修养”，而是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同时，所有这些在她那里都已自然地融会贯通，被她娴熟自如地运用于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得心应手而绝无矫揉的痕迹。不少了解她的同行们，不论是建筑界、美术界还是文学界的，包括一些外国朋友，在这一点上对她都是钦佩不已的……
5月的阳光澄澈而明亮，清华园的槐花发出阵阵清香。思成从苏联回来了。他依然瘦削，但气色、精神很好。
思成带回了许多苏联的风光明信片，讲起去过的那些地方，他深有感受。这次去苏联，他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国家的艺术和建筑。无论是如今的苏维埃还是过去的俄罗斯，不变的是它的博大深厚与凝重壮丽。和西方的艺术相比，这种艺术有着严肃的表情，有着悲天悯人的使命感，呈现出足够的底气，蕴涵着对自己民族历史的无限深情。思成告诉徽因，正是这种东西深深地打动了自己。
在苏联，思成接触了四十多位苏联建筑界、美术界、理论界、哲学界的学术权威，与苏联建筑科学院院长莫尔德维诺夫讨论了各种有关建筑设计思想的问题。思成问他，什么是建筑的“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位有着漂亮胡子和栗色头发的院长说：“社会主义的内容，就是关心劳动人民的幸福，关心他们物质和精神上不断提高的需要，在设计中去满足它。”思成原来把“社会主义的内容”想得很高深，听莫尔德维诺夫这么一讲，他有一种如获知己、如释重负的感觉，原来如此！
真正让思成信服的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城市建筑。那些帝俄时代的巍峨宫殿和苏联的新兴建筑都具有沉郁雄浑的风格，这是古典俄罗斯的风格。这种风格与这个国家辽阔的国土，无边的森林，严寒的气候，坚强而乐观的民族气质，是那么协调、那么完美地起到了相互衬托的作用。
思成告诉徽因，他觉得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很像北京的紫禁城，里面楼殿、教堂参差有序，周围林木葱郁，花草茂盛。“克里姆林”是内城的意思，蜿蜒的雉堞朱墙伸展到莫斯科河畔，二十多座形状各异的塔楼分布在宫墙的周围。伊凡雷帝大钟楼是宫内最高的建筑，在蓝色天空下发散出威严神秘的气息。红场四周的建筑群起伏有致地配合着这一基调，呈现出匀称、和谐的古典主义精神。
列宁格勒即原来的帝都圣彼得堡，这座城市处处显示出独特的历史文化个性。它的主要建筑依涅瓦河而建，宽阔的林荫路旁，精美的雕塑和灯光喷泉具有鲜明的巴洛克风格。那里有占地九万平方米的冬宫，气势恢弘的海军大厦优雅而凝重，反映出彼得大帝时期的俄罗斯日益强盛、走向世界的气魄。
思成还和苏联同行们交换了对于建筑的“国际主义”风潮的看法。在这方面思成和他们的看法完全一致。莫尔德维诺夫院长说：“建筑上的国际主义就是要盖同一式样的玻璃方匣子，盖在美国，盖在英国，盖在苏联，盖在中国。对于这样的主义，苏联是根本反对的。”
思成想起四十年代他在美国讲学时，哈佛大学建筑系的著名教授格罗乌彼斯曾预言建筑上的“国际主义”将遍及全世界，并说这个预言在许多国家已被证实。作为一个建筑师，思成当时就想：希望中国能避免这个预言的实现。
他对徽因说，与美国许多城市千篇一律、简单粗俗的建筑相比，他更喜欢苏联高贵优雅的古典建筑和新时代建筑完美和谐地相互依存；苏联之行坚定了他的决心：坚持“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就是要很好地利用自己民族在不同时代遗留下来的建筑遗产，创造设计出体现中国的“民族形式”的新建筑，来为中国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新时代服务。
1953年9月，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徽因被邀请参加了大会。
在会议的开幕式上。萧乾远远地看到了徽因，他走过来轻声问候：“林小姐，您来了！”
徽因的脸红了：“还小姐呢，都成老太婆了！”
大会期间，全国美术家协会负责人江丰做了工作报告。林徽因带领清华美术小组为抢救传统的景泰蓝艺术所进行的努力被写进了工作报告。
1953年，一场遍及全国的运动正在深入展开。
《文艺报》在二三期上连续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运动由一开始的文艺思想批判变成了政治运动，到后来挖出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导致了接踵而至的全国范围的肃反运动。虽说运动对自然科学界冲击较小，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见识了群众运动、政治运动的浩大声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震动。
1954年，中国建筑学会成立，梁思成被推选为学会副主任，林徽因被推选为理事。理事会商议，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建筑学会应该有一份进行学术交流的会刊，于是就有了《建筑学报》的创刊。梁思成任学报的编委会主任兼主编，林徽因是编委之一。
为了筹办《建筑学报》，徽因、思成忙碌的生活中又增添了许多事务性工作。但他们的心情是兴奋的，这令他们想起创办《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那些日子。
12月，《建筑学报》创刊号问世。创刊号的重头文章，是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合著的长篇论文《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
对中国古代建筑及建筑史，思成、徽因进行了长时间的考察和研究，在1944年完成了专著《中国建筑史》。由于抗战期间颠沛流离，抗战后内战又起，政府用于学术研究的财力物力少得可怜，加上这部专业著作中图片、绘画很多，对印制有较高的要求，所以出版的事只能暂时搁置起来。
解放后，建筑专业教材奇缺，高教出版社曾准备出版这部专著。但梁思成认为，这部书写于1949年前，如果用于教学，有必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对全书进行审读修改。因此，他不同意立即出版。为了应急，他表示可以油印五十册，以供各高校相关课程的教师作为教学参考。
他不同意立即出版的更重要原因是，这部著作凝聚了他和徽因的半生心血，那里面有他们踏遍山山水水考察古建筑的艰辛行程，有他们在离乱中含辛茹苦数载著述的呕心沥血，还有那一次次重要发现的快乐与欢欣。他们珍视这部著作，所以希望它尽可能完美，希望它问世后不留或少留遗憾，所以他们不愿意将它匆忙付梓。
发表在《建筑学报》创刊号上的《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是思成、徽因在解放初期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教育后，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中国建筑发展历史的一次尝试。他们希望在这种尝试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来重新修改《中国建筑史》。
在这篇文章中，他们写道：
建筑是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它随着各个时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也就是随着不同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了不同的特点，但是同时还反映出这特点所产生的当时的社会思想意识，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建筑的工程技术，但建筑艺术却是直接受到当时思想意识的影响，只是间接地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影响的。
林徽因、梁思成的出身、经历，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从二十年代中期留学归国以后，他们基本上保持着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不介入政治，甚至也不真正关心政治，这种状态使他们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精神空间和学术研究的空间。即使在抗战期间生活极端困厄的情况下，他们的精神和心灵仍与外部世界的种种纷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使他们得以全身心地沉浸在自己所热爱的建筑艺术研究中，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政权对他们的器重令他们感动，共产党人为广大劳动人民谋幸福的口号和行动，以其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感染了他们，吸引了他们，使他们心甘情愿把全部智慧和精力奉献出来。即使对一些问题他们有不同看法，他们的牢骚和意见也是单纯的。他们希望自己不断进步，“蜕变成为新时代里可靠的人”。他们真诚地相信，只要改变自己的思想，就能有助于改造好这个国家。
在这篇《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中，他们使用了许多原本不属于他们的话语和名词：“政治、经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思想、意识”等等。他们一定认真研读过一些政治理论读物，一定为在论文中贯穿这些新认识做了不少努力。不管他们对这些名词和概念的运用是否恰当和娴熟，但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严肃而真诚的努力，并且不能不为他们的严肃和真诚所感动。
即使如此，他们仍然有些担心和顾虑。在这篇论文的“作者校对后记”中，他们写道：
我们不断地发现我们对伟大祖国的艺术遗产的研究还有待提高；由于受到理论水平的限制，距全面的、正确的认识总还有一段距离。例如对于我们所掌握的各历史时期的资料，还不能作出很好的分析，从科学的观点指出各时代劳动人民在创造上的成就……此稿付印以后……觉得这稿子应加以提高的地方很多。但是已在排印中，不可能作大量的修改，只好在下一篇“中国建筑各时代举例”一文的分析中来弥补或纠正本文中没有足够认识的和不明确的地方。
他们在这期创刊号上预告了下一期的内容，那是梁思成的一篇力作——《中国建筑的优秀实例》。
可是，他们却不能预测和预告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