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宝珍今天睡了午觉，起来感到精神很好，看到屋子里有些乱糟糟的，便兴致勃勃地动手整理了。她首先把杨健的衬衣短裤和珍珍的小衣小裤拿到卫生间里，在浴缸里放了水，给泡上；转过身来，又把桌子上的什物摆齐，铺好床，扫了地，就到卫生间去洗衣服。她弯着腰洗，因为很久没有做事，劳动给她带来了愉快，不洗完，手简直停不下来。等她把衣服晒上，走出卫生间的时候，她额头上飞舞着金星，整个房间在她面前旋转，身子也不由自主地摇摆着，仿佛大地在动荡，哪能也站不稳。她扶着床，一步步好容易走到床边，仰身往床上一倒，紧闭着眼睛，房间里静静地，只听见胸口怦怦地激烈跳动，十分闷塞。她勉勉强强地给自己加了一个枕头，稍为好一点，可是呼吸还是不顺畅。
过了约莫有半个时辰，她慢慢恢复了正常，睁开眼睛，看到整洁的房间和卫生间晒的衣服，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气恼。高兴的是今天总算打扫了房间又洗了衣服，这是她好久想做而没有能够做的事。也是这样的事叫她气恼：为啥做了这么一点点的事，就感到那样吃不消呢？要是在过去，别说这点事，就是再多一些活也不打紧。现在哪能竟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她不相信自己的体力坏到这个程度，伸手到枕边拿过一面小小的圆镜子，对着自己的面孔照过来又照过去，好像在追寻失去了青春的体力。
如烟一般的往事，又一幕一幕出现在她的眼前。
那是一九四一年，她和杨健都在上海一座私立大学里读书。杨健读的是中文系，戚宝珍是教育系，虽然他比她高一班，选修课却常碰在一班里。中国通史这一课，他们俩人不仅在一班，而且同一张桌子。杨健在学校里的功课很好，几乎他所读课程的成绩都名列五名以前。当时他已经是中共党员，在学校里很活跃，学生方面有啥组织，他不是委员，就是代表。他是消息最灵通的人，对于抗日战争的前途他比任何人看的清楚，分析的头头是道，和他接近的人得到鼓舞，同他谈过话的人找到前进的方向。同学们有疑难不决的问题都去找他，他总满足你的要求，设法给你解决。经过他用各种办法介绍，许多同学暗中去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学校里，在公开的场合，他非常沉默；在校外宿舍里，在个人接触中，他是个富有风趣的人，谈起来就滔滔不绝，可是一点也不罗嗦。
认识他的人常常到他的宿舍里来，不认识他的人想法和他接近。戚宝珍发现他常到图书馆去，她也常到图书馆和他一道看书。他每次到图书馆都挟了许多书，放在他面前，低头在看书，在写笔记，没有注意她有意坐在他的附近。她故意和他谈论中国文学啥的。吃饭后，他们两个人常常肩并肩地在校园里散步。
一九四三年夏天，杨健读完了大学，组织上决定他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党校去学习。两人相约：她毕了业，便到苏北来，参加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
临别前夜，他们两个人手挽手地在河边草地上走来走去，几次走到校园门口，她又把他拉回来，舍不得离开校园，舍不得离开草地，舍不得离开小河，舍不得离开夏夜的宁静。
一九四四年八月，她来到了苏北，和杨健结了婚。婚后，她分配在县政府教育科当干事。这个工作正投合她的兴趣。
第二年十月，她生下珍珍。那时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国内并没有取得和平，解放战争的烽火在各地燃烧起来了。杨健和戚宝珍随着部队转移到山东。他担任县委宣传部长工作。
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上海解放，组织上调动大批干部支援上海，杨健一到了上海，分配在长宁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工作。不久，戚宝珍带着珍珍也到了上海，在长宁区人民政府文教科担任副科长职务。同时还在沪江纱厂夜校里兼一点课。开头一年多，她工作非常努力，从清早忙到深夜也不感到疲倦。在解放区积累的教育行政工作经验，她研究怎样在区里运用，有时还挤出时间给区里小学教员做报告。自从发现自己有心脏扩大症，精力就不如从前了，开始并不服输，一次又一次躺下，不得不叫她徒唤奈何了……
过去这些事在她脑海里涌起，非常新鲜，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自己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做了这么一点点家务事，身子竟支持不住。从那面小小的圆镜子里看，自己的容颜并未消瘦，眼角上也没有长起扇形的皱纹，从表面上看，还是年青有为不减当年，她生气地把镜子往床头一放，怨恨地深深叹了一口气：
“这个鬼身子！”
叶月芳笑嘻嘻地走了进来，劈口问她：
“你骂啥人？”
她没有注意有人来，突然听到人声，兀自吃了一惊。她侧过头去看，见是叶月芳，想起床招呼，立刻给叶月芳按住了。叶月芳坐在床边，对她说：
“你躺着好了……”
沪江厂的“五反”工作热烈展开，杨健一连几天抽不出时间回家。他嘴上不提，叶月芳心里知道的。今天叶月芳到区里来有事，杨健对她说：办完事，有空，到他家去一趟看看。
她见了叶月芳，有一种矛盾的心情：一个人老是蹲在房间里，总希望见到一些朋友，等到朋友来了，又觉得不如一个人在房间里安静。她以为区文教科叫叶月芳来的，不等她讲下去，抢先说道：
“唉，今天睡了午觉，起来精神好些，收拾了一下房间，就又倒下了。”她的眼光望着叶月芳，那意思说：别看我躺在床上好好的，我的身子可是不行呀！
叶月芳没有留意她的眼光，不假思索地说：
“医生不是要你好好休养，一个人蹲在家里哪能工作，我劝你还是到疗养院疗养一个时期才好……”
她每次见到人，总怕别人误会她蹲在家里好吃懒做，暗中说明自己的病，但听叶月芳的口气，完全了解她最近的健康情况。她就不详细说下去，改了口：
“厂里正在‘五反’，你说，我一个人在家里哪能闲得住？”
“这个心情，我是了解的。”叶月芳的两个腮帮子上浮着两个小小的酒窝，同情地说，“我一闲下来，就觉得闷的慌，一天不做许多工作，就仿佛一天白过去一样，想起来心里就不舒服……”
“你说的是呀，简直说到我心里去了。老实讲，见到你们生龙活虎般工作，我心里就静不下来。好几个月没上班了，在家里也不能给杨健一点帮助。”
“杨部长晓得你在家里闷的慌，特地叫我来看看你。这两天厂里忙……”
“厂里‘五反’进行的哪能？”
“‘五反’吗？”叶月芳怕讲起厂里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会妨碍她休息，迟疑地没有说下去。
“为啥不肯告诉我？”
“你还是好好休息，别操这份心了。”
“你告诉我，我不操心就是了。”
叶月芳简单地告诉她最近“五反”的情况，她顿时兴奋地从床上坐了起来，焦急地问：
“徐义德这么顽强？”
“资本家不会痛痛快快地坦白的。”
“让他这样纠缠下去吗？”
“只要群众发动起来，形成‘五反’统一战线，徐义德就孤立了。”
“你这个意见很对！”她钦佩地望着叶月芳。
“这不是我的意见，是杨部长的。”
“哦。”她没有再赞扬，改口说，“夜校的人都参加‘五反’了吗？”
“当然都参加了。”
“只有我这个病号蹲在家里。”她的手按着胸口，内疚地说。
“杨部长常常想念你，觉得他不能多照顾你，心里老过意不去……”
“让他忙吧。我这个病号不能工作，还能妨碍他工作吗？叫他安心在厂里工作，别挂念家里。告诉他我很好，别说我又躺下。” 叶月芳感到有点为难：她怎么好不把真实情况告诉杨部长？但又不好违背病人的嘱咐。她未置可否地“唔”了一声。戚宝珍接着说：
“你以后也别来看我，影响你的工作。”
“来看你，也是我的工作。”
“不，你别听杨健的话。”
“不单是杨部长，夜校里的人都关心你，余静同志也常常想你。本来余静同志今天要同我一道来看你，给余大妈找回去了。明天是清明，她们准备到龙华上坟去。”
她望着挂在墙上的日历，果然上面有四个老宋字：“明日清明”。她叹了一口气说：
“你不提起，我到忘记了。国强过世快三年了。在解放区的时候，我和杨健常常谈起他，以为进上海一定能够见到他。谁晓得永远见不到呢！他牺牲得很英勇，照道理我也应该和余静一道去上坟，只是这个身体……”
“等明年清明再说吧。”
“唉，这个病啥事体也做不了。你告诉余静，别关心我。也在厂里够忙了，别来看我。你，忙你的工作，也别来看我。”
“再忙些，我也应该来看你。希望你好好休养，不要急。组织上决定你休养，这就是你的任务。等休养好了，要做的工作多着哩。”
“这个道理我懂。我也劝过别的同志，可是临到自己头上，老是想不开……”
“这道理你当然懂，那你就休息休息吧。闭着眼睛睡一会，好不好？”叶月芳像是对小孩子说话似的。
她讲了半天话，确实有点累了，上眼皮搭拉下来，慢慢地睡着了。叶月芳看到卫生间的衣服，她走过去，悄悄地拿到院子里去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