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长之先生的《韩愈》[1]
于天池 李书[2]
抗战前后，在长之先生所写的专著中，《韩愈》不太有名，很少有人提到，即或提到，也认为“不足称道”（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长之先生自己对它的评价也比较低，说:“在我所写的书之中，恐怕再没有比这本更坏的了。”但又说：“重校修改过一次，又觉得本稿尚不如想象中之坏。”（《自序》）长之先生是一个坦率的批评家，他对于作家和作品的评价有着明确的一贯的批评标准，直率敢言，口无遮拦，好就说好，坏就说坏，从不顾及脸面。对别人的作品如此，对于自己的作品更是这样。
1944年5月，长之先生应胜利出版社印维廉之邀签写了《韩愈》的稿约。交稿的期限定在10月初。长之先生平常写东西“是不大预计日程的”（《韩愈》序），同时也把写论文视若创作，他说：“我写论文，有一个特点，就是视若创作。我一定等待灵感来时，好象一气可以把握整个文字的面貌一一内容和形式——了时，才激动着写下来。这种文字往往有好几年的酝酿。”（《关于写散文》，见《梦雨集》，194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但社会生活是非常复杂的，并不完全以文学艺术家的意志为转移。文学艺术家生活在社会中，他离不开实际生活，也需要生活，特别是当他需要钱的时候，他不能不屈服于生活，适应于生活，即使是创作习惯也不能例外。
本来，就长之先生的创作速度和能力而言，在四五个月当中写《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中的《韩愈》这部七万字的稿子，并不是困难的事。
可是处在颠沛流离之中的长之先生这时的生活真是困苦到了极点：
生活让他签了这个写急就章似的稿约，而生活的困难又使他根本无法正常投入写作。就创作时间和环境而言，稿约是在五月初签定的，“但六月一开始，即接到母亲的信说病了，便立刻乘汽车赴绵阳，去看她并接她。来是水程，到达时已是七月。水程是相当危险的，有一次夜间狂风雨大作，船已漂在江心，顶棚都被吹去了，我自忖大概到了生命的尽头，却幸母亲和三弟终于随我安全地到了重庆了。很可纪念的是，一部《韩昌黎全集》却也就在水程中里读了一过。七月中又为安家忙，天也热，竟未能着笔。八月要动笔了，但想到所写的《司马迁评传》还有些头绪急待发挥，因而先抽空写了《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一长文。九月的前半，则为要晓得韩愈在整个古文运动中的地位，以及古文风格的整个演化，乃把《古文辞类纂》又从头到尾一页一页地翻读了一遍”。从《韩愈》文稿的签约到正式写作的六、七、八、九四个月的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所以事实上本书乃在九月十八日才正式动手，费了十四天工夫，在十月二日写完。”（《韩愈》序）在实际动笔的这段紧迫的时间里，长之先生还要愁米愁柴，——当时家里已到了“瓶无储粟”的地步。有一次长之先生的弟弟觉得哥哥实在辛苦，悄悄用家里的钱买了一个老玉米（长之先生最喜欢吃新鲜的老玉米）给他吃。长之先生发现后，立逼着退还，因为家里连买老玉米的多余的钱也没有了。此时还有日寇飞机的轰炸，每当听到飞机空袭的警报，长之先生便不顾一切地背起老母往防空洞里跑，有时一夜几次，提心吊胆，疲惫不堪。
不能说时间短就一定写不出好文章，不能说缺乏好心境也写不出好文章，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在连基本的创作条件和环境都不能保障的情况下，长之先生能够在十四天的时间里写出七万字的作品其艰辛可想而知。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长之先生的古典文学传记文学评论中，其传主大都是属于浪漫派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都是如此。据说长之先生在创作《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时，某出版社曾向他约写关于诗人杜甫的稿子，长之先生不愿意写，问：“为什么不可以写李白？”——他愿意写李白。就长之先生的本质而言，他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作家和学者，他的批评兴趣自然也在浪漫主义的作家和作品上。所以，当他为了生活而签约，写一个古典精神较浓的作家的传记的时候，他在创作激情和心态上自是隔了一层。
长之先生对于《韩愈》这部书是不满意的，但不满意在哪里，长之先生没有说。在我们看来，不满意之处，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其一是，由于是急就章，这本书显得单薄，它只是简要概括地叙述了韩愈一生的主要事迹。作为故事的叙述，它太缺乏想象和描述的手段，也没有很好地展开，苛刻点说，从情节上，不过是新旧《唐书》韩愈传的扩大。其二是，它缺乏必要的背景介绍和评述。比如唐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尤其是在韩愈生活的中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如何，《韩愈》缺乏必要的说明，使我们感受到的只是韩愈孤立的活动。全书对于韩愈的重要作品，虽然进行了简要地赏析性地介绍，但多只限于古文；也引用了韩愈的诗歌，却只在说明他的行状，对于他的诗歌创作的特点，其诗在中晚唐诗坛上的地位和影响，缺乏贯通性的评述。韩愈所领导的古文运动，是韩愈一生文学活动中颇为重要的大事，本书虽然不是没有触及，但语焉不详，缺乏必要的论述和说明。
作为一部人物传记故事集，《韩愈》确实不太成功，它不仅单薄，也缺乏故事集所应该有的细腻生动的描写和波澜紧张的情节。这原因一部分可以归咎于韩愈传记本身资料的缺乏和生动，一部分当然要归咎于长之先生本身的弱点，长之先生缺乏小说家的天赋，他的好朋友吴组缃先生就批评他在叙述人物故事时缺乏具体细致地描写。但学者或者作家都各有专长，一方面的弱点，有时又恰恰是另一方面的长处。况且，一部书的有无价值，在于它有无长处，有无益处，而不在于它有无缺点。长之先生是文学批评家，尤其被人推崇为“传记文学批评家”，他的长处在批评而不在叙事。而《韩愈》的佳处正在于批评的闪光而非故事的叙述。这是长之先生自负地说“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再写一部较佳的韩愈评传，不过相信，就是写，也还是以这些为基础而已”（《韩愈》序）的原因。但《韩愈》毕竟不属于传记文学批评，它属于《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这部丛书中的一个分册，是故事集。既然是故事集，就应该按照写故事集的体例去写，而在这方面《韩愈》显然是不成功的。不过，社会上对于长之先生《韩愈》的批评，却大都不是从故事集的角度而是从传记文学批评的角度去要求它，以至有些方衲圆凿。
如果我们抛开体例的批评，那么，作为一本小册子，《韩愈》给我们勾画出了韩愈完整的面影，使我们对于韩愈的人格与风格有了清晰的认识，在这方面，长之先生有很多发前人所未发，颇有独到的见解。比如，他认为韩愈“人格一面是卫道，是严肃；但另一面却又热诚、温和，甚而幽默。他的文章，在根底上是‘碑'的精神，所以写那么些墓志铭并非偶然，也并非全为谀墓之作；至于表现在《原道》《谏迎佛骨表》等中的韩愈固然是真的面目，但表现在抒情诗、不经意的信札，或者遣兴的滑稽之作如《送穷文》《毛颖传》《进学解》等中者，也许更真些”（《韩愈》序）。“韩愈是中国过去人文教育成功的一个例证。中国过去人文教育的最大特色是：一方面讲美，一方面讲用。前者的成就为诗人，后者的成就为治世之才。中国人在过去凡在传统的人文教育中培养的成功的，往往兼之，韩愈便是最佳的一例。他很有个性，很有感情，但同时也很能洞达实际社会情况，能善为应付；他一方面既热心国家社会的事情，但另一方面也不委屈自己的进退。这传统应该说自孔子始。古文家之'古'，也无非以孔子为理想，但真正做到的太少了，韩愈却已是多少具体而微的。”（《韩愈》第19章“淮西用兵”）他非常注意从人格精神上来说明韩愈的平生所为。他认为韩愈所领导的古文运动的成功，与韩愈的好群的性格有关：“韩愈的情感很丰富，尤笃于友谊。”“韩愈永远是有群的生活的人。所以他能有号召，能成派。再加上煽动的笔锋、雄辩的辞令，古文运动之成功于韩愈之手，不是偶然的。”（《韩愈》第11章“四门博士”）他在指出韩愈排斥佛教，是出自于民族文化的立场之后，便谈到这与韩愈的宗教性格有关。他说：“韩愈本人是有宗教性格的，客气一点说，他俨然是儒家的一个殉道者，不客气说，他自己就是要当一个教主的。以宗教之排他性言，尤其不能容佛。”（《韩愈》第20章“谏迎佛骨表”）这些说明都鞭辟入里，令人信服，是在他之前很少有人谈到的，表现了长之先生一贯地注重人格与风格互相辉映阐发的批评特色。
长之先生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学者，他推崇浪漫主义的作家，也强调他所评论的作家作品浪漫的一面，即使是像韩愈这样的作家也不例外。他介绍韩愈的文章，往往强调其抒情的一面，比如他赞美其《祭田横墓文》，便说：“全文不满二百字，可是含义丰富极了，感慨是多方面的，文情是曲折的。他先是羡慕，后是疑惑，但又认为当然，最后却又仍是赞誉了。这唱叹式的抒情笔调，又这样峰回路转，恐怕只有司马迁才能够，其中富有青春的活力，是更不用说了。”（《韩愈》第7章“东行”）他叙述韩愈的人格，也强调他浪漫的一面，说：“到了这年的七月，韩愈因病退休，曾作有《复志赋》。”“从这里看，韩愈也未尝没有恬退之想。这一受挫折就思退，是和前些时在京师的躁进状，同为青年时期纯真的表现。这样，我们就不惟不觉得他三上宰相书为可厌，而且觉得可爱——一个不知世间艰辛的青年的可爱了。”（《韩愈》第8章“初入仕途”）他介绍完韩愈的《五箴》后，便说：“大抵韩愈是属于狂者一流，从前张籍即已告诫过他说话不要太任性了。他的好恶也是偏极了的，所谓‘无善而好，不观其道。无悖而恶，不详其故’。而且一经好恶之后，则后来进退两难了，这是他浪漫性格的一面。‘急于人知’的好名脾气，也是真的。但另一方面，韩愈之可爱，却就在他有生气，生命力强，虽小有过失，倒不失为一个活泼泼的人。”（《韩愈》第14章“郴县著书”）这是一个活泼泼的有血有肉的韩愈，也是长之先生心目中的韩愈。长之先生所描述的韩愈自不无失真的可能，但较之中国以往传统文献中的韩愈应该说更近于韩愈的“真面目”。
长之先生在清华大学读的是哲学系，他有着思辩的兴趣，有着哲学方法论和思想史的深厚的功底，再加上此时他正深潜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写有《秦汉之际人们精神生活及其美学》《如何谈中国文化》《儒家的根本精神》《释美育并论及中国美育之今昔及其未来》《论中国人美感之特质》《古代的审美教育》等一系列论文，因此，他在《韩愈》中对于韩愈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对于韩愈文章在思想史上的贡献，乃至韩愈文章在美学上的特点，常有一些精辟之论，闪耀着思想史观的闪光。像他说“《原道》《原性》《原毁》《原仁》《原鬼》”，“可称得起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五文之中，《原道》尤其重要。”“这篇文章的最大价值是说明儒家哲学之社会的根据，是发现人类社会之生存的体系机构。最后更以一种人道主义，以救济病态思想的流行：'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设想不能算不周到。假若社会本位是中国思想的特色时（事实上确如此），韩愈这篇文字无可厚非，而且也确乎可以当‘道统’的重任。这也可以说是接触了异域思想后，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之觉醒，并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洗刷。宋明的新儒学运动，无论如何要以这为纪程碑。这样看，我认为它是两千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一点也没有过分。倘若不就大处看，当然不会了解它的价值了。”（《韩愈》第14章“郴县著书”）他说：“从前包世臣说文字有碑帖之别，我觉得文章亦然。金石之文，就是所谓碑；抒情之作，就是所谓帖。韩愈的文，因为是兼具碑帖两种性质（略偏重于碑）的，所以成就最大。但这是单就文章的技术看如此，就内容看，就觉得他究竟表现情趣和思想的太少了（不过这是机会的问题，我们对他只有原谅和同情）。”（《韩愈》第8章“初入仕途”）“就文章论，他是宁偏于金石之文的碑味的。所以他写了那么多的墓志铭，也并非偶然。唐朝颜真卿的字，也是偏于碑的，这或许是一种‘时代精神’吧。”（《韩愈》第18章“进学解”）长之先生在半个世纪之前对于韩愈的评论，至今读起来依然生气勃勃，假如我们想到韩愈“在五四时代，又是多么招骂的目标”，长之先生写《韩愈》的时间与五四相隔尚不久，那么，这些原创性的意见就更加可贵了。这是长之先生在“重校修改”后觉得《韩愈》“不如想象中之坏”的一个缘由，也是部分读者以传记评论视《韩愈》的原因。
可惜的是，毕竟由于时间匆遽，并限于故事集的体例，长之先生的这些很好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展开和阐释，只是断锦片羽而已。
在长之先生创作《韩愈》的同时，他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一书也在构思和创作之中。当时未题今名，称《司马迁评传》。《司马迁评传》较之《韩愈》幸运多了，它没有人去计日程功，督催逼命；长之先生也不必按时交稿，而是按照往日的写作习惯，“只让作品自然地写出”就行了。
由于写《韩愈》和《司马迁评传》在文思上并行齐进，是同时在撰稿的，而韩愈的古文又深受司马迁的影响，长之先生在写作《韩愈》时自然而然地将韩愈与司马迁辉映对照，形成了《韩愈》写作上的有趣现象：
他当时作有《祭田横墓文》……这唱叹式的抒情笔调，又这样峰回路转，恐怕只有司马迁才能够（《韩愈》第7章“东行”）。
我们惊讶的是韩愈风格之丰富，简直像司马迁（《韩愈》第11章“四门博士"）。
他又作有《送孟东野序》，……这不啻是用“不平则鸣”的观点所看的一部上古文学史，其中对六朝的看法，可以认为是古文派对他们的正式交锋。往远处说，也许韩愈这意见就是司马迁发奋著书说的继承（《韩愈》第12章“送孟东野序”）。
这时所作的《送石处士序》，曾国藩、吴汝纶都看出此序是讥讽，而且是狡猾的讥讽了，这是对的。我还要补一句，这种狡猾，完全是由司马迁来的（《韩愈》第17章“分教东都”）。
不过，仔细阅读长之先生关于韩愈和司马迁这些交相辉映的评论段落后就会发现，在长之先生的心目中，韩愈和司马迁的分量并不是半斤对八两，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比附，而是以司马迁为主，韩愈为宾，主宾是分明的，爱和赞叹的程度是有层次的，司马迁才是长之先生的最爱。
批评家的人格和性情是不能勉强的，即使表现于其所评论的作家和作品时也是如此。长之先生常讲他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说：“我以为，不用感情，一定不能客观。因为不用感情，就不能见得亲切。”“没有热烈的憧憬，是不能有清晰的概念的。感情就是智慧，在批评一种文艺时，没有感情，是决不能够充实、详尽、捉住要害。"（《我对于文艺批评的要求和主张》，引自《批评精神》，1942年南方印书馆出版）这是他在文学批评上持浪漫主义态度的表现。尽管他说这种批评“是把带有自己个性的情感除开，所用的乃是跳入作者世界里为作者的甘苦所浇灌的客观化了的审美能力”，因此“乃能褒贬任何个性的作家的成绩”。但在实际的批评实践中，批评家却很难真正能把自己个性的情感完全除开。司马迁和韩愈都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建立了赫赫功勋的作家，都是长之先生所崇敬的，但在浪漫主义的司马迁和古典主义的韩愈之间，无疑长之先生的性情和人格精神更近于前者。长之先生所写的《韩愈》在学术品位上之不能和《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一书相比，不是一个简单的创作时间长短和心态是否从容的同题，更不是字数的多寡，书籍的厚薄所能简单解释得了的，这同批评家个人的人格精神和性情的关系可能更密切些。
注：
[1]《韩愈》一书1945年由胜利出版社首次出版，为其《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丛书之一。此次再版，更名为《韩愈传》。
[2]于天池，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书，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