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邓季惺”是个十分陌生的名字，作为曾经的一代著名报人，她的这一身份在今天或许远不及“吴敬琏的母亲”更具传播力。原本是执业律师的邓季惺，当年把本来只有10人不到的小报改组为一个经营管理制度严整有序的股份公司，使《新民报》成为解放前名噪一时的民营报纸。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教授吴敬瑜，是邓季惺的二女儿，她眼中的母亲故事，正折射了那一代知识阶层的作为和历史图景。作为那个时代的“新女性”，邓季惺对妇女运动、对“法治”社会以及新闻自由的种种探索与努力，虽然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显得那么孱弱，却散发出一种穿过历史尘烟的力量。
我的家庭
母亲邓季惺1907年出生于四川，原名邓友兰。她的祖父邓徽绩1891年到日本买了一个新的洋火厂到中国，建立了四川第一家近代工厂——“森昌泰”火柴厂，这个洋火厂最终还是被外国真正的“洋火”挤垮了。她的父亲邓孝然曾创办过煤矿开采、织布、造纸等实业，也当过成都中国银行行长，现在看，邓家算是中国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
我的外祖母吴婉也是一非凡女子。她幼年在家跟着哥哥读书，后来肄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并曾在重庆创办了一所女子学堂。但是婚后一连生育了9个孩子，也就不可能再出去工作，为此她一生都对丈夫心存怨气。我还记得看过外婆用蝇头小楷写的一篇《不平则鸣》的文章，但当时年纪小，不清楚“不平”的具体内容。
本来外公并不主张女儿去外面的学校上学，只要母亲念私塾。但在14岁那年，趁外公出川，外婆自作主张，让母亲投考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我记事时外祖母已50多岁，很胖，经常拿着报纸，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青年时代的锐气早已不复存在。母亲的性格一定程度受外婆影响，但是她刚强，理性，做事果断，这些却是外婆所不具备的。
母亲在重庆二女师读书时，卢作孚、恽代英、张闻天、萧楚女都曾任过教。我后来还听也在二女师读书的一个姑姑告诉我，当年学校要解聘萧楚女时，学生们还闹风潮以示抗议。杨尚昆夫人李伯钊也是母亲的同班同学，虽然五四运动时母亲只有12岁，但那时宣扬的民主、科学等价值观影响了她一生。
在20世纪20年代，四川一些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离开故乡到比较开放的沿海城市求学。在巴金的名著《家》里对此有所描写。受新思潮影响，母亲16岁那年和同学吴淑英也离家去南方求学。在南京，母亲认识了吴淑英的弟弟吴竹似。后来她到上海入中国公学预科，又与正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的吴竹似相遇。1925年，他俩结了婚，次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姐姐出生，而母亲也因生育中断了她在上海的学业。姐姐出生后不久，父亲受重庆《大中华日报》聘请，全家回到四川。1928年我在重庆出生，次年父亲到南京在中央通讯社任编辑。弟弟敬琏1930年1月在南京出生。在此期间，母亲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学业。产后她考入了南京女子法政学校，选择法律为自己的专业。
不幸的是，弟弟出生不久，父亲——我们按江苏老家的习惯叫他“爹爹”，被诊断得了肺结核。他曾到杭州养病，但效果不明显。抱着一线希望，母亲陪着父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一起到北京养病。虽然当时爹爹病情危重，母亲仍旧利用在北平的机会进入当时享有盛名的朝阳大学继续自己的学业[1]。在她看来，要改变贫穷落后的中国，必须实行法制，因而选择了法律为专业。寻求“法治”的思想也贯穿了母亲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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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办于1912年的朝阳大学在当时被誉为“中国最优秀之法律院校”，有“南有东吴，北有朝阳”之说。1949年由人民政府接管，在原址建立了中国政法大学。次年2月，中国政法大学与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
1931年7月，爹爹在北京去世，母亲一边独自抚养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一边继续她在朝阳大学的学业。在此期间，作为父亲的生前好友，陈铭德多次来探望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他心底何时生出对母亲的爱，我并不清楚。1933年1月，母亲与继父在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礼堂举行了结婚典礼。因为当时太小，我对这场婚礼毫无印象。但是，稍长以后，常听人说起这个婚礼很特别:除了通常的礼仪之外，来宾们得到了一份新郎新娘联合署名的协议。协议写明，母亲不随夫姓;我们3个孩子仍姓吴;两人婚后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双方共同负担家庭生活费用。他们把订立的协议印在粉红色卡片上，以强化这份协议的严肃性。
很多人都猜测这份协议应该是学法律的母亲提议的，也视之为母亲在青年时代藐视传统维护妇女权益的一个实际行动。解放后一次周恩来跟另一些记者谈论郭沫若与安娜时，还援引母亲的婚事打趣说，财产在谁手里，谁就有地位。朋友们了解母亲的脾气，都称呼她为“邓先生”而非“陈太太”。对于他俩的联姻，新闻界也传为佳话，戏称为“刘备得到了个女诸葛亮”。继父对我们姐弟三人都不错，我们一直喊他“伯伯”。
1933年夏，母亲在朝阳大学毕业后，通过公务员考试，到南京在司法部作了职员工作，同时开始投身于妇女运动，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曹孟君、谭惕吾、王枫等人，成立了“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她认为妇女要解放，首先应该解决后顾之忧。为此，她们创办了“南京第一托儿所”，母亲担任所长，负责具体事务。
母亲在司法部工作时间不长就辞了职，开始做执业律师。她那时便显示了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经常免费替被虐待或遗弃的妇女打官司。她的律师事务所就在《新民报》的楼上，业余时间，她还做新民报《新妇女》周刊的主要撰稿人，并主持《法律问答》专栏。
1936年春，仍然作律师的母亲陪陈铭德一起去日本，从《读卖新闻》那里购买了一台旧印刷机，我还记得她从日本带回来的那种彩色唱片。继父早就邀母亲一起加入《新民报》，直到1937年，母亲已经有了为社会所认可的独立地位之后才正式加盟《新民报》，掌管经营管理和财务。
《新民报》之前是文人办报，一开始一切因陋就简，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母亲一上任，就建立起严格的财务制度和管理体系，使报社经营达到收支平衡、自给自足，而且逐步积累了进一步发展的资本。母亲的精明也一直为人称颂。当时有这样一种夸张的说法:邓季惺精明到报馆里用了几根大头针她都有数。
1937年7月1日，报社集资5万元成立了“新民报股份公司”，建立了现代化的公司制度。陈铭德由社长改称总经理，母亲任经理。入股董事有国民党各派系的人，主要是四川的民族工商业的负责人，像卢作孚、古耕虞、胡子昂、何北衡等。他们也是我父母终生的好朋友。“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也是中国报业史上第一个近于现代化的报业集团。后来弟弟吴敬琏以提倡市场经济闻名，有人开玩笑说，母亲是他第一个老师。
鼎盛
像每一张新报纸一样，《新民报》也经历了创业的艰难。直到陈铭德以重金请来张友鸾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编辑系统，才开始形成最初的风格，并开始有了生机。
毕业于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的张友鸾是邵飘萍的学生，在《新民报》最火的时候，张友鸾拟的标题经常在重庆传诵一时。张友鸾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样子，留着长长的胡子。他一个人要养活一家三代十口人，后来搬到重庆时，报社资助他在编辑部前面的山坡上搭了三间“搁绑房”，上面覆盖的是茅草，底下的墙是用竹片编起来的篱笆，抹上泥巴，就算是居室，张恨水戏称为“惨庐”。
《新民报》鼎盛时，有“三张一赵”四大台柱——张友鸾、张慧剑、张恨水与赵超构，《新民报》之所以能够很快地发展起来，首先应该归功于它的办报方针，它主张抗日，反对内战，反映民生疾苦， 揭露社会黑暗，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另外，抗战开始以后，许多新闻和文艺方面的人才从全国各地汇集到了大后方，《新民报》得以网罗很多著名的编辑和作者，也极大地促进了它的发展。譬如赵超构、张恨水、吴祖光等等都是抗战期间参加新民报的。赵超构在1944年，曾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员访问延安，采访过毛泽东并写了《延安一月》，为此毛泽东一直记着他并且在解放后请他吃过一次饭，这也使他免于成为“右派”。
“三张一赵”中，名声最大的当然是张恨水。他先是1938年与张友鸾一起加入重庆《新民报》，抗战胜利后又被邀请作《新民报》北京版负责人。张恨水本来是以“鸳鸯蝴蝶派”小说家而知名的。他在重庆时写的《八十一梦》却风格不同。它以梦幻方式讽刺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现实，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1944年赵超构去延安时，毛泽东还提到张恨水的《八十一梦》并要赵超构代他向张恨水问好。张恨水解放后不久就中风了，他的晚景不是很好。
《新民报》还有一个著名女记者是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新闻界人称“浦二姐”。她在解放后离开了《新民报》，担任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解放初期，她在新闻界仍十分活跃。但是在1957年被点名为右派“能干的女将”而被迫离开了新闻岗位。“文革”期间浦熙修得了癌症，又没有好的医疗条件，那时母亲的境遇也不好，但每次都是母亲先去日坛医院替她挂好了号，然后和父亲接她来看病，再送她回家。
当年就在《新民报》刚刚成立股份公司后不久，战争把一切秩序打乱了。1937年“8·13”淞沪战事开始后两天，母亲带着我们3个孩子搭乘民生公司轮船，从南京回到重庆，把我们交给外婆，她立即返回南京。《新民报》坚持在南京出报直到11月。南京失陷前，父母通过一切关系，日夜抢运，总算把报社能搬走的东西都搬上了船。母亲后来说，当时报社全部资金只剩下200元，一路上职工伙食和零用，还是她自己掏私人腰包垫出来的。
当时曾创办北平《世界日报》和上海《立报》的著名报人成舍我想和《新民报》合并，一起迁往重庆。但父母觉得成舍我太过强势而婉言谢绝。虽然合作并没有形成，但并不影响两家的友情。许多年以后，成舍我的儿子成思危与弟弟吴敬琏在一个会议上碰面，他们一个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个是全国政协常委，弟弟还把这段往事讲给成思危听。
1938年1月15日，《新民报》重庆版创刊，距南京版休刊只有49天。能以如此的高效率出版，在内迁报纸中也是首屈一指。抗战开始以后，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关心时事，加之在重庆人才荟萃，《新民报》这张民间报纸吸引了许多进步的文化界人士加盟，报纸办得有声有色。这一时期也是《新民报》的鼎盛期。重庆时期先后在《新民报》担任过的主笔或副刊主编的作家有，夏衍、凤子、吴祖光、谢冰莹、黄苗子、郁风、陈白尘、聂绀弩等。为报纸撰过稿的作者还有郭沫若、田汉、阳翰笙、徐悲鸿、于右任、章士钊、吴宓、陈寅恪等。
继父陈铭德一向认为，报纸的兴盛发展，是通过积聚人才来实现的。当报纸的言论或报道触犯了当时的政府当局时，他更多通过个人关系去解决。我记得自己十几岁时，还曾经被他带去拜访一些“有影响的”人士，用后来一些人的说法，就是去“磕头作揖”。母亲则正相反，她更多靠规章制度解决问题——那些为了报馆的生存进行的“外交活动”，她既不愿做，也不擅长。后来弟弟常说，母亲比父亲更“现代化”，虽然她说话慢条斯理，但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与客气谦卑的继父形成强烈对比。
如果说以前的《新民报》是“超党派”立场，那么在1942年以后，则是“中间偏左”。因为它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摩擦，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反映普通百姓的疾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1943年春，母亲受邀请去成都看花展时，犯胆病住院，住院期间她又萌生了在成都筹办《新民报》的想法。没多久，成都《新民报》也创刊。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刚一个月，母亲就由重庆迅速飞回南京，准备“南京版”的复刊。此后，又在上海、北京两个城市筹备。那时候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要8小时，小时候我经常跟着她坐夜车，睡一晚后第二天到达另一个城市开始办公。至此，《新民报》在南京、重庆、成都、上海和北京都有了分社，一共出版日、晚刊8版，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沉浮
抗战之前，南京城北还是一片荒地，后来政府做了规划，银行给贷款，鼓励一些人造房子。1933年，母亲就在那里盖了一幢花园洋房，就在现在南京的北京西路，取名“鹣庐”。我们家是上下两层，一半自己居住，一半出租。这幢房子当时还作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居住模式，接待过美国参观者。那时候母亲当律师，办托儿所，又照料着我们3个上小学的孩子，还要自己操心盖房子，现在想起来，她的精力和干练的确是常人所难及的。
从现在的眼光看，母亲也是一个观念很先进、极具经营眼光的人。母亲无论到哪里，都能营造一个适合我们读书和生活的环境。1939年，重庆大轰炸，报馆的宿舍被炸，母亲又在江北盖了一处房子。那时法币天天贬值，母亲便用所筹资金和报社积累买进黄金、美钞保值。1943年去成都办报时，先是借住在朋友家，不久，母亲在华西坝的南门桥边修了一所红砖二层小楼。解放初，我们搬到北京后，母亲在南长街买了一块地，与中山公园只一墙之隔，盖了一幢300多平方米的三层洋楼。这是我们一家人享用时间最长的一座房子，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迫搬出来。
1947年，国民党政府举行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母亲寄希望于“宪法”和“立法院组织法”能使中国进入一个法治轨道，决定参加竞选，她甚至还希望能制定一部“出版法”来保证言论出版自由。当时我爱人关在汉和弟弟都极力反对。但母亲说:我要斗争，就得打进内部。母亲通过在选区演讲，争取选票，以无党派候选人身份成功当选。在600多位立法委员中，像她这样无党无派者是不多的。
1948年，国民党派飞机轰炸刚刚解放的开封，母亲和一些立法委员对此提出质询。《新民报》报道了此事以及当时的国防部长何应钦在立法院内部会议上接受质询的情况，引起了立法院里一些人的极度不满，指责她“泄露机密”。在会上支持她和反对她的委员们发生了激烈争吵，会场乱作一团，当时的立法院长孙科只好命令休会。
1948年7月，《新民报》被勒令永久停刊，理由是“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南京版被勒令“永久停刊”后，《新民报》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上海版被停刊，成都版被查封，重庆版遭严重迫害，好几个记者解放前都牺牲在渣滓洞。
不久，有人告诉母亲政府已对她下了逮捕令，母亲立即托当时公开身份是中央银行主任秘书的黄苗子买了张机票，逃到香港。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后，还对母亲发布了“通缉令”。
母亲兄弟姐妹很多，其中有4人先后追随了共产党。只有三舅邓友德，当年在四川读书时还加入过共青团，本来是想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因为一场病滞留上海，后来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走了另一条道路。抗战时在上海替国民党做地下工作，还被法租界警察抓过，日本想引渡未果后逃回重庆，在那里进了国民党中宣部。抗战胜利后，邓友德当上国民政府新闻局副局长，正好是母亲的顶头上司，我记得经常是早上还没起床，就接到他的电话质问母亲:“你们这碗饭到底还想不想吃？”其实他和母亲姐弟感情很深，只是立场不同。1944年政府组织一个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副团长就是三舅邓友德，他到了延安之后，还和自己在延安的另外三个弟弟合了影。
邓友德在解放后去了香港，后来又辗转巴西、日本等地，最终落在台湾。解放初母亲见周恩来，周总理还记得三舅，跟母亲说:“你要动员友德回来！”母亲还很认真地跑到广播电台的对台节目里广播一番。1990年我陪母亲去美国，飞机在台北停一小时，我们事先托人找到舅舅，想让他和母亲见一面，但是，当时台湾的政治空气紧张，虽然他已经退休，但还是心存畏惧没有来。1993年敬琏到台湾访问，又托人找到舅舅，这一次他们终于见了面。他还托敬琏带月饼给母亲，可惜直到1995年母亲去世，他们都没能再见一面。
最后的舞台
1949年4月中旬，在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夏衍的安排下，母亲带着小弟从香港乘船回到北京。母亲最关心的还是她的报纸，她特地跑去问夏衍，解放以后还能不能私人办报？夏衍的回答是肯定的。
北平解放后，《新民报》一部分地下党员登报声明“脱离资方”。母亲刚从香港回来，面对这种局面，很是不解，她要求见周恩来。和总理见面时，母亲问：“私人还能否继续办报？”总理回答：“可以。”后来又派了一个以胡乔木为首的工作组来解决《新民报》的问题。
但母亲再也没有在报社当家。1950年成都、南京两社结束，1952年重庆社结束。北京社则于1952年在资方要求下，由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出面收购，原来的员工被安排到后来成立的《北京日报》，也算是给他们一个出路。上海社也于1952年底以公私合营的方式被上海市委接管。
刚解放时，母亲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委员。北京《新民报》结束后，她在报社担任顾问。继父在公私合营的上海《新民报》仍有社长的名义。1956年，继父被任命为北京市社会福利事业局副局长，母亲则任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1957年，毛泽东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父母都参加了北京市非党领导干部整风座谈会。继父以他一贯的谨慎，没有提什么意见。而母亲以她一贯的直率，根据接触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她最关心的还是法治问题。有一天早饭时，继父对母亲说：“小弟让你说话多想想。”母亲毫不在意地说：“有啥子可以小心的？我们不都是为了党好！”母亲很认真地提了很多意见，关于“公”、“私”合营，关于新闻自由、民主和法治……结果她和父亲双双当上了右派。
反右斗争结束后，直到1961年他们才有了新的工作。父亲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做书画组顾问，母亲做小餐厅顾问。父亲为前来活动的画家准备笔墨纸砚，端茶倒水；母亲还做起了四川泡菜，竟做成了绝活。
1978年，上海《新民报》酝酿复刊，成了后来的《新民晚报》，闲了多年的父母亲对这张报纸特别关心，为了解决报纸发行问题，他们亲自跑去找朱学范帮助出面。很多年后，上海的《新民晚报》还跟母亲说那里还有她一笔钱，她说：送给工会吧。
母亲一生总是帮助别人。她自己说:我从来不锦上添花，我只雪中送炭。她去世后，我收拾她的屋子，在一个很小的塑料袋里，发现一堆寄款单，除了资助一些亲属的孩子上学之外，还有不少是寄给过去曾在报社工作以后遇到困难的人，她自己生活很节俭，但是别人求助于她时，她从来都毫不吝惜。
虽然吃了不少苦，但母亲对国家的痴心不改。1993年中国申办奥运会时，她不仅捐了钱，还非常关心申办结果。公布结果那天，我正好陪她在新加坡，她在新闻里听到北京落选时，还大声连连叹息。直到她去世前一个月，还在向有关部门写信谈对王宝森案的感想。现在弟弟敬琏成了著名经济学家，从性格上讲，母亲也给了他很多影响。
1989年，继父去世，享年92岁。6年后，母亲去世，享年88岁。一直到晚年，母亲还是求知不倦，每天看报还用红笔、蓝笔画出重点，给继父看。我想母亲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在她50岁时便失去了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舞台。
（部分照片资料来自蒋丽萍、林伟平所著《民间的回声》一书）
∷∷口述 吴敬瑜
(2006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