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仔细地盯视着板仓杨开慧旧居墙上的那个缝隙，杨开慧的手稿就是在这个缝隙中发现的，只是发现得太晚了。1982年整修这个房子的工人发现时，手稿有十二页之多，还有一些手稿在另一处的挑梁下发现，时间已到了1990年。假如发现得早一些，也许毛泽东还能看到，那或许是杨开慧塞入墙缝时的一种心愿。

看着娟秀的字体，渐渐地会让人看到一个女人的温软的内心，及那彻夜滴落的泪水。那种深深的痛和深深的爱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一行行触目惊心的文字。这文字多少年都没有逝去，坚毅地表明着一个女人、一个爱人、一个母亲的意思。它丝毫没有折损杨开慧的形象，反而让人觉出一个更真实更可爱更可敬的形象。杨开慧有一个乳名，叫霞姑，那是因为她出生时附近的飘峰山上出现了一道红霞。霞姑的名字实在是好。

介绍杨开慧的文字有这样一句：“她幼小时候虽孱弱病怏，且性情自孤，又胆小。”这么一个病弱又胆小的女子，如何跟随了毛泽东走南闯北，同甘共苦，又如何在大革命失败后紧护着三个儿子东躲西藏，隐身自生而终落入敌掌？在解说词中，有一句“不畏敌人的严刑拷打”，“严刑拷打”四个字让我们不知道她经受的那种惨烈，但能够想象出她是经受了怎样的惨烈。

“我深爱父亲，我尊敬我的母亲。”开慧的父亲杨昌济病逝得早。1919年12月，父亲在北京住院期间杨开慧一直陪伴在父亲身旁，为父亲喂药，念书读报。是父亲把许多的知识和进步的思想给了她，也是由于父亲，杨开慧认识了毛泽东。而母亲，给了杨开慧诸多的关爱和照顾。当杨开慧和毛泽东在长沙的清水塘生下岸英和岸青时，母亲就离开家乡，住在他们的隔壁同他们一起生活。毛泽东到上海工作时，母亲又随杨开慧去照料岸英和岸青。毛泽东去广州后，1925年的冬天，母亲又同杨开慧一起带着孩子到了广东。

母亲照样给了杨开慧以深厚的影响，还在辛亥革命前夕，年过40的母亲不怕“妇女上学有伤风化”的闲言秽语，带着年幼的开慧进入离家20多里的女校求学。父女同校的举动曾震动了愚禁的山乡。杨开慧牺牲后，母亲坚强地把她的孩子照料长大。母亲坚强地面对了失去不止她一个亲人的悲痛，活到1962年离世。这也许是杨开慧和母亲的感情，深深地、坚强地支撑着母亲生活的信念。

 

二

杨开慧许就是在这样的影响下一点点地开慧起来。我看到杨开慧十二岁写给女友的诗：“高谊薄云霞，温和德行嘉；所贻娇丽菊，今尚独开花。”

走进板仓杨开慧的旧居，偌大的院子和众多的房屋，能够感觉到这是一个还算富足的家庭，父亲在外工作，也置办有房产家业。开慧的生活应该是无忧无虑的，离饥寒交迫四个字很远。杨开慧的手稿却有这样一句话：“我同情下层生活的同胞，我嫉恨那些穿华服只顾自己快活的人，我热天和下层生活的人一样，穿大布衣。”杨开慧的同学许文萱在1967年写下的回忆说：“开慧生活很艰苦，穿得很朴素，一般都是粗布衣服。”一个玻璃展柜中，有杨开慧穿过的一件粗布衣服，领口已经磨损。我的目光停驻在“原物”二字上。

1920年冬天，在湖南一师附小的一间办公室里，19岁的杨开慧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从此，她始终陪伴在毛泽东身边，辗转于长沙、上海、韶山、安源、广州、武汉等地。她以一腔热血和对毛泽东的忠贞留下了一曲令后人景仰的爱情绝唱。

 

三

远在1913年春天，迎春花开的时间，杨开慧随父亲迁居长沙，就是在妙高峰下的自家里，12岁的她第一次见到了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的毛泽东。毛泽东喜欢爬山，洗冷水澡，以锻炼体魄。杨开慧喜欢毛泽东和蔡和森这些进步青年的思想行为，她也跟随他们参加过这些锻炼。杨开慧的手稿里有这样的话：“要救国，就要锻炼强健的身体……我到了北京，那时是16岁的光景，我清早起来洗冷水澡，行体操。”

1918年，毛泽东去了北京，北大的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帮他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工作。他自然要去拜会老师，自然又见到了杨开慧。这个时候的杨开慧已出落成一个秀雅美丽的少女。毛泽东爱上了她。

杨开慧1926年6月20日的手稿上这样写着：“自从听到他的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我就爱上了他……我虽然爱他，我却绝不表示。”墙壁上有一首毛泽东赠与杨开慧的情诗：“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杨开慧的回忆中写道：“我认定爱的权柄操在自然的手里，我绝不妄去希求。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心意是，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运命！”

杨开慧和毛泽东在长沙的清水塘是他们居住时间最长的寓所，杨开慧克服着身怀有孕和照顾幼子的各种困难，生活上给予毛泽东无微不至的关怀，工作上同样给予极尽全力的支持。寒冷的冬天，杨开慧常常用一只烘笼为毛泽东取暖，陪伴着毛泽东撰写文章。

在旧居和纪念馆里，解说员都表明了一个遗憾：有毛泽东和家人的照片，有杨开慧和家人与孩子的照片，却没有一张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合影。

1927年毛泽东深入到湘潭等五个县进行了农民运动的考察，这个时候杨开慧又怀有了身孕，为了支持毛泽东，他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夜以继日地帮助照顾、整理农民运动的考察资料，这个考察报告后来被印成了小册子。

 

四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杨开慧陪同心情苍凉的毛泽东登上了黄鹤楼。面对滚滚东逝的长江水，毛泽东心潮起伏，归去写下了《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也就是在那年，毛泽东与杨开慧分别，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先是秋收起义，后而上井冈山。

杨开慧长时间得不到毛泽东的信息，曾经在1928年10月，写下了一首《偶感》诗，以寄托自己对毛泽东深深的思念之情：“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

我还看见杨开慧的手稿里这样写：“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记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买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妈妈也记着这个日子。”“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这真不是一个小问题，没有我在旁边，他不会注意的，一定除死方行。”

由此想见，杨开慧的手稿是一点点蘸着浓墨的感情和思念写下的。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写下这些，是想有一天寄给毛泽东，还是想着万一自己经受了什么事故，这些回忆便是作为自己心灵轨迹的一份见证？

杨开慧在1929年3月给他的堂弟杨开明的信中曾这样说：“我好像已经看到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啊！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绕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地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致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杨开慧的不安的心绪，她似乎已经感觉到危险的来临，甚至死神的迫近。而这个时候她所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她的亲人、母亲和孩子，尤其是孩子们。这些孩子，着实是拖累了杨开慧。三个孩子太小了，一个一个地绊住了杨开慧的手脚，也成了杨开慧的心病。这许也是她不能随着毛泽东一同前行，不能去找毛泽东的缘由。

在她被捕入狱之前写的手稿里，我看到了这样一段话：“又是一晚没有入睡，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解不开。”“只要他是好好地，属我不属我倒在其次，天保佑他罢。”

这时的杨开慧，实在是焦虑万分，可以说她思念毛泽东到了极点，她真的是要风雨兼程，去寻那个她最爱的人。她曾经陪伴了他七年的时光，她依然可以再陪伴他无数个七年。然而，正是由于这些孩子，使她和毛泽东远隔千山万水，终不得相见。1930年10月，躲藏在家中的杨开慧不幸被捕，受尽折磨，不到一个月，29岁的她在长沙浏阳门外的十字岭就义。就义时她留下了“死不足惜。我死后希望家里人不作俗人之举，只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的遗言。

 

五

杨开慧的手稿是用两种纸写成的，其中一种尤为普通。杨开慧的好友李淑一回忆，当时杨开慧在板仓的生活十分艰苦，连写信的纸都没有了。

杨开慧并不是一直住在板仓自己的家里，她始终在秘密躲藏，即使住在家里也做好了应变的准备，她将秘密的文件藏入了一个带有喜字的青花瓷坛，埋入地下，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当地的群众在挖菜地时才被发现。杨开慧的手稿是包扎以后塞进了墙缝。

1930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惊闻杨开慧牺牲的噩耗，悲痛地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而后，托人辗转给杨家寄回了30块银元。

1962年，杨开慧的母亲去世，毛泽东在唁函中嘱咐：“葬仪可以与杨开慧——我亲爱的夫人同穴。”再一次表达了对杨开慧的深切怀念。“我失骄杨君失柳”，“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杨开慧就义那天是1930年11月14日，家乡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连夜将她的遗体运回板仓，安葬在青松环绕的棉花坡上。

我透过老旧的窗棂望出去，窗外是粗粗壮壮高扬而上的翠竹，一棵棵密密匝匝地生长在板仓的四周。

雨不知何时停了，一缕霞光从云缝中突泄而出，照在那些翠竹上，那翠竹便带有了一种红色的光影。

厚重的大门打开了，我对着那个门拍照，一个女子从门里走出来，透视在了漫漫霞光中，恍惚间，我猛然听到了那个名字——霞姑。

 

附：

 

留取丹心照汗青——馆藏新发现的杨开慧手稿试读

湖南省博物馆——欧金林

 

一、杨开慧手稿的发现

1982年3月10日，在修缮杨开慧烈士故居——长沙县开慧乡板仓杨家老屋时，从杨开慧卧室后墙离地面约两米高处的泥砖缝中发现了一叠杨开慧的手稿。据修建工人介绍:手稿是他们自上而下拆墙的过程中，拆至第五行砖时发现的。手稿是整齐的折叠在一起，直放在砖缝中，砖缝外面糊上了一层沙灰，这个地方看去与整块墙面的外表没有什么差别。

手稿共12页，其中3页为官堆纸，每张纵24.3、横51.8厘米；9页为深绿色方格毛边作文纸，每张纵22.8、横26.8厘米。行文系用毛笔从右至左竖行书写。手稿共约4200余字，行草字体，字迹清秀流畅。由于藏在墙缝内50余年，纸张发黄，有几页一些字迹略有残缺。

手稿原由杨开慧故居纪念馆收藏。为了更好地保护手稿，省文化局派人将其征集交湖南省博物馆装裱入库珍藏。同年7月下旬，省文化局根据省委负责同志关于组织专门小组，对杨开慧手稿进行整理研究的指示，组织了“杨开慧同志手稿整理研究小组”，随即对手稿进行了整理和研究。

手稿中共有完整的材料7篇:（1）《从六岁到二十八岁》（自传体散文，写于1929年6月20日）；（2）《偶感》（五言诗，写于1928年10月）；（3）《给一弟的信》（没有发去，写于1929年3月）；（4）《见欣赏人头而起的悲感》（文，预备寄《京报》莫愁的，没有寄去）；（5）《女权高于男权？》（文，预备寄莫愁的，没有寄去）；（6）《寄一弟》（新体诗，没有发去，写于1929年农历4月初8日）；（7）《寄一弟》（信）。此外，另有一篇《寄爱》（没有发去，缺文）。整个手稿的写作时间为1928年农历10月约至1929年农历6月。

这次新发现的杨开慧手稿，涉及杨开慧一生中许多重要和一些鲜为人知的问题，如她以顽强的毅力与疾病作斗争；自幼年时起就深切同情劳动人民；对婚姻恋爱的见解；对爱情的无比坚贞；对妇女解放的高度关心；对白色恐怖的愤怒抨击；尤其是她视死如归，随时准备为革命而献身的精神更是令人敬佩不已。

从发现手稿的现场情况、除自传一篇外其余篇都是首尾连接的书写形式及几篇的标题后写明“没有发去”等情况分析，这批手稿是杨开慧为长久匿藏而写的。为什么要为匿藏而写作，因为她预计自己随时有被敌人逮捕的可能，不能不早做准备；再者，她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她的手稿总有重见天日的时候。

 

二、自传：“从六岁到二十八岁”

（一）自传原文（节录）：

[从][六]岁到二十八岁

“[这]样悲[惨]□□□□[世]界”。我从六岁时起，就得了这个□□。我想□□□□□□□六岁的人，能够有这样老大的思想，假使不是我自己的经历，或许我也会不相信。我的[身][体]生下来就弱得非常，一哭就要晕的，一切和平常小孩不同，小孩是好活动的，我不爱活动，小孩是不能深思的，我能够深思。或许就是这个原因——病的原因吧？那时候，我是同情于畜类；那时候，我还不大知道人的事，但我已知道人是要死的，这也是一个很大惨影在我的心里。每当[晚]上上床睡觉，这些惨影，如杀鸡、杀猪、人死，在我的脑际翻腾起来，那真痛苦！我现在还完全记得那个滋味！我的哥哥，不但哥哥，许多小孩都是一样，我完全不能了解他们，为什么他们能够下手去捉小老鼠、蜻蜓玩，完全把它做一个不知痛痒的东西待遇。

 我是舍不得我的母亲去受那样的痛苦——看见我死的痛苦——不是有这一个有力的牵绊！那我检（简）直没有生活下来的可能了！

我很想寻出一个信仰来！后来我决定了我的态度，尽我的心，尽我的力，只要做到这一个“尽”字，其余就不是我的责任了。我安心要把身体弄强健，尽我的力去驱逐病魔。这个方针定了不久，我就到了北京，那个时候是十六岁的光景。我清早起来洗冷水澡，行体操。我只穿一件旧棉袄过冷天。那时现出我的意志力出来！我觉得我无论什么都能受，我检（简）直相信人的寿命，可以由人的意志力去延长它的。

那时我同情下层生活的同胞，我忌（嫉）恨那些穿华服只顾自己快活的人。我热天和下层生活的人一样，穿大布衣。

这个时候，大约是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对于结婚也已有了我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用仪式的结婚，并且我认为，有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掉真□神圣的不可思义（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我也知道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到的事，而且普通人是懂不到这一头来的。然而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够随便，一句恰好的话可以表现我的态度出来：“不完全则宁无。”

父亲死了！我对于他有深爱的父亲死了！当然不免难过，但我认父亲是得到了解脱，因此我并不十分悲伤。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因为我不要人家的被动爱，我虽然爱他，我决不表示，我认定爱的权柄是操在自然的手里，我决不妄去希求。我也知道都像我这样，爱不都会埋没尽了么？然而我的性格，非如此不行，我早已决定独身一世的）。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不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他为我非常烦闷——我相信我的独身生活，是会成功的。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像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假如他被人捉去杀了，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运命！因为我的意志早又衰歇下来了，早又入了浪漫态度中，早已又得了一个结论：“只有天崩地塌一下总解决！”除非为母亲和他而生，我的生有何意义？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恋爱生活，……

现在我的倾向又入了一个新时期，我想在学问里头，得到一些滋润物，把我已枯的生命贯（灌）溉扶持起来！或许能有一个新的发现，或许有一天我要叫着，我从前的观念是错了！

唉！杀！杀！杀！耳边只听见这种声音！人为什么这样狞恶！为什么这样残忍！为什么呵？？？我不能去设想了！我要一个信仰！我要一个信仰！来一个信仰吧！！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写成

（二）自传释要一:“尽我的力去驱除病魔”

杨开慧，字云锦，乳名霞。1901年11月6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生于长沙县清泰都（乡）下板仓屋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杨昌济，字华生，后改名怀中，世居板仓，人称板仓先生，是一位“操行纯洁，笃志嗜学”，满怀爱国热忱的学者。杨昌济在开慧两岁时出国留学，开慧跟母亲在板仓乡下度过童年。

从自传中得知，开慧在童年、少年及至进入青年时期，体质都很虚弱，以至每当晚上上床睡觉，那些杀鸡、杀猪、人死的惨影便在她的脑际翻腾起来，使她久久不能入睡，她感到非常的痛苦。或许是由于深深的疼爱母亲这样“一个有力的牵绊”，开慧变得坚强起来，她决心要尽自己的心，尽自己的力去驱除病魔，把身体弄强健。

“驱除病魔”，开慧采用的是“洗冷水澡，行体操”这样一种体育锻炼，增强体质的方法。开慧采用这样的方法，首先是受了她父亲杨昌济的影响。

1913年春，杨昌济结束近10年的留学生涯回到长沙，他谢绝湖南省政府聘为教育司司长之职，表示要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他先后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任教，并兼任湖南高等师范等学校的伦理学、教育学教授。

杨昌济十分重视体育的作用。他说:“欲为生存竞争，则于身体、于精神，不可不为大活动。而欲于精神、于身体为大活动，不可不强健其身体，即教育不可不置重于体育。”在体育的一些实践方面，如体操、静坐和洗冷水浴等，杨昌济无不带头实行。

自杨昌济回到长沙后，杨开慧也就与他的哥哥杨开智离开故乡板仓，随父母迁居省城长沙。为了使自己的孩子从小经受锻炼，杨昌济在自己家里备有一个大木盆，叫杨开智和杨开慧坚持冷水浴。

再者，可能是受了她父亲的好学生毛泽东的影响。

毛泽东是一师学生中有名的冷水浴者。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他便来到学校东北隅浴室旁的一眼水井边，脱光上衣，吊上一桶桶冰凉的井水往身上浇，然后用浴巾搓擦全身，一直到全身皮肤发红发热为止。毛泽东的冷水浴习惯，一直保持了许多年。

在坚持不懈的体育锻炼实践中，学习老师杨昌济及前人的经验，总结和发挥自己的体会，加以理论概括，毛泽东写成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发表于1917年4月1日刊行的《新青年》杂志。《体育之研究》，是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而这篇文章是由杨昌济推荐给《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的。

杨开慧在自传中说：听到过毛泽东“许多的事”，看见过毛泽东“许多的文章”。这个“许多的事”中应包含有毛泽东坚持数年不间断的清晨冷水浴一事；这“许多文章”中也应包含有毛泽东那篇不仅蜚声一师校园而且震动湖南学界的《体育之研究》。

从自传中可以看出，开慧决心以体育锻炼的办法“驱逐病魔”的“方针”，是在去北京的前夕确定的，而“清早起来洗冷水澡，行体操”是在1918年夏随父亲到达北京以后实行的。这说明，在长沙期间，虽然她的父亲教导她用冷水浴的方法锻炼身体，但她可能坚持得不好。随着年龄的增大，虚弱的体质不能不使她倍感忧虑。更可能是阅读了毛泽东那篇“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体育之研究》，深受鼓舞。她到北京后，又洗冷水澡，又行体操，而且“只穿一件旧棉袄过冷天”，身体的状况显然是有了很大的改善，不然她怎么能得到“简直相信人的寿命，可以由人的意志力去延长的”这样幸福而真切的感受？

（三）自传释要二：“我同情下层生活的同胞”

开慧“同情下层生活的同胞”的情感，远在她的少年时代就有浓烈的体现。开慧虽出身于一个几代书香之家，但她的祖母在她的父亲还只有8岁的时候、她的祖父在她的父亲还只有14岁的时候便双双病逝，因此，家无多大积蓄。她的父亲18岁时与她的母亲结婚，父亲一边勤奋自学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一边出外从事教学攒钱养家。开慧的母亲向振熙，是一个忠厚善良、勤劳俭朴的妇女。在开慧小的时候，杨家的生活也是过得紧紧巴巴的。开慧从懂事的时候起，便帮助妈妈做些家务劳动，或跟着哥哥上山扒柴。生长在这样一个知书达理、生活清贫的家庭，开慧幼小的心灵里日益滋生出一种善良的情感。当年板仓院里，住着一个杨乐初的老人，患有严重的哮喘病，无依无靠，生活极为困难。开慧常常帮助这位老人做事，还和妈妈商量，不时送些粮食和衣物给老人，杨乐初很感激，逢人便说:“霞姑娘和***对我们受苦人真是太好了！”

待到开慧的父亲留学回长沙执教，尤其是到北大教书，家庭的生活宽裕了不少，但开慧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情感一丝也没有减退。她嫉恨那些穿华服、只顾自己快活的人，她热天和下层生活的人一样，穿大布衣。

开慧这样从小养成的“同情下层生活的同胞”的情感，是后来她政治进步和从事工农运动的重要的思想基础之一。

（四）自传释要三：“我对于结婚也已有了我自己的见解。”

从自传看来，我以为开慧关于结婚的见解，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她认为人类纯真的爱情，是神圣而美丽的。

人类纯真的爱情是神圣而美丽的，它即如瓦西列夫所说的那样:“爱情总是男女关系的热烈而激动人心的审美化。它的奔腾激昂，它追求幸福的轻盈步伐，就是血液的流动节奏；它的语言就是高尚的诗篇，是美妙的音乐；而爱情的目光就是明媚的光辉。”

开慧说，爱情是真洁“神圣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她简短的话语与“爱情论”大师们长篇的议论，在对爱情认识的精彩程度上，其实相差无几。

第二点：她认为，不要刻意地去求爱。

开慧认为，那“爱的权柄，是操在自然的手里”，无论男方或是女方，都不能“妄去希求”。我们引用邓颖超说过的一段话，也许会对开慧的这个认识理解得比较清楚些。邓颖超说:“两性的恋爱……须得要基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的浓厚，个性的接受，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洽，人生观的一致等成份上面。此外，更须两性间觉得共同的‘学’与‘业’来维系着有移动性的爱情，以期永久。”具备了这些基础，两性恋爱的结合便是比较自然的了。

第三点：“不完全则宁无”。

追求完美可以说是青年男女在恋爱观上的一种普遍心理。什么是开慧所说的“完全”的标准？自传中虽未见正面的表述，但从自传中所表露的她对毛泽东的深厚的爱来看，毛泽东就是她爱情渴望中的白马王子。青年学子毛泽东身上所体现的远大抱负、勇敢的求索精神、蓬勃的朝气、卓越的才华这些优秀资质，使她爱慕不已。毛泽东不仅是她“完全”标准的意中人，她甚至不敢相信自己能得到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意中人，从而使她毅然放弃了自己早已准备实行的“独身”主义。

第四点：“反对一切用仪式的结婚”。

开慧为何要反对一切用仪式的结婚？这主要有两点。

一是因为中国传统的结婚仪式，也包括长沙地区的结婚仪式，即使到了20世纪20年代，其形式仍极为繁缛，清规戒律特多。

二是开慧受到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影响。在“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下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女性的解放具有特别的意义。女性要有独立的人格，才算是有一个自由的人，才真正具有人权。五四时期，家庭观念的各个方面，如婚姻观念、结婚自由、离婚自由、贞操观念、生育观念的讨论与变化，使女性摆脱封建传统的家庭束缚，开始走向自由和平等。杨开慧1918年夏至1920年1月中旬在北京居住，北京的五四运动给她思想上以深刻的影响，加之那时她正与毛泽东处于自由恋爱时期，湖南五四新文化亦当通过毛泽东对她产生影响，故她对于婚姻问题能够产生一些新的观念便是很自然的。

（五）自传释要四：毛泽东，“我是十分的爱他”

杨开慧在自传中，生动地叙述了她与毛泽东自由恋爱的经过，她由衷地写道：“我是十分的爱他。”

开慧为何会那么深深地爱上毛泽东呢？她在自传中也写得很明白：“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

关于她听到的毛泽东的“许多的事”，想来至少有这么令人感慨的几件：

毛泽东改诗赠父以明心志；毛泽东成了湖南新军里的“秀才”兵；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征求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和他做朋友；毛泽东用白话文写的工人夜校招生广告引来大批工人乐意上夜校；毛泽东智缴2000件北洋溃军的枪械成为长沙城内家喻户晓的少年英雄；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集合进步青年创建“新民学会”……

开慧看到的毛泽东的“许多文章”，可能包括开慧在长沙时期看到毛泽东的作文，如《商鞅徙木立信论》;读书笔记性质的文章，如听杨昌济讲授《伦理学原理》一书后在原著书页上写下12000多字的批语；公开发表的文章，如《体育之研究》等。

关于开慧当年看过的毛泽东的日记，现在尚未见到任何原件。但从毛泽东在一师时的老师黎锦熙，在1915年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等一些史料的记载中，完全可以肯定当年毛泽东确实写有大量日记。

毛泽东写的大量日记哪里去了呢？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很推荐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他勤学苦记，当时记有许多种笔记本，包括听课的、自学的、摘抄的、随感的和日记等，积有好几篮，后来送回韶山存放。1929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它们连同毛泽东存放的书籍报刊一起烧掉了。一位塾师先生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笔记本。幸存的那个笔记本，就是毛泽东作的《讲堂录》。

毛泽东的这些故事、文章、日记，就像是一篇篇传奇动人的小说，一波一波地撞击着开慧爱的心扉。

开慧深深地爱上了毛泽东，但她内向的性格使她不愿意首先作出示爱的表示。

毛泽东也深深地爱上了开慧。他勇敢地给开慧写了许多表示爱意的信。1918年8月，毛泽东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去了北京。到京之初，毛泽东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老师的家中，不久搬进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和蔡和森、萧子升等住在一起，但仍经常来往于杨先生家里。在京期间，毛泽东和开慧正式建立起恋爱关系。他们一同漫步在故宫河畔和北海公园，欣赏着那盛开着的洁白的梅花，还有那倒垂湖面的杨柳枝头悬挂着的冰柱。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湖南赴京的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在领导驱张活动的繁忙之际，毛泽东曾挤出时间多次到医院探护重病在身的杨昌济老师。杨昌济病逝后，他到法源寺与杨开智、杨开慧兄妹一起守灵，操办后事。

开慧与毛泽东的恋爱是完全自由的，书信的往来，特别是毛泽东的两次北京之行，更加深了他们的友谊，奠定了爱情的坚实基础。加之杨昌济先生生前对毛泽东也十分器重，认为他是“海内奇才，前程远大”，这更有助于加深开慧与毛泽东的相互理解。

1920年冬天，开慧与毛泽东结为夫妻。

今天，虽然未能找到毛泽东写给开慧的那些情意绵绵的爱情信，但恋爱时期毛泽东写给开慧的一首词——《虞美人》，读来同样令人感慨万千。此词如下：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皆灰尽，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词通过深夜愁态和拂晓抛泪的描写，表现了毛泽东对开慧无限思念和关心的深情厚谊，使毛泽东倾爱开慧的一颗赤诚之心跃然纸上。

当年的开慧，对恋爱中的毛泽东是如何地一往情深，我们虽也未能找到开慧写的信件，但从自传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一颗圣洁无瑕的爱心。她说：“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像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假如他被人捉去杀了，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运命！”

在开慧结婚后的第10年，即1930年10月，她被湖南的军阀何键逮捕，反动派说什么只要开慧“登报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马上就放她出去，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开慧怒斥敌人：“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从我口里休想得到你们满意的东西！开慧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每当亲友到狱中探视她时，她总是坚定地说：“死不足惜，但愿革命早日成功。”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也包含着为了忠诚不渝的爱情，开慧视死如归。

这正如裴多菲所说：

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三、《偶感》五言诗：“念我远方人，复及数良朋”

开慧的手稿中，有一首五言诗，是1928年10月写的，题名《偶感》，怀念战斗在井冈山的毛泽东同志及几位交谊深厚的朋友。诗如下：

一九二八年十月

偶感

天阴起溯[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沪有一纯姊，思伊展我怀。能识我衷肠，能别我贤愚。…… 良朋尽如此，数亦何聊聊。念我远方人，复及数良朋。心怀长郁郁，何日复重逢。

诗的第一段，开慧思念丈夫毛泽东的真情，溢于言表。从“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两句看，这首诗应是写于1928年农历10月下旬，这年农历的10月下旬是公历12月的上旬，从24个节气看正处于“大雪”前后。在湖南的长沙地区，只有这个时间刮起的呼呼北风才会有刺骨的寒冷。诗中提到的“足疾”，是指秋收起义爆发前夕，毛泽东从长沙送开慧回板仓时引发的脚病，时过一年，当浓寒刺骨之时，触景生情，开慧自然又念及此事，由此想到远方的亲人一定是在恶劣的环境中备尝艰辛而心潮起伏。

诗中写到的“一纯”，系李一纯，年龄比开慧略大一二岁，原与开慧同在长沙周南女中求学，后来成为杨开慧的嫂子。远在1917年的秋天，开慧送给李一纯两册精装的诗韵，李一纯买了两盆菊花并作诗回赠。杨开慧和诗答谢：“高谊薄云霞，温和德行嘉。所贻娇丽菊，今尚独开花。月夜幽思永，楼台入幕遮。明年秋色好，能否至吾家？”在杨开慧的手稿中，还有一首诗，那是1929年农历4月初8日写给当时也战斗在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堂弟杨开明的。五言《偶感》及新体诗的发现，使我们对杨开慧的文学素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四、“这一个遗嘱样的信”

杨开慧的手稿中，有一封载明“没有发去”她自称是像“遗嘱样的信”，信的原文如下：

一九二九年三月

给一弟的信（没有发去）

一弟：亲爱的一弟！我是一个弱者，仍然是一个弱者！好像永远不能强悍起来！我蜷伏着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我颤傈而且寂寞！在这个情景中，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我的依傍，你于是乎在我的心田里就占了一个地位。此外同居在一起的仁、秀，也和你一样——你们一排站在我的心田里！我常常默祷着：“但愿这几个人，莫再失散了呵！”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她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扰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地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而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但是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至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这一个遗嘱样的信，你见了一定会怪我是发了神经病？不知何解，我总觉得我的颈项上，好像自死神那里飞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把我缠着，所以不能不早作预备！杞忧堪噱；书不尽意；祝你一切顺利！

信中的一弟为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杨开明，又名克敏，号溢清，1905年生于长沙县白石乡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24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受毛泽东、杨开慧的影响，1925年夏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任干事。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回湖南开展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赴安源帮助组建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武装。1928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省委秘书长，多次被派往井冈山红军和湘赣边界特委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参加领导井冈山的斗争。同年7月，湖南省委委任他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1929年初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

杨开慧为何要写这样一封像“遗嘱样的信”给堂弟杨开明呢？一是她在1929年3月7日的湖南《国民日报》上看到朱德妻子伍若兰被反动派杀害后在长沙挂头示众的报道，深知凶残的敌人也绝不会放过她，因此她不能不有被捕入狱和牺牲的准备。二是想将自己的处境和精神准备通过杨开明转告战斗在井冈山的毛泽东。她不知道毛泽东已于1929年1月率军去赣南开辟新的根据地去了。在这封没有发出的且像“一个遗嘱样的信”中，杨开慧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和在白色恐怖中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五、“我并不是绝对的孤立！”

手稿中，有杨开慧写的两篇杂文。其中一篇原文如下：

见欣赏人头而起的悲感

预备寄京报莫愁的，没有寄去。

或许是我太不合时宜的原（缘）故罢！为什么人家欣喜的事，我却要悲伤呢？

[上个]月底，湖南民国日报上登载了两篇[欣赏人]头的美妙文章，欲知时代精神者[不可不]读！朱德妻，我想多一半是共产党，（000在军中），更或许是一个重要角色，若如此杀之并不很冤枉（000共产党000000，我敢说一句不该杀的道理吗）。然而杀她的，不是因她本身的罪恶！欣赏她的人头认（引）以为快的，也不是因她本身的罪恶！于是乎，我就记起了前清时候罪诛九族的故事！如是乎，我那个“杀人者不得已也”拿在这里，就解不通了！欣赏的多热烈，在报章上可以寻到代表他们的美妙文章！如是乎，我之“少数凶残者之所为也”，在这里也就解不通了！如是乎，我就找到了时代精神原来如此！

然而，我是一个弱到生怕被杀，因而怕杀人的人。我终竟（究）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我不能去看人头。而且我的胸房充溢着悲惨。懂得了！原来如此。我的时代眼光，竟走错了千里路呵！我以为现在的人类，人类里头的一部分中国人类，其文明程序已经到了差一点儿[不]把死刑废除！想不到前清时候罪诛九族的故事，现在还给我亲眼瞧到（杀朱德妻事虽然未及九族，根本是一个意思）！我从前根据我的时代眼光，对于杀人的事实！常常是这样说：“杀人是出于不得已的呵！”虽然事实常常不是这样的，我只惨然的（地）说，这是什么事呵！还以为这不过是少数凶残的人类所做的，普通的人并不如此！可是呵，这一次杀朱德妻的事，才把我提醒过来！原来我们还没有脱掉前清时候的“文明风气”，罪诛九族的道理，还在人们的心里波动！另外，我又知道杀人不但不是悲惨的事，人头检（简）直是普遍须（需）要的一种艺术品！你看他们不是感情奔赴着，以欣赏人头为最快情绪？幸喜想到了莫愁，立时觉得我并不是绝对的孤立！在这里要谢谢我亲爱的莫愁了！

《悲感》这篇手稿没有注明写作的时间。但接着写的另一篇手稿《寄一弟》（诗），注明写于“一九二九年古历四月初八日”，即为公历1929年5月16日。由此可以推论《悲感》应是写于1929年3月至1929年5月16日之间。又因湖南民国日报1929年3月7日登载有朱德妻肖奎联挂头示众的报道，杨开慧在《悲感》一文中写道：“[上个]月底，湖南民国日报上登载了两篇[欣赏人]头的美妙文章，欲知时代精神[不可不]读！”由此又可推论，《悲感》一文可能写于1929年4月。如果她看到的那两篇欣赏人头的文章是登载在1929年4月底的湖南民国日报上，那么《悲感》一文则可能写于1929年5月16日之前。

朱德妻伍若兰（化名肖奎联），湖南耒阳人， 1928年湘南起义期间与朱德结婚，1929年2月，在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为掩护军部和朱德突围，不幸被俘。敌人得知伍若兰是朱德的妻子，惊喜若狂。他们用各种手段对她进行威逼利诱，但是毫无所获。2月12日，敌人将伍若兰杀害于江西赣州城，并将她的头颅悬挂示众数日。又因伍若兰是湖南人，3月7日，敌人又将她的头颅挂在长沙大街上示众，同时还无耻地在湖南民国日报上发了两篇欣赏人头的文章，妄图震慑人心。

杨开慧在《悲感》一文中，以犀利的笔锋，义正词言地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惨杀共产党人的罪行，沉痛地揭露了反动统治者视“人头简直是普遍需要的一种艺术品”的凶残本质。同时，她对当时那些欣赏人头的人们是非不分的心理状态，也作了深刻的剖析与嘲弄。“我不能去看人头。而且我的胸房充溢着悲惨。”在“杀，杀，杀”的腥风血雨的时刻，杨开慧满怀悲愤写下这篇《悲感》，想将它投寄《京报》的副刊《莫愁》。虽然没有寄去，但因为想到了莫愁，杨开慧“立时觉得我并不是绝对的孤立！”这鲜明地反映了在白色恐怖中杨开慧革命意志的坚定性。

 

六、质问袁枚功：“女权高于男权？”

杨开慧手稿中的又一篇杂文，是批驳袁枚功的所谓“女权高于男权”论的。原文如下：

女权高于男权？

预备寄莫愁的，没有寄去。

无意之中，看见京报副刊上的一篇女权高于男权的文章，我才知道现在国民政府所许与我们的仍是一个不彻底的平等。但这绝对不是国民政府之过，是我们女子无彻底的要求之过，我不禁又要长叹惜（息）了！要男女平等，必须先承认女子是一个“人”。因为女子是一个“人”，男子也是一个“人”，所以男子有承继财产权，女子当然有承继财产权。现在的办法，出嫁的女子没有承继财产权，那么，分明说女子是附属于男子的，所以出嫁了就是男子的人了，无须于父母的财产了。要知道承继财产权绝对不是须（需）要不须（需）要的话，是“人”既有承继财产的事实，女子是“人”，当然是一样有这种事实。姊妹们！我们要做到男女平等，绝对不能容许人家把我们做附属品看。来！我们来！努力要求政府给予我们彻底的平等法律罢！必须要达到女子结婚与不结婚和男子一样，有承继财产权的目的，才能算得男女平等的法律。现在我们还在受附属品的待遇，而袁枚功先生还说女权高于男权，请袁先生承认我们是“人”再来谈话罢。

这篇文章是接着写在《见欣赏人头而起的悲感》一文之后的。依此推论，它应写于1929年4月或1929年5月16日之前。

杨开慧出身于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家庭，受父亲杨昌济思想的影响，她在学生时代就坚决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热烈主张妇女的解放。1920年，她在长沙福湘女中读书时，就曾在《湖南通俗报》和福湘的校刊上，发表了《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呈某世伯的一封信》等文章，用尖锐泼辣的笔触、畅快流利的白话，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

在批驳袁枚功在京报副刊上发表的《女权高于男权》的文章中，杨开慧的笔锋更是直指要害。她说：“男子有承继财产权，女子当然有承继财产权。”而当时的法律规定“已出嫁的女子没有承继财产权”，她批评当时“国民政府所许与我们的仍是一个不彻底的平等”，把妇女当附属品，不当“人”看。她呼吁妇女们“绝对不能容许人家把我们做附属品看”，“努力要求政府给予我们彻底的平等法律”。

 

七、“我现在是急急于要谋一点学问的基础”

接在“一九二九年古历四月初八”（公历5月16日）杨开慧写给堂弟杨开明的一首新诗（没有发去）之后的一篇手稿，是杨开慧“寄一弟”（即杨开明）的一封信。

信中表明了杨开慧收到杨开明的信后的喜悦心情和自己“达观”的心理。信中写道：“一弟，接到来信，万分喜慰！其实，我是一个最能达观的人，并不忧苦得怎样利[厉]害。不过总有点难忘情，感情一时一时像暴风一样的来了，一些时又去了，大体是平静的。”

杨开慧在信中表述了自己强烈的求知欲望。她说：“这一次的离别，在又一方面讲，着实是我一个转机，我感觉我的生命太简陋了，知识的饥荒非常利[厉]害，读书的要求非常热烈，但现在为经济情形所限，只能在家仅[尽]可能的不虚度时光而已。假若经济情形许我，我一定要出来求几年学（至少几年，弄一点基础），在家求学，实在是太不经济的办法。没有良师益友，没有新书新报，出来弄一件事做，除非是逼上了梅山。我现在是急急于要谋一点学问的基础，已如上术[述]，不然我只有感觉空虚的苦痛，觉得毫无所凭恃。”

信中还表达了杨开慧对毛泽东的思念与关心。信中写道：“那封像遗嘱的信，没有发来，你能回家一转，极所盼望。他未必能来上海吧？我到[倒]愿意他莫来上海哩，我又要不放心了呵！”

1929年1月杨开明奉命代表井冈山前委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从杨开慧信中的语句可以推测，杨开明写给杨开慧的信，可能是他在上海期间发出的。杨开明在信中很可能透露了党中央打算调毛泽东来上海工作的信息，而这一方面的信息是与党内有关的文件记载大体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