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类政治文明主流主要是承袭古代的城邦文化与集权文化。前者以西方的古希腊与古罗马为代表，后者以东方的中国为代表。古埃及文明与古代印度文明因为与外来文明融合，实际上已经不具文化意义上的独立体系。真正对现代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独立文化体系，只有西方以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为代表的城邦文化与东方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集权文化。

现代民主政治追根溯源，可追溯到古代的希腊、罗马，虽然古罗马的集权程度比古希腊大大加强，可是仍然带有浓厚的城邦文化痕迹，远无法与中国古代高度集权的中央集权相提并论，二者存在本质上的差异。纵观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因为城邦与区域的相对独立性，致使民主意识的萌芽自然而生，并且渐成一种主流意识。城邦、区域之间多具利益矛盾，但在外来势力威胁下，彼此之间必须寻找共同点来合作求得生存。而各城邦与区域因为自身力量的相对弱小，面对外来侵袭，也必须求得最大限度的成员合作，才能不被兼并。因此城邦、区域内外就形成一种合作模式——民主。

尽管最初的民主与现代民主存在差异，是一个从少数奴隶主民主到自由民民主的过程，但与东方的高度中央集权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种政治模式。在古代，一种高度中央集权，必须建立在一个以种族数量庞大的民族为主干的群体，这种群体的形成需要一个相适应的地理环境，加速原始种群的融合。而欧洲恰恰不具备这样的地理环境，所以西方的原始种群融合速度远远低于东方的中国。城邦文化就是在这种原始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远古时代种群的生存才是第一位的，这是一种原始本能。人类文明是群体智慧的结晶，而为了生存就必须最大限度发挥群体作用。中国的封建化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得以强化稳固的。春秋时期，鲁国为什么最先实行“初税亩”，就是为了用“让利”刺激奴隶的劳动积极性，进而解放生产力，增加综合国力，达到在诸侯纷争中生存下来的目的。各诸侯国竞相效仿，奴隶制在群体生存需要面前渐渐瓦解。可是由于中国民族融合的惯性，这种短暂竞生过程就在秦统一中结束了。秦虽为四大短命王朝（秦、新、晋、隋）之首，它的统一可谓是短暂的，也可谓是最长久的。书同文、车同轨、贸同币，统一度量衡，是加速稳固民族融合最强有力的措施，也是中国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产生重要基础之一。

民族融合需要自然种族数量、地理、文化上的诸多因素。东方的中国因为具备了这些条件，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典型的封建中央集权模式的代表。而西方的欧洲，因为某些条件的天然缺陷，始终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模式。各个个体在生存需要面前，经过长期的内外合作，形成了被广泛认同的民主意识。而民主的核心形式就是妥协，经过妥协寻找共同利益。

无论我们现在多么特色，都不得不承认民主是世界潮流，民主意识是永远无法从世人的意识中根除的。民主政治的世界潮流下最大的智慧的就是“妥协”，懂得如何妥协，妥协到什么程度，体现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无论你特色还是不特色，当今世界任何政治体制下，不懂得妥协的政治就是有缺陷的政治。当然妥协不是无原则的退让，任何事情走向极端，都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法国大革命中暴力的灾难性教训，对于当今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都是一个必须正视的教训。

其实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就是一对矛盾，这个矛盾的平衡就是时代文明的特征。就象一个气球，统治阶级是操控这个气球的外部条件，被统治阶级就象气球中的气体，二者平衡就是存在。无论是外部的统治力量消失，还是内部气体（民众的势力）无限鼓胀，都会导致毁灭。维系这种存在的条件就是“妥协”，当民众的力量巨增时，统治阶级只有懂得有度地妥协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绝对不妥协或者继续高压操控，势必导致气球爆炸，最后自身不复存在；而对于气球爆炸释放出来的气体（民众）也必将是种灾难。一个无政府状态，尤其是长期生活在不完善民主环境下的民众，其灾难性的后果或许不会比一个腐败的政治环境好到哪去。只是民众所受到的威胁不再是来自统治阶层，而是来自民众自身。这种威胁恐怕对于绝大多数民众只有在殷实的文化根基下（成熟的民主政治环境），才能有短暂的无虞（象曾经的美国、西班牙）。当一个群体沦落成弱肉强食的禽兽世界，就好比把一群没有任何特技与装备的普通人与狮子、猛虎放到一起，弱势群体会比在暴政下好到哪去吗？

所以，民众抗争的方式争取妥协与懂得妥协也是种智慧。而恰恰我们中国人不懂得这个道理。无论是统治阶级的妥协还是被统治的民众的妥协，都是为了使“气球”内外压力平衡，避免达到爆破点，只有这样才能维系共同的存在。随着人类信息化的发展，气球内部的气体分子（民众）在起着变化，原本干涸的灵魂，开始充满生机，“气球”内部的压力在逐渐增加，因此气球内外压力总的趋势，是外部操控气球的统治阶层的有度妥协。

民众不要期望破坏这种平衡，让气球爆破。个中利害前面已经阐明。统治阶层也要懂得有度地妥协比绝对的强硬要高明，那是种政治智慧。否则，气球最终爆破，作为气球内部气体的民众，虽然要遭受灾难性的重聚，可操控外部的统治阶层却要被新的替代。如果统治阶层不懂得“妥协”的道理，不但自身会往复地毁灭，一个民族也会在灾难中煎熬。这是一个共赴地狱的旅程。只有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都懂得妥协的智慧，才能共享文明。

一个简单的道理，被人类接受的过程却相当地艰难。经历了无数次政权的往复更迭，无数生命的毁灭。一个民族能否接受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共赢，是一种文明水准。而实现这种共赢的钥匙就是有度地互相“妥协”。东方古老的集权意识，是影响东方民族接受这种简单道理的巨大障碍。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根植于东方民族基因里的集权意识之所以败给城邦文化，就是因为城邦文化是形成于针对每个个体的人基础之上的，民主体制调谐的是每一个生命之间的关系，而集权文化调谐的是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阶级关系。阶级对立的奥秘就在于谁来决定或依据什么来确定个人的阶级地位。

过去我们常常抨击阶级调和论，认为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公开正式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然而在国人意识深处的阶级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出现对立时，常常否定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从来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其实个人利益从来不是与公共利益完全对立的，法定的个人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基础。损害法定个人利益，就是对公共利益的最大损害。公共利益寓于法定个人利益之中（共性寓于个性之中）。

我们现在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常常能够看到公共利益尊重法定个人利益的情景，城市建设中留有清晰的民主文化的痕迹。到过德国的朋友讲，许多德国世界闻名的城市，其建筑尚不如我们的一些二三线城市。经历过盲目的自豪后，朋友们领略了人家先进的文明，因为那些老式建筑都是个人的。建立在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基础上的民主体制，其核心就是尊重人权，继承了大革命《人权宣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理念。无论你以什么公共利益的名义，都无权违背拥有者的意旨强行要求他们同意拆除。所以世界上有了大规模的巨大建筑因为建筑工地有“钉子户”，而被迫改变建筑设计，不得不把建筑改为“凹”字型。巨型建筑凹进去的部位就是容留“钉子户”的。世界一流的城市中心不得不给“钉子户”留片带菜地的私人房产。这些城市建筑“瑕疵”，却是人类文明的奇葩，强权对个人利益（民众）的妥协，就是人类脱离蒙昧的表现。

二战时候，英国有一个钉子户不搬，导致军用机场没法建设，受到其他居民和媒体的谴责。事情闹到国会，国会议员们讨论对策如何处理，有人建议强拆，当时任首相的丘吉尔说：我们和德国人打仗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保护合法财产不受侵害吗？如果强行拆了他的家，那我们为什么要打仗？战争时期，一个民族尚能如此理性地秉承奉行的理念，倘若这种事发生在我们这国家，会是怎么样？

可以这样的说，我们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封建文明，在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屹立在东方时，当今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先进国家还处在蒙昧的奴隶社会。中国隋唐盛世时，欧洲刚刚步入黑暗的中世纪。因为封建文化的落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远甚于我们中国。可是近千年的中世纪黑暗，仍未能毁灭城邦文化滋生的民主意识。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哥特人征服了古罗马帝国，可是却被先进的罗马文明所征服。秦始皇一统天下的秦帝国虽然只存在了十多年，但其统一的华夏文化，却历经两千多年不衰。

城邦文化让民主意识根植于西人灵魂深处，促进了资本主义文化的产生与发展，集权文化却成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人接受现代民主意识的巨大障碍。可见文化的力量也是有负作用的。曾经先进的封建集权文化，让国人本能地排斥“妥协”，并且把“妥协”当成贬义词，把妥协视为耻辱。这都是强权崇拜在作祟。妥协不只是弱者的专利。其实，妥协大多数情况下是种美德，它意为着包容、涵养与牺牲，尤其是强者的妥协更为难能可贵。中国现代社会的许多问题，都与国人缺乏这种强者妥协的美德有关。

有度的妥协是高超的政治智慧；追求效果的妥协是生活智慧；强者对弱者的妥协是涵养与牺牲。一个社会鄙视妥协，是文明水准低下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