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崇敬之情再读巴金写的最后一篇散文，一篇未曾写完的散文——《怀念振铎》。

巴金回顾往事，称郑振铎是“我的前辈”，“把我送进了文学界”。他用平实而饱醮着浓郁感情之笔，倾述他的深切怀念之情。让我最为感慨的是巴金与郑振铎发生过龃龉的往事。当年,巴金年轻气盛，就文论稿“有些偏执”，“常常固执己见”，“中间也有吵架的时候”。对于郑振铎抢救古籍古书之为，巴金给予“训斥”，认为那是“文化的招牌还高高地挂在商店的门榜上，而我们这文坛也被操纵在商人手里，在商店的周围再聚集着一群无文的文人”。这是够尖锐的“训斥”了，而郑振铎却以“宽松、厚道”待之。郑振铎“好像不曾读过”巴金的“训斥”，“从未提及它们”，“也不曾批评我”，“他仍然关心我，鼓励我”。于是巴金觉得“有一种力量逼着我拿自己同他相比”，产生一种“内心的自省”。这种“力量”既源于郑振铎正直的人格力量，也源于巴金的自省欲望，“做人比为文更重要”。巴金与郑振铎之间的“友谊并未受到损伤”。

难忘郑振铎。巴金早在1989年春就动笔写《怀念振铎》，由于不久发生社会风波动荡，便无心写下去。1998年底，巴金感到身体愈来愈虚弱，但他觉得心里对郑振铎的怀念一定得说出来。他开始续写。其后，因为病情危重，做了气管切开术，使《怀念振铎》成了一篇未完稿。

巴金与郑振铎的相处和友谊应该是文化人的楷模，值得我们敬仰。

社会进步到现代文明时代，这种友谊似乎倒反而被冷落在一边了。当今文化人，许多变得碰不得了。有“明星”“名嘴”写有“大作”，别人要是说他的“大作”中有病句有错别字，他们立马就会利用其阵地板着面孔训人，甚至破口大骂。这且不去说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家”，一有不敬之辞，也会不依不饶，直至闹到公堂去分个我是你非。当今文坛热闹是够热闹的了，却透出某些文化人的小家子气。

原以为只是卖菜的遇上市场管理员碰不得，驾驶员遇上交警碰不得，病人对医生、护士碰不得，学生对老师碰不得，老百姓对当官的碰不得。现在这“碰不得”又增加了“家族成员”，某些文化人，尤其是有了名气的文化人更是碰不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市场经济给文化人带来的浮躁，还是当今文化人因为文化底气不足而变得如此脆弱呢？是缺乏修养而没有那种面对批评的胸怀和大度，还是已经把自己设置在“神坛”上，变得神圣不可冒犯呢？是因为自命为文化人而实际上就是个一心想赚钱的商人，还是当今文化人精神上的退化呢？应该好好思考一番。

我们这样一个央央大国，我们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我们又有这么多的文化人，我们不应该再出几个鲁迅、巴金吗？我们不应该在诺贝尔文学奖占有一席之地吗？自省之心的缺失，大概也是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