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是巴金“文革”后作品。巴金百岁华诞时，读末篇《怀念胡风》，倾听一个耄耋老人凄怆而酸涩的回忆，深深为巴老那颗剧烈跳动的忏悔之心而震撼，急欲一吐为快。

巴金与胡风是“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同学”。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巴金就同胡风相识交往。他们都是“主动团结在鲁迅先生周围”的作家，“都把先生当作老师”。鲁迅先生逝世，他们都参加了治丧工作，扶柩送先生。在巴金的印象里，胡风“至少比自己进步”，是一个“生龙活虎的文艺战士”。

1955年，全国骤然风云突变，刮起十二级飓风，掀起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巴金原本就有一颗慈爱心，绝不是那种追风遂浪的作家。他“写文章从来不去管口号不口号”，“只是说自己想说的话”。然而，在那种杀气腾腾的政治氛围下，作为上海作协主席的巴金，焉能容得他一言不发？沉默权也是没有的。他不得不“主持过几次批判会”“写过三篇文章”批判胡风。文章内容又都是“别人说过的话”，但他深深内疚，总觉得“欠下了债”。

在“人斗人”年代，有多少人心狠手辣“创造性”地斗人整人？可是，当云开日出，春天到来之后，又有几个人有忏悔之心，对自己手下遭害的人说一声“对不起”？更不要说有季羡林先生所期望的“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了。（见季先生《牛棚杂忆》）他们最多轻飘飘说一句，那是历史大背景使然，就心安理得快活去了。可巴金在“文革”的恶梦结束之后，再见到已经“神情木然，生气毫无”的胡风，见到全无往日“有说有笑，精力充沛”的胡风，他是“差一点流出眼泪”。胡风逝世，他更觉得“好象有什么堵住我的胸口，不吐出来，总感觉到透不过气”，要“写点什么”，以此“补偿过去对亡友的损害”。在写这篇《怀念胡风》的时候，高龄的巴金几次住院，已是个“衰老的病人”，“有时每天只写三、五十个字”也坚持着写下去，花了近一年时间才完成。他毫不留情地自我解剖，对自己过去的“违心之论”反躬自责，“我又怎样为自己解释呢？”“我怎样向后人交代？”“虽然不见有人出来承认对什么错误‘应当负责’，但是我向着井口投掷石块就没有自己的一份责任？”读到这里，我分明看到巴老那一脸沉重的神态，那颗深深自责自悔之心。于人性的叩问中，巴老如同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坦露出末日审判的忏悔精神，真诚、真性、真情。我敬佩巴老敢于直面自己那段“人变兽”的历史，敬佩他的勇气和胸怀。

读罢《怀念胡风》，掩卷长思：尘世许多的假、丑、恶现象，有的人已经到了不以为耻的地步，是不是因为人们丢弃了忏悔之心？而在人性中，忏悔的缺席是十分可怕的。一个不知悔悟的人，他胸膛里的那颗心必然是冰冷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起码的道德良知。读巴金，不该多点忏悔，去扼止精神的堕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