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说，“‘十年牛棚’的一笔账让下一代的历史家去算”，一代宗师季羡林说不。他把他在“文革”的血泪经历如实记录下来，这就是《牛棚杂忆》。书的封面上是一幅季老朴实而慈祥的半身像，还有两行醒目的文字，“这是一本用血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未曾打开书页，便有一种沉重感注满胸膛。

季羡林德高望重，博古通今，满腹经纶，国人敬仰。读《牛棚杂忆》，字里行间，更加深对这位一代宗师的认识。

上了岁数的人都经历过疯狂的“文革”，无不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教训。季老之所以把已经结上痂的伤口再度揭开而公之于众，是因为“文革”的教训是用深深的苦难和无数的生命换来的，是用数以千亿计的经济损失换来的。有人或许因为不堪回首，或不忍再触动旧伤，不愿形诸文字，但岂能用一句“向前看”了结？

季先生感到悲哀的是，那段使中华民族蒙羞忍辱的历史似乎已经被尘封起来。年轻人尤其不能理解父辈谈起的那段经历，以为是天方夜谭。商业上甚至用“红卫兵促销”，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出“文革史盲症”的印象。季先生认为，“文革”不能淡漠遗忘。尽管早就从那场恶梦中醒来，已经远离了那段历史，然而，时至今日，那种玩弄法治于股掌之间，甚至无法无天草菅人命的现象，那种权力即“真理”的操作，那种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现象，等等等等，只要经历过那场浩劫的人，都能感受到“文革”幽灵的晃动。这种“遗风”让季先生感到，“‘文化大革命’似乎还没有过去”。汲取教训，增强免疫力，“对我们进一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是非常有用的”。正是出于对未来负责的思考，季先生“下定决心，自己来写了”。

季先生在《杂忆》中，十分关注人性思考。季先生是“研究佛教史的人”。他认为，“印度的地狱是真正的博大精深”。而“文革”的“牛棚里制造的恐怖气氛，同佛教地狱比较起来，远远超过印度的原版”。一想起牛棚日月，“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寒而栗、毛发直竖”。一个师从季先生最紧的弟子，“文革”一来，即把季先生平素不经意的每句“黑话”都“揭发”出来，成为批斗季先生最凶悍的“干将”。季先生哀叹之余，甚至开始怀疑他所信奉的“性善论”，他觉得那帮人只有“兽性”。

当然，在“文革”中，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像被割断喉管而不屈的张志新，也不必责怪那些举拳头喊“打倒”的人。又当然，“文革”中种种骇人听闻的残酷，要算在“四人帮”头上。然而，季先生认为，那些把人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人，那些连“禽兽也想不出来”，创造性地“折磨别人以取乐”的人，那些肆无忌惮践踏人的尊严的人，总不能一概用“受蒙蔽”而心安理得吧。那些人不该作一些人性的反思吗？季先生期待着，期待他们还“有点良心”，能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反思一番，但他失望了。于是，他奋笔疾书，写出《牛棚杂忆》，认为这是“为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做了一件好事”。

季先生在篇末提出这样的问题,尤其发人沉思:“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人们“吸取了教训没有”？“教训在哪里”？他直率地认为，有人“偏偏不回答”这类问题，“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他是十分忧虑的。

读《牛棚杂忆》，正如季先生说的“绝不说半句谎言”，我们也的确强烈感受到他至朴至真的感情。从恶梦中醒来，他看到“天日重开”，朝霞灿烂。因此，他的笔下又是饱含着对未来的希望和激情。他深信，“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世纪”。

读《牛棚杂忆》，季先生忧国忧民之心可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