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人在表达自己生命感觉的时候，常常能够抓住自己生命的鲜活的觉态，比如《浮士德》《复活》，可是前人留下的文章常常是比较温吞的、节制的、含蓄的，那种放荡的韵致却被遮掩了。

最早摆脱套路的是那些有出国经历的文人，这里特别提到黄遵宪，黄遵宪是清末不能不提的大诗人。年轻的时候对诗歌创作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我手写吾口”。他的观念大概是应借古人的神韵、技巧来写今日之事。高旭把他称作是中国诗界的哥伦布。

梁启超是在文学层面最早颠覆同城派文章观念的人。他自己的思路既有韩愈的一句，也有报纸新闻的味道，他的文章汪洋恣肆，他的语体把日常的口语和中国古文章那种气势给表达出来，更具有现代的新意。他的《过渡时代论》就用很有力量的语句来描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故过渡时代者十，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美哉过渡时大乎！”梁启超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应试考者的枕中之秘。他说欲新一国之名，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因接触吸血而发生精神的变化，一是从器物上感到自己的不足，二是发现自己的制度存在瑕疵，第三意识的文化出现的问题。他的文章也明显带有过渡时期的痕迹。

鲁迅也受梁启超的影响，他曾经说那时的留学生最喜欢的几句话叫“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这样的狂士之风。章太炎在日本创办了《民报》，是后来国民党的一个党刊。发表了许多有趣的文章，风格、行文都和过去很不同，有一种狂傲之气，有一种阳刚之力的美。

章太炎认为汉代的时候，人的骨骼非常强大，近代以来中国男人已经没有伟岸的骨骼和高大的身躯，清代的文学是媚态的文化，是奴性的表达。所谓奴性的表达成了专制统治下的一个工具，所有读书人都知道称颂，都是要在皇权下面书写对世界、对人生、对自我的看法，个人的那种游历于宇宙之内的自由的畅想东西完全被抑制住了。章太炎在文章学上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他喜欢魏晋文章，对清代文学的看法不好，认为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不过一点小聪明。他认为中国的古语很有生命力，现在人们把它忘记了。章太炎的文章能够读懂的很少，他使用的词语多是老的，死去的古语，能够使其妙意的人不多。但是胡适认为他的文章方向有问题，后继无人。鲁迅回忆说，看到《民报》上章太炎与康有为等人论战的时候，那血气的文字，令人神往。

鲁迅看出了文化的问题，他认为“未来的文化，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我们的文化主要内容是什么？就是立人，人立了以后，每个人都成为自己，而不要成为别人，这样我们的文化才有希望。

周作人的观点：1.文章的使命在于阐时代精神，阐人情，用它来昭示自己，文章的灵魂在于鸿思。2.文章的使命在于阐释时代精神，准确无误。3.文章的使命在于阐述人情，用它来向世人昭示自己的情怀。4.文章的使命在于发神思，趣人生以进于高尚也。

晚清文人美学观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王国维是晚清学界的拓新之人。王国维《文学小言》说：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真的文学，境界颇高。

写作风格的变化，陈季同《黄衫客传奇》打破了章回小说的套路，在叙事体上实现了变革与创新。陈季同身上东西 文化交融，思想也比较复杂。辜鸿铭英语很好，思想却很保守，他向西方介绍中国，也在中国人面前表达自己的开阔视野，不一味赞佩西洋的艺术，也坚守固有的文明。

晚清文化的第二趋势是翻译的作品多了起来。严复的《天演论》汉语的词汇运用非常精妙，这个人很有才华。

当时翻译翻译界除了魏源、严复这些人，影响最大的人是林纾。他有点自闭，后来一个刘洋回来的人给他转述夕阳的名著，他用古文来写就开始了奇妙的翻译生涯，他把西洋小说写的很迷人。《茶花女》由于他翻译的古奥典雅，把中国文章里最好的东西和西洋文化这些有趣的存在嫁接起来，让人一唱三叹。但是遇到男女爱情这个问题，他就很为节制。更多的主张文学艺术是发乎于情而止乎于礼。他的第一任太太去世以后，又娶了一个太太，一直视为妾将其扶正，他的传统观念非常浓厚，对生活的理解很呆板。林纾的语言和章太炎不一样，林纾用的是典雅、高贵的中国古文，系士大夫的语言，表现了汉语的深切性、深邃性。

中国读书人关注俄罗斯文学，一个主要原因是俄国作家所面临的社会与当时的中国社会非常相似，俄国教会的腐败和沙皇残酷的统治，造成国民性普遍的萎顿，人们没有个性，生活于无趣的环境，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托尔斯泰的写作是对麻木生活的颠覆，以慈悲感召唤出人间的大爱，而那精神的光则照出生活的卑琐。图格列夫也是这样。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不一样，哈姆雷特犹豫不决，堂吉诃德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冲向风车，不计后果。”俄国知识分子所思考的话题，来寻路的一种渴望。

鲁迅兄弟两翻译《域外小说集》，和章太炎的文章一样，通篇晦涩不好懂，结果出版以后境况很惨，第1册才卖了20余本。

苏曼殊翻译过雨果的《悲惨世界》小说片段，读者很是喜爱。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后来出家做了和尚，中文不行，日文非常好，他和陈独秀、章士钊住在一起，受他们的影响，诗文开始变化。在鲁迅之前，他是中国最好的小说家，可惜活得太短。《破簪记》、《绛纱记》、《断鸿零雁记》写得非常好。苏蔓说的文章非常儒雅高贵贵族，他把汉文里最典雅佛学里最神圣的东西放在里面，加上个人的哀怨以及男女爱情的东西。

包笑天这不同他放下架子写底层人的生活，合大众口味。不要以为通俗文学都是土生土长的，他们西洋小说的元素是不可回避的，比如说福尔摩斯小说就刺激了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

王国维的文章好和他阅读翻译了西方的哲学著作有关他的文字，颇有内蕴精神，有相当的力度，在思想的深刻性上是超出梁启超这类人物的。     

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从南京迁到北京教育部，当时的官员特别有才华，都是新旧式的文人，他们有篆刻的，有搞书法的，有搞青铜器研究的，有搞翻译的，大学的规章制度就是这些人搞起来的。他们既懂西洋艺术，又懂得中国传统的东西，所以当他们面对中国教育设置时，有一套自己的思路，希望打通中西文化隔阂，把西洋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很好的结合起来。当时教育部部长蔡元培就有兼容并包的精神。

胡适在《50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1904年科举废止了，但是没有人出来明明白白的主张白话文化。”胡适的思路是激进的，比梁启超那段人更为彻底。新文学的登场已势不可当。

民国文人各个领域的人都在探讨中国文化的走向，他们觉得旧的自学方式存在问题，引进新的方法和视角，才可能突破精神的盲点。

光绪24年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问世，这是中国第一本语法书。在书中，马建忠感叹西方童子入学有章可循，孩子在一种规则中很快把握写作的本领。马建忠之后研究语言学方面的人渐渐增多，胡适的演讲题目《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赵元任发表的专论《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字及其进行方法》。胡适认为“中国的文言文是个半死的语言”，“白话文是活的语言”，他萌动了关于文学改良的观念。

语言研究中也不乏世界主义者，1907年吴志辉在巴黎办了一个叫新世纪的杂志，主张世界语。章太炎反对，周作人、鲁迅、蔡元培、陈独秀等人曾呼应这个观点。

这种语言研究的自觉，慢慢催促了一种新的文化观念。章太炎把废置的用语拿出来用在今天的文章中，这是逆积习的选择。康有为曾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讨论过语言的繁和简的问题。他说 “篆繁而隶简”“楷正繁而行草简”“人事趋于巧变，此天理之自然也。” 无论是保守者还是激进的文人，很多人在讨论语言的问题时，都有与先前不同的观念。

语言研究的自觉，开启了一个风气。民国成立后，文化界涌现出各类思想，吸引人们的多是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文学的思潮，语言问题也正是和这些思潮一起被人们所意识到的。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进入一个民国时代，当时胡适在美国很兴奋，他很自豪“中国是亚洲唯独一个多党的民主共和的国家”。他对国内文化动态的关注度很高，给一些报纸杂志投递了诸多文章，他和陈独秀的结识就在这个时期。《新青年》眼光很开阔，把胡适这样的人拉进来，有了国际的视野。陈独秀翻译了《妇人观》讨论女性问题。他还翻译了美国国歌，用的是文言文，很古朴。“爱吾土兮自由乡，祖宗之所埋骨……”，说明当时他还有旧式文人的积习。《新青年》所推荐的文章很有世界眼光，有翻译的剧本、哲学、科学的文章，有介绍欧洲的短篇小说，有介绍日本文化，还有刘半农对洋人诗歌的转述，马君武对西洋思想的推荐等等，都有春风扑面的新鲜感。

胡适是《新青年》的主力作者。他有一种表达的冲动，这个人很可爱，文字单纯显得聪明。1917年，胡适写作了《文学改良刍议》，讲的是文章学层面的东西，不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但背后有一种哲学的影子。他谈到“八不主义”都是文章学方面的话题：首先须言之有物。第二，不模仿古人。第三，须讲求文法。第四，不作无病之呻吟。第五，务去滥调套语。第六，不用典。第七，不讲对仗。第八，不避俗字俗语。胡适要拯救汉语的书写，有很大的野心。

胡适觉得古文不行，文章提倡“谈话风”，引进聊天语言，因为这个语言里边有生命的温度。但是钱钟书讽刺胡适功底不及林纾。汪曾祺曾写过一篇文章，专门批评《文学改良刍议》，说胡适在耶鲁大学演讲时说所谓“八不主义”是把文学当成工具，文言文有一些问题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文言文的美，胡适不幸的遗漏掉了。当时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正处在一个起飞转型的时期，白话文还有自身的限度。胡适把文学语言作为工具，就不能发现汉语言里边内在的潜质。王国维比他高明的地方在于从“境界说”来谈文学的好坏，文学的高低取决于人格与审美的境界。

陈独秀走的路更为极端。他的《文学革命论》文章有一种狂士之风，大有舍我其谁的气象。他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立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鲁迅的观点：中国文化有两个特点，一个叫蛮，一个叫骗，它的结果就是不会面对问题，人们日益陶醉着遁迹山林，不食人间烟火，是无病呻吟。

如何建立新文章的理论，人们进行了有趣的探索。五四以来文学注入了新风“谈话风”。心口如一，“一清如水”，“即兴”与“赋得”。用张中行的话说，好文章均非用力，可为聊天式的表达，亲切而有魅力，这样的文风，现在得之者真的不多，它其实也是“心之文”的一种体现。

遥想孔子当年留下的文字也是谈话的片段，那些精彩的词句都非正襟危坐的产物，而是心性自然的流露。后来的儒生不是这样，把思想搞得一本正经，洒脱的存在不见了。

在中国这样一个载道传统很盛的国度，文章装模作样者多多，独于性灵与生命的本真无关。鲁迅《阿Q正传》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以及周作人的作品做得都很好。你会感到文如其人，连作者的声音表情似乎都可看到。

“谈话风”不仅最为透明，也最为综合。它让小说的、诗的、理论的种种要素全部融入自己的性情里，也就是一种全人格的表达，也就是前人所说的文人传统，以完整的个人对应较完整的文化。

周作人对文章的看法有“言志”的观念，他批判韩愈似的布道，装出的样子是滑稽可笑的。周氏兄弟对梁启超的“新民体”有拒绝之意。新的白话文学的魅力在于它在根本的层面脱离了梁启超的“道之文”的窠臼，是启人心智的。

五四以后的白话文。像刚脱了长袍的人的漫步，随和自然多了。鲁迅、张爱玲、赵树理，这些人没有古今之分，并不把自己划到笼子里。文白之间，本来不是泾渭分明的对立。由文言到白话的过程，恰似人戴镣铐舞蹈到自由奔跑的过程。

后来又尝试俗语入文，口语入文。鲁迅、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很快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对于新文化人来说，清理旧的文章学理念中的余毒才是根本任务。文章学观念最大的变化是对韩愈以来的传统的颠覆，这是文学进化的标志之一。周作人的一个基本思路是，文章乃言志的产物，非载道的工具。言志是即兴的，载道是赋得的，后者来奴性的文本。颠覆士大夫文体，最为深切的是鲁迅的文章。

白话文学面世，文言文隐退，不久就被人们所接受。胡适主张的文学改良消极的一面也出来了，后来文章的发展越来越简化，语言的审美就低不就高，文革期间汉语词汇量少得可怜，话白了，意少了，诗情则更为寥落。这一点汪曾祺看得很清楚，他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批评了胡适的“八不主义”，指出鲁迅虽然。诅咒反对白话文的人，但他在一本书的后记里面却用的是文言。他说很难找到一种语言，是前人完全没有讲过的。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深厚，语言的含蕴越丰富。张中行《文言与白话》专门讨论文言文和白话文，他分析了两者的优点和缺点。他说现代作家中最好的文章是懂古文的人写的。张中行认为文和言是两个问题，书面语与口语融合起来有审美的新意，其实并不容易。

由此可见，好的作家不太计较新旧的好坏，断然画出界限，彼此隔膜是可笑的。

近现代旧派小说 和海派文化的兴起有关。那些描写都市情感的市民小说，带着晚清文人的趣味，夹杂世界里的恩怨，以立体的眼光审视人间，不惧俗音，又多煽情，与旧道德略有反对，却又甚乏朗健之色，社会病态与文体病态多少存在一二，其中《九尾龟》影响较大，透出那时候的世道人心，作者是漱六山房，延续了明清小说的特点，在上海拥有相当的读者。小说顺着人欲而点染是非，不见曹雪芹高高朗照的光泽，不免流于琐事与江湖之态，精神乃世俗文人的微光，不能给人清爽高远的感觉，迎合大众的笔触太多，独立神思之处甚少。

吴趼人最著名的作品《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鲁迅评价说他的这部作品“言违真实，感人之力顿微……”他的言情小说《恨海》《劫余灰》《情变》很有名。

在诸多言情小说里，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的价值不可小视。小说有一种色彩的多致与音响的繁复，又无《金瓶梅》的淫气，与《九尾龟》的赤裸裸的笔触有别。晚清的上海吃喝玩乐的氛围，看出一种旧文明的老气，但看戏、饮酒、朋类之聚，乃享世文化的一缕晚照。人只能在这类无光的生活里出出进进，精神的暗淡是一看即知的。虽是倌人内外的旧事，亦人间真情所在，可怜的人间与可叹的世道在此被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可谓参悟甚深的人间妙笔。

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写旧式婚姻之恶，如屡屡阴风，吹得周天寒彻，青年的挚爱不得实现，压抑苦楚之痛不绝，美的凋零让人唏嘘不已。

鸳鸯蝴蝶派。周瘦鹃《旧约》《旧恨》《脚》。新文化运动后，文人出现了新旧的风化。新闻人普遍不喜欢鸳鸯蝴蝶派的文字，将其看成落伍者言。认为他们不是人的文学，缺乏现代的人文价值和知识分子精神。他们要引进的是域外的人道主义精神思考，人间矛盾揭示历史，暗色不过是启示读者成为有个性有思想的新人而已。但是大众有大众的阅读，精英文人可以嗤之以鼻，可是百姓还是买他们的账，文学的生态就是这样的。新闻人在抨击晚清文人的时候，急于建立自己的理论，一致把就是小说妖魔化，那也是过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