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常谈》如同一只小船，将我们带进经典的海洋。又像是一个百度地图上的导航，带领我们从春秋走到民国。朱自清先生像个导游与我们同行，按小学、经、史、子、集的顺序向我们一一介绍中华经典。他用利落明快，幽默通俗的语言，将那些我们同学原先非常陌生的作品介绍给我们。同学们要学会梳理，并且带着浓厚的兴趣与好奇心去阅读思考，一定会收获满满。

 

小学 

《经典常谈》一共十三章，首章便是《说文解字》，东汉许慎编著。有人也许好奇，许慎在孔子之后，为什么不先从孔子的作品开始讲起？这其实很好理解，识字教育第一，最早的字书《史籀篇》用的“籀文”，又称“大篆”。李斯的《仓颉篇》用的是小篆。东汉和帝时的许慎《说文解字》里搜罗了9000字，分属540部首，每个字都有注解。它保存了小篆和晚周的文字，让人们可以溯源沿流。每个字后面都有形音义的注释。有趣的是，我们读了《说文解字》会发现是先有文后有字，此处的文通“纹”，指图画，即先有象形字，后来“字”出了很多的汉字。仓颉造字，商代的甲骨文（卜辞），周代的金文，这些文字或铸、或契、或书、或印，留存在不同的材料上，竹木简最多，战国有帛，汉代有纸，但因无法保存，汉代以前的书已经荡然无存。造字和用字的“六书”，我们可以借助具体的字例理解，非常有趣。秦朝统一文字，先是小篆后有隶书；汉末出现章草，魏晋出现今草；楷书起于东汉，盛于唐代；行书起于东汉，盛于东晋。如今，又有了行草。

 

经

二到七章介绍的是 “经”，即儒家的“四书五经”。儒家将《周易》排在五经之首。朱自清从民间的八卦图说起，讲伏羲绘制“河图”的传说，发现甲骨卜辞；讲筮法中的数字，64卦，每卦6爻，记录下来就是卦辞和爻辞。“卜筮官将卦爻辞按着卦爻的顺序编辑起来，便成了《周易》这部书。《周易》据传是周文王所作。孔子喜欢研究易学，《易传》据说为孔子所作，解释了其中的卦辞和爻辞。儒家给卦爻辞作了种种新的解释，存下来就是所谓的《易传》。《易传》为儒家经典，是战国末期的事，《周易》被儒家哲学化了，而民间的《周易》成了巫术。

《尚书》中国最古的记言历史。古代言文一致，《尚书》记载的应该是雅言，当时的官话，被称作“辞”。平时的号令叫做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话称为命，臣告君的话有时称为谟。《尚书》的流传很曲折，伏生藏书，孔壁藏书，王肃造伪书，几经波折。故事性很强，读起来很有意思。真伪《古文尚书》好像是真假美猴王，直到清代学者努力搜集证据，才辨伪存真。朱先生说《尚书》是鬼治主义，而儒家是德治主义。王肃的伪《古文尚书》推崇德治，王肃又是武帝的外祖父，没人敢说真话。

古代歌谣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一人清唱称为徒歌，多人清唱称但歌，配乐歌唱称乐歌。采诗官一开始叫太师。《诗经》是流传下来的歌词。春秋时期，《诗》被各国使臣断章取义，作为外交的辞令。所以孔子对儿子讲，“不学诗无以立。”所谓的“诗言志”，那“志”总是关联着政治或者教化的。《野有蔓草》是一个很好的事例。

《诗序》解释了《诗经》“六义”。  对《诗经》解读最有权威的是毛氏的《诗传》和郑玄的《诗笺》。郑玄按《诗经》的国别和篇次，系统地附合史料，编成《诗谱》，差不多给每篇诗都确定了时代。  

《三礼》主要介绍三礼的内容，讲述关于“三本”（天地、亲、君师）、礼治（政治制度、宗教仪式、风俗习惯）的内容。儒家重视礼，同时将乐也放在其中。书中讲了礼乐与刑政的关系。还重点讲了《礼记》的流传与注书。《春秋三传》介绍了孔子编撰《春秋》的意图、比较重点地讨论了《左传》与《春秋》的关系。

 

史

八九两章讲的是“史”，包括《战国策》第八，《<史记>和<汉书> 》第九。

《战国策》主要讲战国时期策士在外交上的作用，外交办得好，可以免去战祸；就是不得不战，也可以找个帮手。苏秦联合南北叫“合纵”，张仪联合东西叫“连横”。人们认为《战国策》文辞胜，但“所记之事浅陋不足道”。所记的事上接春秋下至楚汉，一共202年，所以，它也是一部重要的古史，“战国”这个词也是刘向首定的。   

《 <史记><汉书>第九》作者主要介绍了两部史书的作者，创作背景。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异同，加深印象：

1.都是纪传体。《史记》为一人所作，《汉书》为四人合作。《史记》叙事自黄帝以来到著者当世，即汉武帝的时候，首尾3000多年；而《汉书》却以汉室为段，从高祖到王莽只有230年。《史记》是纪传体通史，《汉书》是纪传体断代史。

2.汉代是辞赋的时代，《汉书》受辞赋的影响，弘丽精整，多用排偶。《史记》用散行文字。唐以前的人喜欢《汉书》，而唐以后的人喜欢《史记》。唐韩愈提倡“古文运动”，散文逐渐成为正统。

3.《史记》“文直而事核”，司马迁感慨多，微情妙旨，常在文字蹊径之外；《汉书》“文赡而事详”，一览之余，情词俱尽。《汉书》更加客观，守尺度。

4.二书文质和繁省，虽然各不相同，而所采者广博，所择者精确，却是一样的；另外组织的宏大，描写的曲达，也同工异曲，二书并称良史，绝非偶然。

 

子

第十章是“子”。文中分析诸子出现的社会背景：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社会动乱，诸子各抒己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各成其说，形成各自的哲学。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术民众化的人，儒士多半是上层社会的失业流民，儒家所拥护的制度，所讲所行的道德，也是上层社会所讲所行的。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记叙文王周公的事业是他的使命。“正名主义”是孔子的政治学说，名不正，言不顺，名正言顺。儒家提倡仁，圣人要有不忍人之心，发不忍人之政，即“王政”。之后有孟子、荀子。孟子注重圣王的道德，圣王建立国家，是为了明分息争。孟子从功利主义出发，给一切文化和制度找到理论依据。

墨家代表的是下层失业流民多半为武士，他们是有团体的组织，他们的首领叫做巨子，他们是打仗的专家，也是制造武器的专家，但是他们反对侵略，提倡非攻、兼爱，主张节用、非乐。

道家大多是隐士，反对一切文化制度。思想消极，对世事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杨朱建立“为我”的学说，主张“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老子主张顺应自然，无为而治，无治而治；庄子主张绝对的自由，绝对的平等，老庄两派汉代总称为道家。

法家出于法术之士。社会复杂，人治、礼治，都不适用了，法家创造一种新的政治方法，帮助君主整理国政就是法治。法术之士分重势（君权）、重术（技巧）、重法（规矩）三派，而韩非子集其大成。

另外还有德士、方士。

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刘安编撰《淮南子》，都以道家为思想基调，想统一人们的思想，没有成功。最终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功名利禄，提倡儒学统于一尊。至此，停止了百家争鸣。

 

集

十一到十三章是“集”，分别介绍了辞赋、诗、文。

辞赋：首先介绍屈原及其作品《离骚》《九章》，还有《九歌》《天问》《远游》《招魂》。屈原受庄学的影响很大。好隐，谲谏。用“香草美人”比喻贤臣与怀王。《离骚》各篇多用“兮”字足句，句读参差不齐为主。宋玉的《九辩》模拟了《离骚》的题材和体制。汉代称这种体制为“辞”，“楚辞”，也有称“赋”的。荀子的《赋篇》为最早的“赋”。安排主客问答，问答成篇。（《赤壁赋》中就有主客问答）贾谊是荀卿的弟子，与屈原境遇相似，久居屈原故乡。赋逐渐散文化。

诗：从乐府诗说起，在讲到五言诗体的发展。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曹氏三父子用乐府旧题写诗，在五言诗上下功夫。阮籍为五言诗奠定了基础，并有了抒情的五言诗。晋代诗渐渐排偶化、典故化，取法《楚辞》，借古人和神仙书写怀抱。后来流行玄言诗，融化老庄的文句，抽象说理，如《兰亭集诗》（东晋40多位文人雅士在会稽山阴的兰亭水边作诗，37首诗汇编成集）。陶渊明是老庄的信徒，第一个将田园生活描写在诗里，成为千古隐逸诗人之宗。谢灵运是东晋至刘宋时期的大臣，佛学家、旅行家、山水诗派鼻祖，他是第一个在诗里用全力刻画山水的人，第一个用全力雕琢字句的人。他用排偶、用典故，却能创造新鲜的句子。陶是写意，谢是工笔。

齐武帝年永明年间“声律说”大盛。四声的分别、平仄的性质、双声叠韵的作用，开始被人们重视。从此诗文都力求协调，一面讲究用典，一面讲究声律，侧重技巧。到了梁简文帝，出现了专咏艳情的“宫体诗”，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题材不外乎咏物与描写女性，诗的境界、形式和题材变得狭窄。后来七言的歌渐渐发展，唐代谐调发展，成立了律诗绝句，称为近体诗，当然也有用古体诗写的诗。沈佺期、宋之问奠定了律诗的体制。

陈子昂、李白都否定了古体诗的题材。李白撇开了排偶和谐调，做他的七言乐府。他借乐府旧题书写自己的生活，他的生活态度是出世的，为人称为“天上谪仙人”。他的歌行增进了七言诗的价值，他的绝句更代表着新制。杜甫是儒家的信徒，“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身经离乱，亲见民间疾苦，他的诗书写大时代。唐代以诗取士，诗可应试。诗又是供给乐工歌妓唱给宫廷贵人听。杜甫诗写民间疾苦，开辟了新世界。杜甫的诗“沉着痛快”影响了两宋时代。

后来又有了元稹和白居易主张诗“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当时最流传的是他们新创的协调的七言叙事诗，即所谓的“长庆体”。

晚唐时推李商隐和杜牧为大家。宋初的诗专学李商隐，王禹偁独学杜甫，开了新风气。欧阳修、梅尧臣发现了韩愈，启使了宋诗的散文化。散文化到苏轼，便发展到了极致。南宋的三大诗家杨万里、范成大、陆游都是从苏轼的江西诗派变化出来的。宋诗议论多，又一味刻画，多用俗语，拗折声调，被人们认为押韵的文不是诗。但这便是创新，是增扩，也就是进步。

文：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辞。《周易》卦爻辞、《鲁春秋》都不成篇章。《虞夏书》大部分是追记。《商书》不但有章节，成了篇，有了叙述文的发展，也是议论文的源头。《尚书》大部分是辞，是官文书。春秋时期，注重外交辞令。“雅言”是当时的官话，孔子讲学就用雅言，不用鲁语。孔子说“辞”只要“达”就成。战国时期游说之风大盛，他们铺张局势，滔滔不绝，像背书似的天花乱坠。墨子是第一个注意辩论方法的人，他主张言必有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行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后来墨家发展了他的辩论方法，有了《墨经》。儒家的孟子荀子也重辩，但是道家的老庄，法家的韩非都不重辩。叫“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孔子开了私人讲学的风气。第一个私家著作是《论语》。《论语》以记言为主，很简单。孔子主张“慎言”，痛恨“巧言”和“利口”，其言质直。到了墨子和孟子就铺排的多了。孟子是好辩之人，记言体制恢张。这种记言是直接的对话，后来发展为独白，便是“论”。“论”有《老子》《墨经》《韩非子》《管子》中的部分。还有一种“寓言”，借着神话或历史故事来书论如《庄子》多用神族，《韩非子》多用历史故事。战国游士的说辞也喜欢用譬喻，譬喻成了风气，开辟了后来辞赋的路。

“论”只是以篇为单位，书的观念还没有。直到《吕氏春秋》才成了第一部有系统的书。后来有刘安主编的《淮南子》。著作多用雅言，言文渐渐分离。伴随着议论文的发展，记事文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春秋左氏传》是一座里程碑，后有《国语》《左传》《战国策》。

《春秋》的编年不成一部书，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才是第一部有自己系统的史书。他创造了纪传体，以剪裁与组织见长。《左传》只描写事，司马迁进一步描写人物，更难一些。班彪论 《史记》：“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就是说司马迁行文自然：记事寓情，低徊不尽；悲愤的情怀常流露在字里行间。明代茅坤称他“出风入骚”。

汉武帝时盛行辞赋，赋的特色是铺张排偶，用典故。西汉记事记言都还用散形的文字，寓意大抵简明。东汉就在散形里夹杂排偶。汉魏之际，排偶更盛。西汉普遍文字句子很短，最短有两个字。东汉的句子便长起来，最短的是四个字。末代更长，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两句来完成一个意思。所谓骈文或骈体，便是这样开始发展的。骈体出于辞赋，夹带着不少抒情的成分。而句逗整齐，对偶工丽，可以悦目；声调和谐，可以悦耳。

梁昭明太子在《文选》里第一次提出文的标准。梁元帝说用典故、有对偶、协声调的抒情作品才能叫做文。这种文大体上专指诗赋和骈体文。后来韩愈提倡散文。唐代有了两种新文体，一是语录，一是传奇。宋代有了话本，之后有了白话小说。明代有了八股文。到了清末，梁启超先生的新文体登峰造极。胡适提出白话文，五四运动后畅行。

 

书海茫茫，烟波浩渺。循着经典的方向，不会迷路，《经典常谈》是一部极好的导航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