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思维是有惯性的，所以有些观念先入为主很难更改。可是在没有理解新观念的前提下“固执己见”乃人类思想之光辉。正是因为历代许许多多的“固执”与“迂腐”才有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飞跃。

世界精神分析学的鼻祖弗罗伊德的观点产生后百年，无人能够接受。百余年后，人们才发现其学说的价值。所以在与友人论辩时，即便说服不了对方，冷静下来也为其那份坚守感到高兴。固执，是人思想上的坚守，这种坚守为人类留下了诸如“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学”之类的许多文明成果。可是也不可否认，固执的历程存在分化，一种是始终理解不了，于是坚守如初；另一种是缺乏面对真实的勇气，不肯面对现实。前者系人类执着的良好品质，后者则系人性上的缺陷。那么如何规避这种缺陷形成良好的品质呢？虽无灵丹妙药，到也并非毫规律可循。

认识论太深奥，大多数人也研究不透。可不学认识论也不一定就无法窥透事物的本来面目，了解一下一般认识规律，经过较长的反复过程也能接近事物的本质，这就是“质疑”。但凡遇到的事物，能够证实的证实，能够证伪的证伪，即不能够证实也不能证伪的存疑最好。疑是种学问，大多数人本能生疑，但仅仅停留在怀疑层面与质疑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怀疑，缺乏追求结论的主观意愿。质疑则不然，这是一种探寻结果的过程。许多真知灼见都是经过反复质疑得出的结论，所以对不在行的事，不易匆忙下绝对的结论，但可以大胆质疑。质疑成论乃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系一种探寻事物本质的有效方式。质疑成论，就必须反思成见。当人类面对前所未有的问题时，一定是现有的观念出了差，以成见寻求解决问题方法，无异于缘木求鱼。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就是在不断肯定与不断否定到再肯定的过程。

怀疑，仅仅停留在疑的层面上，疑而不穷其果。质疑，则是建立在某种不确定前提下的相对结论。所以质疑有“自质”与“对质”两种。自质，既自我确认过程。当你有新的认识，自我否定或肯定了质疑的前提，质疑的结论也自然随之相应变化；对质，既通过与他人论辩，对自己的质疑前提有了新的认识，继而结论也随之产生相应的改变。

认识过程是个无法穷尽的动态。所以真正的论辩是针对质疑前提的论辩，否定对方质疑的前提，也就否定了其结论。那种撇开质疑前提，就质疑结论是与非的争论不是论辩，充其量只能算是辩，没有论可言，形同吵架。

论说文的结论都是建立在特定前提下的。所以可以说写论说文堪称对主客观存在的质疑过程。人们写文章都希望文章的主旨被认同，可读者能否认同往往取决形成结论的前提。因为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当结论与前提逻辑关系正常时，结论是否成立，就取决于形成结论的前提了。

比方关于转基因产品安全性问题。普遍流行的认为转基因产品安全的前提有“农业部科学家安全鉴定”，没有证据证明转基因产品不安全，某某国没有限制转基因等等。至于农业部科学家的鉴定依据则鲜有明细，国内这方面的科学家认定转基因产品安全的主要依据也多是“没有证据证明转基因产品不安全”的逻辑。至于某某国没有限制，与转基因产品安全性有必然联系吗？没有证据证明转基因产品不安全，转基因产品就必定安全？人类的安全观念大多形成于已经被证据证明为不安全的事物，可是安全事故仍不断出现。事实证明，“没有证据证明不安全”与“安全”是不能划等号的。

不安全的事物有的能够被证实，有的基于人类的认知水平，尚未被证实。所以没有证据证明不安全，就可能存在不安全。笔者关于转基因问题的观点就是建立在这种“可能”基础上的。如果否定了这种“可能”的存在，笔者的观点也也就不攻自破了。

一种生物科技成果，要鉴定其安全性需要一个漫长过程（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确人类不能毫无依据地就凭“没有证据证明是不安全”的逻辑轻易否定新科技成果。那还有什么科技成果能够被人类所应用！人类回到原始社会好了。本人也认为作为国内反“转基因”公众人物的独行者崔永元在转基因问题上的观点略有偏激，可是笔者看重的是他对于一种事关民族存亡的不确定性安全的热心。以他的条件，逃离大陆，给自己找个不受转基因影响的生活环境，凭他的本事谋个有点水准的生活，还不是什么难事。作为曾经的体制内的一员他不会不知道与权贵对抗仅凭商业行为赚不了几个钱。最主要的是他近年来被大一统的传媒系统尤其是“权威”传媒抹黑，这更令笔者对他的观点加深了几分相信。

人类对于转基因这种高科技成果需要一个认识过程。笔者也从过去完全否定到如今质疑。支持他反对转基因的目的是希望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对于民间关于转基因问题的“疑虑（日渐增多的人与牲畜的不孕不育现象）”以科研数据予以澄清，加强对转基因作物生产的管理，将来万一疑虑成为现实，也好追本溯源，有个挽救线索。

之所以选择接受崔永元的一些“被认为不道德”的行为（对于流行断章取义的大陆传媒，有关他的相关信息至今表示质疑），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主观上从权贵阶层对他的态度上我认定他侵犯了权贵阶层的利益，而权贵阶层的利益是与民众利益相对立的；客观上，他对民族存亡的“可能”风险的态度（哪怕最后事实证明这种“可能”的风险不存在），让我相信他反对转基因的初衷不完全基于私利。如果不能否定笔者认定的这种“可能”存在，就出现一个“两难选择”问题，假如“可能”成真，在对于“转基因”问题上是容崔继续发挥影响力为国人争取生存的权利，还是因为他的“道德”问题剥夺他这个权利？民族存亡与崔的道德问题孰轻孰重？二者必选其一，难道选择断送整个民族来惩罚崔的不道德？所以这不是降不降道德底线问题，系一种两难选择的无奈。

可能有读者会认为，你那也不过是种可能，未必一定发生。可能的风险也分两种，一种可以挽救，一种是无法挽救。尤其对于一个民族存亡这种无法挽救的风险，只能当必定发生来对待，如若没有发生，危害是未被否定的不道德行为给社会公德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可倘若发生，那整个民族消亡，“道德的负面影响”也就与整个民族一同不复存在了。我们姑且不论崔的道德问题是否属于被断章取义，即便存在，不道德的行为应该被抨击，民族生存也应该捍卫，这是典型的二律悖驰逻辑。

在写此文前，笔者查阅了网端关于崔永元的一些“道德”问题，从中发现不少断章取义的痕迹，余对于崔的了解甚少，就是他与转基因方面的信息也大多还是此番论辩才查知的。过去只知道他曾主持过“实话实说”，反对推广转基因产品，仅此而已。其实他只要不去触碰涉及权贵利益的敏感领域，以他的影响力，在体制内完全可以有个水准不低的个人生活。说他想发财，更说不通。在时下的中国大陆，得罪权贵阶层发财？发昏还差不多。

基于一种“可能”，引发了这么多感慨。若有证据证明“可能”根本不会发生，那笔者的观点也就不存在甚至是错误的了。科学研究发现转基因食物对于实验鼠的生殖功能存在影响（此信息在流传过程中被放大），而恰恰“转基因”流入中国大陆后，社会上又出现人与牲畜不孕不育现象巨增，在没有搞清二者之间关系的前提下，人们有理由质疑二者之间存在关联。倘若这种关联存在，“可能”既成为现实；若关联不存在，“可能”既不复存在。可因为这种“可能”成真意为着无法挽回的毁灭，于是笔者的观点只能建立在肯定结论的前提上。

质疑是一种思想砥砺，人们可以通过质疑提高自己，质疑成论反思成见是思想者的优良品质。对于思想者来说，真正的砥砺者不是观点一致的人，而是那些让思想者不断质疑的异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