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从新闻中听到四川灾区的地方官，为了所谓的“政绩”，强行拆毁帐棚，把灾民强行搬迁到过度房里。许多灾民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根本无法休息。记者看到一个十二平方米的房子里，挤了十来个灾民，大家要想一起同时躺下都做不到。

我们的人民多质朴呀！为什么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竟然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成了少数人晋身的阶梯，成了一些人捞取政治资本的道具。我们党的领袖曾经因为农民邻居被赶走而发火，谆谆告诫全党只有生活在人民当中才最安全。领袖们可以独自到市场上下馆子。可以不惊动地方走进平民百姓的家。那权利是人民给的教导，至今回响在耳畔。

不知什么时候，“人民”二字淡出了各级政府的牌子。也淡出“人民公仆”的心。虽然那响亮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口号仍然喊得山响，却再难喊进许许多多官员的心里。地方官们心里想的只是仕途，为了政绩工程，可以弃人民的利益于不顾。人民利益成了某些官员们换取“顶子”的资本。

某省自然资源丰富，工业基础好，劳动力资源素质高，却始终发展不起来，税收在全国名列前茅，位居前五名；人民生活水平仅比西藏与青海强一点位居后五名。这样一个省，却频频有官员被提拔到中央重要领导岗位。正是因为这种“鼓励”，民生在官员的心里再也没有地位了。这是危言耸听吗？建国以来，如焦裕禄、孔繁森的心系民生的典型屈指可数，看看我们现在一年“大道”公布的贪腐案件有多少？半个多世纪的心系民生的官员典型尚没有现在一年的贪腐典型多，这是什么？这就是权力的嬗变。

权力，本是服务于人民的。而今权力成了某些地方官员从人民身上攫取利益剥夺人民合法权益的工具了。不但“人民”二字从各级政府的牌子上消失了，从官员的心里淡出了，连那响彻云霄的“为人民服务”声也正在消逝。甚至连五笔输入法里，都没有“为人民服务”这个词！以至于一国总理，抗震救灾总指挥，竟然用颤抖的声音说：“不要忘了，是人民养育了你们！”

我们忘不了那些在各种救灾中牺牲的人们，忘不了人民子弟兵。也不应该忘记。可是近些年来，在各种国难中，包括在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家属，常常连理当应得的待遇都在被剥夺。曾在网上看到一个九十高龄的老人家，其儿子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新四军烈士。地方官员不落实政策的理由竟然是新烈士都顾不过来，哪里还顾得那么久远的烈士。“公仆们”，当你们说这句话时，你的心可曾在颤抖？

据当时官员的年龄而见，那些官员都是受着社会主义教育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他们自少年时就是聆听着先烈的英雄事迹成长起来的，新四军对于他们来说竟然是久远！多远？新石器时代还是旧石器时代？据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烈士，在有些地方已经不能及时得到应该得到的待遇了。因为我们与越南的关系又好了。这让我想起刻着每个为国家牺牲人员名字的美国战争纪念碑。无论政府的政策怎样改变，他们为祖国所做的牺牲永远受到美国人民的缅怀，无论国家怎么困难，法律赋予政府对牺牲者家属的义务永远不会因为困难而打折扣。

人民公仆们，当你们拿着人民的血汗钱到国外去挥霍，当你们用公车在私生活中奢侈，当你们用公款消费着山珍海味时，你们可曾想过，这是谁给你们的权力？9000亿呀，当这个数字从央视播出后，我们在感动政府直面现实的勇气时，又如何面对每年不足1500亿的教育投资！我们口口声声说教育的发展关乎国家民族的未来，年年在大张旗鼓搞什么希望工程，却一年要浪费掉六倍于教育投入的公共收入。难怪最近德国以中国不缺钱为理由决定取消对中国的援助。

就说这出国考察，自初就是一种特权。此番被发现的出国考察人力资源事件，居然连赌场都被考察了。全程二十四天，居然有十六天在旅游景点接受旅游服务。只有五天，到计划目的地考察。其余时间也是居住在旅游景点。可是在被发现的旅程单一起还有一张考察计划单，这张计划单全程都是考察项目。事发后，当事方一再强调，此次考察事先有上级批示，事后考察报告。那么上级是按哪个考察程序批的示？是按全程计划考察批的示，还是按实际的大部分时间旅游，只用五天考察的程序来批的示？考察报告可否完成考察任务？对考察国的考察可达到全面深入？当事方之所以敢在事情暴光后还敢公然狡辩，就是因为此事已经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权力的另一个负面效应就是贪污，贪污也是权力嬗变的结果。我们国家规定的贪污罪，几十万元就够死刑的了，那些动则上千万甚至贪污数以亿计的贪官还要上诉。其根源就是攀比心理。究竟是谁开了这个头，路人皆知。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贪污罪，贪污数不是死刑的唯一标准。贪污罪，贪污数额不是量刑的唯一标准，也应该是重要标准。否则还叫什么贪污罪！

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说，我国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受贿罪只有“情节特别严重的”，才能适用死刑。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那就是说，这个特别严重，就是最高限额二十万元全部被挥霍，没有追回半分。然而高法发言人解释说：“受贿数额是认定受贿罪情节是否特别严重的一个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这位发言人表示，法院还应当结合案件的其他具体情况，如是否有自首、立功、坦白、积极退赃等量刑情节。确定受贿罪的情节是否特别严重、是否适用死刑及是否必须立即执行应综合上述条款做出结论。刑法适用平等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贪官并不享有法外特权。

可是让大家想一想，哪位贪官贪污后，会守着钱一分不花？抓出的贪官，哪个不是情人成群，荒淫无度。哪一笔大手笔的消费不在二十万元以上。仅就日常消费，会在二十万元以下么？如果超过二十万元，就因为其立功、坦白、积极退赃等量刑情节，就可以不死刑。那么贪污在二十万元以下，全部挥霍的就死刑，岂不是鼓励贪官多贪，贪出退赃的份来，到时候再一坦白、立功岂不就不用搭上命了！所以现在贪官都明白，贪得少死路一条。贪得越多，越有立功机会，越有送礼的机会，立功的机会多，可以保命。礼送得越多，到时候越有人保你。所以现在贪官被抓后都是一言不发，而是尽量让外面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被抓了，这样那些接受过他的礼的人就会竭力去保他，权力则会在这时发挥中国特色的作用，虽然仍然可能会丢官，但是不至于有牢狱之灾。从此赋闲作寓公也好，经商做富翁也罢。照样可以享受权力的余荫。如此“刑罚适用平等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贪官并不享有法外特权。”又从何谈起呢！2007年以后，中国的贪腐案涉案金额大量超亿，被称为“亿案”年。是什么创造了这奇迹？是权力失去监控的结果。我们在反思大清王朝的洋务运动时，可曾反思我们的改革为什么会停滞不前了。

改革开放，学习外国先进的管理经验本身并没有过失。问题是怎样学习，全国各地掀起考察之风多年，民众对于公款出国旅游的责难声也已经沸沸多年，根本无人理喻。其真正的原因就是上行下效，利益均沾。这本不是一个什么深奥的问题，就拿这次考察人力资源来说，中央政府完全可以委托中央电视台组织相关专家，赴世界各地考察，制作一个考察系列节目，供地方政府施政参考。专家学者的视角，与政府出面的接洽，可以使考察更具深度、效度。再说我们国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即使各地方政府考察出合理的制度与措施，没有中央政府的首肯，也大多是实行不了的。所以地方政府出国考察从一开始就是特权阶层的交易，因此尽管民怨沸腾，也没有任何制止。

过去的过去了，大谈责任的时代，以承担责任为荣的国度，现实中却没有谁愿意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中国的百姓是善良的，你给了他们“以后”，给他他们“希望”，过去的他们会很快忘却。立即终止所有考察，委托中央电视台组织专家（包括政治家），对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进行系统考察，如此即使这些人一半时间考察政治经济一半时间旅游考察民情，也不至于用去如此天文数字的巨额民帑。这样考察后制作成系列节目资政，要比各地一窝风似地出国考察强得多。仅此一举措，节省的费用一半用来发展我们的教育，就可以让我们成为世界上教育投入最多的国家之一。如果将此节省下来的费用全额用来发展教育（当然教育管理也必须跟上），何愁我们的国家不发达。

说到教育，教育的曲折发展，也是权利嬗变的结果。中国的教育投入虽然低，但是中国的教育水准也低，许多农村教师的工资维持不了生活，还得靠工作之余种点荒地来补贴生活。此番四川教师闹罢课才知道，他们的工资才一千元左右。其工资收入尚不如当地公务员的实际收入的一半。而教师这悲惨的境遇，相当一部分是地方官员滥用权力所致。就拿我们市来说，所有学校都有择校现象，这些费用一大部分上交教育行政部门，一少部分用来补充学校经费的短缺，但条件是相关的国家教育投入将被扣除。多少年来都是如此。自从有了十三个月工资之说，本市政府就以学校“非法”收费为借口，扣发国家发放的十三个月工资（学校这部分钱非法，那被教育行政部门收上去的一大部分该是合法还是非法）。哪个校要是上访就处理哪个学校的领导。学校么，哪个老师坏了领导的官运，就砸哪个教师的饭碗。奥运开之前，怕大家上访，给发了一年，奥运开完了，立即明确取消。

这是表面上的理由。还有一个不能言谕的理由，就是学校择校费被留下的那部分，要比教师的十三个月工资的总额多，并且学校领导有权自由支配，因为这部分钱已经不是十三个月工资了，如何发放就是领导说了算了。这只是一个缩影，其实中国教育这样的现象，已经很普遍了。全国人大数次会议，都有代表提出教育经费垂直到位，可是都被那些身为地方官员的代表否了。其真正的理由昭然若揭，倘若如此各级政府哪里还有这笔截留外财。根据联合国相关部门调查，中国的教育经费缺口很大，实际教育投入尚不足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二。相当一大部分教育经费，都是被各级政府截留了。然后各级政府再通过默许学校收费转嫁到受教育的孩子家庭。这种默许不但可以通过学校的手替地方政府搜刮民脂民膏，还可以成为截留中央给教育投资的借口。一箭双雕，一举两得。全国人大代表，大多都是截留教育经费的即得利益阶层的一员，哪里还会真正为教育着想。看似教育问题，其实也是权力变质的结果。

权力何时属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