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口无遮拦地说“性”事，说“一夜情”、“婚外性”、“同性恋”。作为一个女性，她更是前卫的，勇敢的，无畏的。尽管这类问题在某些人听来，是“有伤风化”的。然而，笔者很欣赏、赞赏她直率的表述。

其实，别说是在洋人的国度，在我们的古代，仅在文字记载中关于种种“性现象”的记述也是屡见不鲜。今日，拿到桌面上来讨论讨论，有什么大逆不道呢？

李银河作为一个知名女学者，以“开先河”的勇气坦露她的观点。其后，面对一些人对她的嘲讽和奚落，指责和谩骂，李银河很坦然，并不介意，但有人在意了。李银河最近表示，由于自己的领导受到“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的压力，她只有“闭嘴”了。

这使人感到极大的诧异，又感到莫大的悲哀！

人们不禁要问，谁给她的“压力”？谁能给她“压力”？从何处来的“压力”？给她“压力”的法律依据是什么？笔者猜想，大概十有八九不会有错，是权力，是权大于法在作怪。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向来是学术进步和文艺繁荣所必须的社会环境，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唐代“开元盛世”时期，孟浩然应举落第，竟然敢在玄宗面前直陈“不才明主弃”，发泄不满。玄宗连一顶什么“帽子”也没有给他戴。只是说，“朕未弃卿，何故冤我！”，倒是觉得冤枉。李白“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可以不买皇帝老儿的帐。有一次，李白上朝竟也喝得醉醺醺的，还要玄宗的幸臣高力士给他脱靴，要玄宗的宠妃杨玉环为他捧砚。玄宗如此雅量，应该说是一种自信的外现。杜甫常常揭露官场腐败，写有《兵车行》、《三吏》、《三别》。可朝廷并没有以“黑诗”加罪于杜甫。他们可以有各自的信仰，李白通道，杜甫尊儒，王维崇佛。思想自由让他们各自成就了独树一帜的诗歌风格，造就了一个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盛世。

平等意识和言论自由，从来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的标志。

举世闻名的印度作家伏尔泰说过：“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自由”。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作家尚且明白这个“说话自由”的意义，我们不应该从中受到些许启迪吗？！正是因为现代世界是个多元世界，世界才变得多彩。使用“压力”让一个公民“闭嘴”，实在是一种时代的悲哀。

不是都在说“依法治国”吗？倘若李银河的言论有触犯国家条律的地方，完全可以在阳光下通过法律渠道去解决。背后用“压力”来让李银河“闭嘴”，不仅不妥，而且还显得底气不足、心虚。为什么不能直面李银河，却通过李银河的领导转而迫使李银河就范？这种让人“闭嘴”的方式，只能是一种自我形象的损害。

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种压力怎么能凌驾于《宪法》之上呢？而李银河不去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是出于自身生活的考量，还是她感到法律武器拿不动呢？如果公民的最后一道“防卫墙”----法律，竟是那么脆弱、无能的时候，就更是一种大悲哀了。

动用国家公权力对秦中飞实施打压民间舆论的重庆“彭水诗案”，已经回归正义。笔者相信，正义也必将还李银河一个自由言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