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硕士生千元抢岗”（3.11日《扬子晚报》）报道,真让人半天不舒服，高等教育问题已经到了非正视不可的时候了。

当然，“硕士生千元抢岗”或许是反映了我国GDP的高增长，主要是靠廉价劳动力和拼资源增长出来的，不急需高科技、高技能人才。聘用大学毕业生，把他们作为一个普通劳动力去使用，自然就不肯付出高报酬了。

然而，真正有才能，为企业创造财富的高级人才，在人才市场上还是很抢手的，国内企业会抢，外资企业更不惜以高报酬争抢他们。因此，“硕士生千元抢岗”更暴露出高等教育质量问题。

大学严重受到市场经济的诱导，着力寻求大学自身和导师们的利益，已经毫不隐讳了。媒体早有揭露，大学参与了股市圈钱；“北大教授被指骗取国家级项目”，花掉国家2000万元(3.16日《现代快报》)；大学里的一些导师精心于谋利。一个导师能带几十个研究生，使导师徒有其导与师之名；导师往往把研究生当劳动力使用，等等。这样的“导师”能带出什么样人才，就不言而喻了。加之，“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依然是一条就业“真理”。大凡带有“长”字号父母的大学生，尽管不学无术，也照样能风风光光戴上硕士帽；毕业之后，不必在家坐以待岗，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高薪而高档次的岗位。缺乏“背景”的研究生，就业的唯一渠道则是到企业去打工当白领，只有加入“硕士生千元抢岗”的大军行列。每有招聘会，就如同潮水般蜂拥着去应聘。抱着一线希望从一个招聘会赶往另一个招聘会，疲于奔命。如此就业上的显著不公平，他们怎么能伏在平静的书桌上做学问呢？又怎么能培育出高质量的人才呢？

高等教育质量之不堪，已是不争的事实。《2006中国教育蓝皮书》，就得出“大学社会声誉与公信力持续下滑”。今年两会代表在高等教育方面，热议得很是热烈，话也说得尖锐。人大代表洪可柱直指北大、清华、复旦、交大四大名校，认为它们“作为甚少”，甚至“程度不同地催生学术腐败的摇篮”，“欺世盗名成风”。有的代表则指出办大学就是比占地，比校门，比大楼气派，比在校生人数，拼命贷款扩建扩招。某校贷款之多，每年仅仅偿还利息就有三个多亿，将面临破产的境地。

去年，美国权威时事杂志《新闻周刊》搞了个“世界百强全球化大学”排行榜，在这份排行榜中，还是哈佛、剑桥、麻省理工的天下，中国内地大学无一入选（06.8.30《教育时报》）。难道仅仅是西方的偏见吗？我们不应该更多一些自省吗？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有名言：“大学，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当时联大也的确是大师济济的大学。而我们有几所大学有其知名的大师？我们还是更多地关注和造就自己的大师吧。

大学应该是学术研究、发展科学、传播文化的圣地，应该是培养人的思考和智慧的殿堂，应该是社会和民族精神的堡垒。因此，我们大学应该在摒弃官僚行政化的管理方面加大改革力度。

西方某些名牌大学，只是数千人。我们办高等教育，还是不要再去比拼大学大楼、大门，不要再去比拼在校生人数吧。

国家应该帮助大学生就业，尤其要鼓励有才能的大学毕业生去创业，到高科技领域去创业。为此，国家应该给予大学毕业生创业的政策优惠，比如贷款、税收优惠等等。这不仅可以拓宽就业渠道，更有利于我国向高科技领域进军，向高科技工业化转型。

让这些天之骄子迅速成为社会精英，在实现我们的强国崛起中发挥应有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