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就有一个书斋学者梁漱溟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说农民生活很苦，是“生活在九天之下”。1999年，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总理写信诉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前总理朱镕基曾经怒斥一些地方盘剥农民已经到了“民怨沸腾”的严重地步。

今日农村境况怎样了呢？

实话实说，农村依旧是贫困人群最集中、生活最苦的地方。也是苦不单行，当代农村又添加了一苦，遭受严重污染的生存之苦。

时下，城市被有权的“公仆”当做脸面去打扮了。他们不惜大把大把花钱，“改造”旧城，新建高楼大厦，铺草皮，兴广场，搞绿化。许多地方正赛着向“人类最宜居城市”进军。于是，许多城市把严重排污厂企，纷纷迁移到农村去，把城里污秽泼向农村。

笔者有亲身感受。最近，笔者生活的这个乡镇，就有一个已经获得“宜居奖”的城市，把最具污染性的农药厂，迁到咱这个长江之畔的乡镇旁边。接着，就不断有化工厂搬过来，政府也就“因势利导”，顺势建立一个沿长江带的“化工园区”。尽管百姓不停地通过正当的渠道表示强烈情绪，但什么用呢？不能影响宜居城市建设呀，不能影响地方GDP呀，更不能影响一些人的“官道”与“钱途”呀。

从媒体上，终于看到农民对农村污染的诉求了。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副局长熊跃辉，来到安徽蚌埠鲍家沟检查环境情况，流过鲍家沟唯一的一条水利沟渠已经成为“纳污沟、毒沟”，农民没法生产，没法生存了。一群当地农民跪在这位副局长面前，“目的只有一个，请求治污！”“他们为了污染问题已经上告了十年，市里来查过，省里来查过，都没用”。（7.4日《中国青年报》）

请不要鄙视农民的下跪。农民还有什么手段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呢？

打官司，告政府？这要有钱、有人。如今的官司大多是有钱人的游戏。农民耗不起、打不起，也摸不到打官司的“衙门”。告政府？农民敢吗？要是省市政府真的为农民生存着想，十年来它们也都来“查过”，要解救，早就救过了，为啥“都没用”？

上访，告京状？有几个农民认识京城的路？就是真的要去上访，大概十有八九，人还没到京城，就被拦截回来，还要被安上个“破坏安定团结”的帽子受处罚。即使真的到了京城，京城那么多的上访户还在等着呢，又肯定能解决问题？

向政府游行请愿？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可你看到过有人通过游行来表达自己诉求的吗？游行，基本上就等同于“扰乱社会秩序”罪。你总不愿意受牢狱之苦吧，当然就不能像外国人那般自由散漫啦。

中国古代就有在钦差大臣视察路过的时候，众百姓拦轿跪地喊冤的故事。于是，村民们只能拿起这个”武器“，在中央大官来到自己大门口的时候，乘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跪求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

呜呼！这数千年传统的跪求！

古来有“男儿膝下有黄金”的说法，不可轻易下跪。有骨气的，更有“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之说。笔者并不一般地反对下跪。1970年12月7日，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双膝跪倒在华沙的犹太人遇难者纪念碑前，为德国曾经犯下的罪行谢罪。媒体评论说：勃兰特跪下了，全体德国人彻底站了起来。

笔者不知道，当蚌埠鲍家沟农民因为不堪环境污染而下跪的时候，那位中央大员是不是站着感动的，站着接受百姓诉求的？笔者以为，更该跪倒在地的应该是那位负有环保职责的中央大员！他的下跪，可以表达自己对百姓在这样生存环境里活命的深感心痛，表达自己深深的内疚，表达他彻底治理环境的施政决心，表达他的下跪，就是要让百姓不再下跪，从此站起来生活。

胡锦涛总书记说,“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但愿官员们在施政过程中多想想总书记的话。但愿这是最后一次看到百姓受到生存威胁而如此下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