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枪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结束了他的罪恶生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杀得大快人心。

随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中国《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将部分药品审批职能下放省局行使。

对此，笔者又生出一种忧心。郑筱萸之所以能多年来，肆无忌惮地胡乱审批“新药”，以权换钱，道理很清楚，那是因为对他几无约束，几无监督，权力任意张扬。一旦“部分药品审批权下放地方”，就意味着药品审批权的多元，是不是会有更多权力的张扬呢？

大概有人天真地以为，杀了郑筱萸这只鸡就可以把所有的猴头都镇住，那些“猴头”从此因为当心自己的脑袋而变得老老实实起来，再不敢以手中的权力来谋私。然而，大量事实证明，不见得。“前腐后继”，比如河南连续几任交通局长一个接一个因为贪污而相继倒下，并非孤证。马克思有一段“名言：“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心存贪欲的“公仆”，大致也是差不多的。

其实，谁都明白，不再出现李筱萸、张筱萸，关键是建立严密的约束和监察体制，要把在其岗、负其责的公仆，首先当作一个惯贪、善贪的人去设计制度，以保证即使一个惯贪、善贪的人掌管权力，也让他想贪而无法可贪。

笔者对医药是个外行人，不自量力，对于设计约束和监察机制说三道四，算是抛砖引玉，谅也无妨吧。

其一、严格控制“新药”不受节制地上市。据媒体报道，2004年美国药监局受理新药报批数量仅148种，其中136种获得通过批准。同期，我国药监局就受理10009种新药报批，也就是说，我国一年“研制”出来“具有国际八、九十年代水平的新药”有上万种。据揭露，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新药，绝大部分是中国药典中已有的药物，只是改头换面以捞取暴利而已。千万不能出现因为药品审批权下放，就有数量翻番的“新药”面世。

其二、强化新药上市前的透明度。药品的主要成份是什么？经过多少时间、多少轮回的临床试用？药效如何？可能的药副作用是什么？依照成本，大致售价是多少？

其三、强化“忽悠”“新药”主要领导的问责制。出现假新药，那个地方的卫生厅厅长要引咎辞职；鉴定新药的专家组组长要立即清除出专家组。不能搞什么“集体负责”，事实证明，所谓“集体负责”，已经是“有利，大家得好处；有责，大家都没责”。

其四、改革卫生系统的管理体制。一个省的卫生行政部门，要接受中央和地方省的双重领导。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作怪，而且具有普遍性，因此，中央卫生部对省卫生厅的领导，不仅是业务领导，同时应该有组织领导，中央卫生部认为某省卫生厅厅长失职，可以撤换。某些地方之所以把环保总局的要求当作耳边风，一个重要因素是环保总局动不了他们的乌纱。卫生部应该引以为戒。

其五、要加强中央卫生部的权威性。卫生部不要一下放审批权就可以袖手旁观。卫生部应该时时抽查地方审批的新药，进而肯定或否定地方审批的新药，对造成危害的“新药”相关负责人给予应得的惩处。卫生部不能即时发现并制止以谋利为目的的假“新药”，中央卫生部相应公仆，应该受到相同的问责。

药品关联人的生命，人命关天，不建立极为周密而严格的约束、监察制度，就是最大的失职，就是对人权的最大蔑视！胡乱审批“新药”就是犯罪！郑筱萸死有余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