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五年（1060）二月十五日，苏氏一行到达汴京，于西冈租了一栋宅子居住。宋代入仕的途径很多，单是从贡举出来的选人已经不少，官员缺额有限，皇祐年间，就已三人而待一缺，因此，殿试中式的进士，只是得到任官的资格，要做官，尚须通过吏部的典选和注拟。
轼、辙赶往京都，就是为去参加吏部的“流内铨”（流内铨：掌文官自初仕至幕职州县官之铨选，官自一品至九品称流内。九品以外，称流外。）。吏部择人之法，举办身、言、书、判四项考试：
身，以体貌丰伟为合格；
言，以言辞辨正为合格；
书，须楷法遒美为合格；
判，须文理优长为合格。
这四项以书、判为重。身、言两项，类似现在的面试；后面书、判两项，则是应用书牍的测验，这是做官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经过“流内铨”的考试合格，吏部铨派：苏轼授河南福昌县主簿；苏辙授河南渑池县主簿。
吏部铨叙，只能注拟州县官幕职，进士及第者，例授九品，县主簿都是从九品的职官。
这种但凭年资的任用办法，实与北魏崔亮的“停年格”、唐代裴光庭的“循资格”相同，只能培养官僚，不足以拔擢青年才俊，如有奇才异能之士，徒使沦为州县小吏，以后很难出头，实是国家严重的损失。
苏氏兄弟，皆辞不赴。
八月，苏洵被任命为试校书郎。秘书省校书郎，官虽止于从八品，但为士大夫间所最看重的清职，由此可登馆阁，践言路，假如运气好，更迁起居院，就可入侍讲筵也说不定。宋代的清职，几乎无有不试而任的，这次苏洵以布衣召用，不试而任，可以说是非常的恩遇，此盖欧阳修大力斡旋的结果，但是老苏还是不就，他的理由一是待遇太薄，“实以家贫无赀，得六七千钱，诚不足以赡养”；二则此仅“试衔”，忍穷耐老，望而未可必得。
他说：“凡人为官，稍可以纾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仿佛。自此以下，皆劳筋苦骨，摧折精神，为人所役使，去仆隶无几也。”这几句话，虽然道尽了千古小公务员的伤心之处，但其真实的原因还是在于年已老大，不堪磨炼。他说：若为少年，今且守选数年，然后得窥尚书省门，又待阙岁余而到任，幸无差错，又守选，又待阙，如此熬过十四五年，满七八考，又幸有举主五六人，然后才敢希望改官，“至此时也，洵年七十矣。譬如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种”，因为等不到它成长结实也。（《上韩丞相书》）
是年，王安石以提点江东刑狱召入为三司度支判官。
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真宗天禧五年（1021）生，仁宗庆历二年（1042）成进士。知鄞县四年，通判舒州，中书札召试馆职，以家贫母老而不赴。陈襄首为上荐，将他与一代大儒胡瑷并举，称其笃于古学，而文辞政事，亦都有闻于世。仁宗至和元年，欧阳修荐为谏官，称其“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皇祐三年（1051）文彦博、韩维同荐，朝廷任命为集贤校理，但他都借口家累，辞不应命。嘉祐元年王安石为群牧判官，欧阳修第二次于再论水灾状中，以王安石与包拯、张环、吕公著四人共荐，赠诗则曰：“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尊酒盍留连。”比之为李白、韩愈，推许可谓极至。但是安石报诗，却说：“他日傥能窥孟子，此身安得望韩公。”处欧阳为韩愈，而自期为孟子，这样妄自尊大的口气，欧阳修大度宽宏，并不为嫌。（〔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其时，司马光与王安石同为群牧司判官，包拯是他们的顶头上司。院中牡丹盛开，包公邀同赏花，时酒相劝。司马光素来不喜欢喝酒，碍于主人的情面，只好勉强干杯，而安石终席滴酒不沾，包公不能强。司马光说：“光以是知其不屈。”（〔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知常州，再移提点江东刑狱，上仁宗皇帝万言书，建言国是。安石虽然不在京师，而朝廷的达官贵人，都已熟闻其名，尤其世方争权夺利之不暇而安石则屡诏不起，自甘于地方小官，远离名利之场，大众都刮目相看，交相延誉。
王安石抵京后，欧阳修劝苏洵往交这位杰出的名士，但苏洵说：“我知道这个人，凡是不近人情者，很少有不为天下之患的。”老苏不愿意有这样一个朋友。
世传苏洵有《辨奸论》一文之作，痛骂王安石“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又说：“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等等，极口丑诋。
此文《嘉祐集》不载，是真是伪，聚讼莫决，若是后人伪作，则张方平所撰墓表及苏轼本集所见《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也都是一连串相关的伪物了。不过，两宋文人，对于王安石抱有甚深的成见，不但普遍排斥，甚且造作许多诡异的故事来中伤他，《宋史》又糊里糊涂地采入引用，此文始见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中，邵氏正是一个颇具偏见的作者，梁启超撰《王荆公传》引李绂（穆堂）之《书〈辨奸论〉后》，断为伪作，非为无见。
老苏求官，千回百转，始终没能得到一个合意的职位。至嘉祐六年，儿子们忙着准备制科试，老苏百无聊赖，他又再函韩（琦）丞相，一则声明上年朝廷除试校书郎，辞不愿赴的原因，继言：“相公若别除一官而幸与之，愿得尽力，就使无补，亦必不至于恣睢漫漶以伤害王民也。……今洵幸为诸公所知，似不甚浅，而相公尤为有意。至于一官，则反复迟疑不决者累岁。嗟夫，岂天下之官，以洵故冗耶！”语意颇有不平。韩琦先曾对老苏说过，“关于你的出处问题，几次想与欧阳修商量。但是见了面，总是忘记，实在很是奇怪”。老苏就抓住这一点，作此函的结尾说：“洵诚惧其或有意欲收之而复忘之，故忍耻而一言。”则仍不免有腼貌求人的畏葸。
嘉祐六年（1061）八月，苏洵得除霸州文安县主簿，命同编纂礼书。这很可能是韩琦与欧阳修商量后协力的结果。
一个月后，欧阳修出任参知政事（副相），兼任提举太常修礼的工作。宋之典礼，初时沿用唐之开元礼，宋太祖开宝年间，曾补遗逸，通以今事，成《开宝通礼》二百卷。现在，欧阳以为太常修订新书，遗略甚多，目前所存简牍，日久残脱，将不能应用，奏请续编建隆以来的遗礼。诏许，即以苏洵与项城令姚辟两人，专领其事。
苏洵的政治理想，见于其所撰《六经论》者，以为人类有惜生、好逸、安常、知耻等各种性情，以儒学之礼、乐、诗、易为用，因其性情而为社会行为之控制，求其演化而进步。
生民之初，自然纵逸，无所谓贵贱尊卑、长幼老少，人民好逸恶劳，如水趋下，久之，不免自相残杀。圣人乃利用惜生之情，设礼制以矫制自然之纵逸，利用人类安常知耻的天性，用礼来服人心。而统治者亦必须立德以取信，使礼成为控制人类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工具；利用易的宗教性质，倡导尊君崇圣,以巩固政治力量；用乐的正声，化育人民，使有奉事君父之心；用诗来畅发人之天赋情欲；以诗的教化来阻遏人欲横流。所以，治礼书这个工作，适合苏洵政治理想之一部分，他就欣然接受了。
苏洵认为编修礼书，是属于史家的工作，礼书乃史录，所以他主张：“遇事而记之，不择善恶，详其曲折，而使后世得知，善恶自著。”（《嘉祐集·议修礼书状》）
但有一部分朝士，不以为然，他们说：“祖宗所行，不能无过。若不经之事，欲尽芟去，无使存录。”目的是在掩恶讳过，以全臣子之义。苏洵不从，径行其是。
其时，洵年已五十三岁，阅五年而谢世，官止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