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三年（1088）开科省试，苏轼奉诏与吏部侍郎孙觉（莘老）、中书舍人孔文仲（经父）同权知礼部贡举。正月二十一日领事，荐举郑君乘（元舆）、黄庭坚（鲁直）、梅灏（子明）、上官均（彦衡）等为参详官，以单锡、刘安世、李昭玘、廖正一、秦观、晁补之、舒焕、孙敏行、蔡肇、邹浩、张耒、李公麟等为点检试卷官。
这年大雪，使京畿方数千里地的交通阻塞，四方应试举人能够如期抵京报到者，不及三分之二。苏轼上札请求将考期展延半月，免得孤寒举人，赶路不及，转见失所；又为顾全定例三月内必须发榜，请求照南省条式，御试不分初覆考，聚众考官于一处共定等第，同时增加考官和执事人数，以便赶于限内完成试务，如期发榜。（本集·奏议。）
二月初三日开试，苏轼率领同官于锁太学前入闱，是年应试举人实到者四千七百三十二人。（洪迈《容斋随笔》引《山谷别集》。）
其时，大雪纷飞，朔风凛烈，考场里苦于酷寒，士坐庭中，竟至噤不能言。苏轼酌令宽放若干不必要的禁约，使应考举子得以从容写作。
宋代防范考试作弊的方法，大体沿用唐制。唐是“棘围截遮”，宋则“锁院”，考官考生进场之后，用一把锁把考场锁起来，关防十分严密。二是禁止挟带，为防范举子夹带，所以要实施解衣搜身，这办法，宋太宗时认为有辱士体，曾经一度废止，但是后来流弊太大，又不得不恢复了，不但禁止携带任何书物入场，甚至连包裹笔砚用的纸张，也一律限用青纸，以防用色纸来做“小抄”。三则考卷上密封姓名，是即所谓糊名弥封制，用以防止考官作弊，真宗时始用于礼部策士。另外还有“誊录”一项，即考官所阅的卷子，只是誊本，使他不能从辨认考生的笔迹发生作弊。凡考生与考官涉有亲嫌的，例须“移试别头”，以资回避。这一类科场防弊的办法，目的固然在于求取考试的公平，但是读书人的人格尊严，却已遭受了严重的损害，尤其是解衣搜身这一项，直接触犯举子身体，最为令人难堪；而且为了郑重其事，搜身的巡铺官都派宫里的内臣充任，骄横凶暴，对待读书举子如小偷，如囚徒。
这次考场里，因此甚不太平。
考试第一天，巡铺内臣郑永崇、石君召就抓来两个口传作弊的举人。经执事人将他们所写试卷逐一点对，只有十九个字相同。苏轼说，只有考经学的，不许传义口授；考进士的，须是怀挟代笔，方令扶出。
“扶出”，就是命令退出考场，实是撵出，那时代在用语上，也还相当尊重士子的体面，即使对作弊的考生亦不例外。
苏轼认为这显然是巡铺官举察不当，决定不予受理，而巡铺官却坚持要放免这两个举子。苏轼札奏朝廷：“若令巡铺官内臣挟情罗织，即举人无由存济。”请求撤换巡铺官。
这班巡铺内官，认为太没面子，后来抓到夹带举子三人，依法“扶出”时，他们命令兵士大声呼喝；至十一日又抓到蒋姓举子时，巡铺内臣陈慥索性指挥三五十个兵丁齐声大叫，使得全院考生考官，莫不惊惶失措。
苏轼领衔奏说：“朝廷取士之法，动以礼义举人，怀挟自有条法，而内臣陈慥乃敢号令众卒，齐声唱叫，务欲摧辱举人，以立威势，伤动士心，损坏国体。本院无由指约。乞赐行遣。”（本集·奏议。）有旨：送内侍省挞逐之。
宋朝科场的积弊，本来很深，夹带枪手，非常普遍。夹带的资料，初时还是考生自己用蝇头小楷写成小册，私带进场。后来书店为了牟利，索性印成小书，称为“夹袋册”，高价卖与考生。因此，考完一场，场中“遗编蠹简”，竟至成堆。政府虽曾禁止出版，但无实效，才用解衣搜身的办法来防止夹带，由朝廷特派内臣来担任这监查的任务，因此发生以上种种纠纷。
另一烦恼是要求“特奏名”的特权分子多得不可胜计，考官一入贡院，四方免解举人前来投状，称今年是“龙飞榜”，要求法外推恩者无计其数；再加经朝省下状，说是已经奉旨核准的“特奏名”者已有四百五十人之多；最后又接尚书的札子，要增添恩额数百人。苏轼和孙、孔等都认为“天下之患，无过官冗”，历来朝廷所放恩榜，已经几千了，何尝见过奋励有闻之人。“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用之财，禄无用之人。”实在是个极大的弊害。他们责在主试，只能依照近日圣旨遵办，但望殿试考官精加考较，量取一二十人已足，免使官冗积弊，有增无已。偃武修文，是宋太祖所定的国策，太宗御试贡士，采拔很宽，至仁宗朝殿试竟已例不黜落。他们寄望在殿试中将这些恃特权免试的人大量裁黜，谁人肯做这种得罪巨室的事，当然是要失望的。
根据参详官黄庭坚手写的书帖，这场贡举，应试的考生总数是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初二上奏礼部中式的进士只有五百人，约为每九个半考生中取一人，录取额为十分之一强。但至皇帝御集英殿策试，赐进士诸科及第出身者，竟达一千一百二十二人之多，超出正式考中名额一倍以上。
他们在试院中工作，历时四十四天。这次考题，按照元祐新制，诗赋、经义并试。苏轼所出的题目中，有一条是：“出而难任人，蛮夷率服。”（注云：任，佞也。）难的意思，是拒之使不得进，读去声。“难任人”与“忠信昭”为对，苏轼习大科时，曾作《忠信昭而四夷服论》，他这题目是从那里联想出来的。而荆公父子所作新经，恰与原注的意思相同。当时的举子揣摹本届的主考是反对新经有名的，所以把题意解释为“难于任人，则得贤者，可服四夷”。苏轼看到这样的文章，大为生气，骂现在的举子竟然不认识字，以难（去声）为难（平声），全予黜落，只有作难（去声）解者，才得入选。其实，苏轼从来没有读过王氏新经，而举子亦未尝读注。总之，当时的士风已很窳败，举子揣摹考官的好恶，是科场中普遍的现象。（〔宋〕马永卿：《嬾真子》。）
宋代试官，大抵派由两制三馆的人担任，他们对文章的好尚以及他们自己的文章，都是考生们诵读和揣摹的材料，希望由此获得青睐。这种揣摹办法，也确然很能得手。这次考题中有一条“光武何如高帝论”，参详官张耒送一卷子来给苏轼看，说道：“此文甚佳，盖以先生《醉白堂记》为法。”苏轼看了一遍，喜曰：“诚哉是言。”擢置魁等，拆弥封后，知是刘焘（无言）所作，这就是当时得售的登龙之术。（〔宋〕王明清：《挥麈后录》。）
这次应考举人中，苏轼有一相从多年的后辈，平常非常欣赏他的文章，也明了他屡试不第、家境贫寒的实况，所以很希望在这次科考里他能考中。同时的考官中，大都因苏轼的关系，认识此人，也都有心想把他的卷子找出来，荐与主考官。无奈宋代科场，沿用唐朝发明的弥封糊名办法，考官所看得到的卷子，都是胥吏誊录的抄本，卷上无姓名，也没有墨本的笔迹可辨认，所以只能从文章气体上去暗中摸索。要从四千七百多本卷子中找出这一本，确然非常渺茫。
苏轼详看考官所荐前二十名卷子中，有一卷文字，笔墨澜翻，非常杰出，对同官说：“此必李方叔。”但是他看错了，拆封后才知是葛敏修，黄庭坚来说：“可贺内翰得人。这葛敏修是某做宰太和县时相从的一个学子。”（〔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苏轼另又寻得一份卷子，玩味很久，认为一定是了，大喜之下，手批数十字，还和黄庭坚说：“必是吾友李廌之作。”拔置魁等。但到拆出号来，却是章惇的公子章持（致平）。而在这一科中，李廌竟然名落孙山。（〔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苏轼在考官不荐的遗卷中，搜到章贡、孙勰两本卷子，认为文章都好，将孙勰擢置第五。榜发之后，外间舆论大哗，因为孙勰是苏轼朋友孙立节（介夫）的儿子，早在做杭州签判时，他曾从学于苏门，且与苏迈同学。因此众口籍籍，猜疑此中必有弊病。幸而后来孙勰参加殿试，仍中第五名，这才使大众信服文章自有定价，也就没有话说了。（〔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这场贡举中，章惇的两位公子——章援、章持都中了高榜，不料后来却有人造作谣言，诽谤苏轼。（梧桐细雨文学网注：程门弟子所作《责备余谈》，造作东坡泄题与李方叔，而其简为章惇之子所窃，遂诬东坡潜通关节，罪不可文。赵溍《养疴漫笔》、罗大经《鹤林玉露》，亦凭耳食有此类似记载，实皆洛学后人造谣栽诬之辞，不足辩白。）此外，孙勰、李常宁、刘焘、葛敏修、周濂溪的儿子周焘（次元）皆登第。唯有兴高采烈，自以为这场必中，吾文决不在三名以下的李廌，铩羽而归。
现在且说苏轼与李廌的关系。
廌父李惇，字宪仲，是苏轼的进士同年，然而他们并不相识。李廌六岁而孤，他父亲是不幸早死了的。苏轼在黄州时，李廌以是因缘，亲到黄州谒苏，贽文求知。苏轼很欣赏他的文字，赞誉为“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拍拍他的肩膀道：“你的才气，是万人敌也，但望抗之以高节，莫之能御矣。”廌本名豸，苏轼说：“五经中无此字，宜易名为廌。”从此方叔就用此名。秦少游也有轻嘴薄舌的毛病，曾经嘲笑他道：“昔为有脚之狐（豸），今作无头之箭（廌）。”方叔仓卒之间，无以为答，因此非常恨他。（〔宋〕马永卿：《嬾真子》。）
苏轼自黄州至南都时，李廌还从阳翟来看他，苏轼赠他丝绢，作《李宪仲哀词》，帮助他埋葬先人棺柩。
李廌这次科场失败，苏轼心里很难过，但说：“廌年二十五，其文晔然，气节不凡，此岂终穷者哉！”（本集：《李宪仲哀词（并叙）》。）此亦不过强自解嘲而已，怏怏出院后，马上寄首长诗去安慰方叔：
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
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我惭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责？
青袍白纻五千人，知子无怨亦无德。
买羊沽酒谢玉川，为我醉倒春风前。
归家但草《凌云赋》，我相夫子非臞仙。
黄庭坚也是预试的考官之一，他也很为方叔难过，和诗一首，同时寄慰李廌，句有“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难塞责”。
但是李廌的表现，绝对不像苏轼所希望的那样洒脱。
试罢归家，他很有自信地对人说：“苏公知举，吾文必不在三名后。”后来竟然落第。据说他家有个七十岁的老乳母大哭道：“吾儿遇苏内翰知举，还不及第，将来尚有何望？”就关起门来睡了。到得晚上还不见她出房，破壁察看，她已自缢而死。（梧桐细雨文学网注：〔宋〕陆游：《老学庵笔记》。罗大经《鹤林玉露》：“方叔落第，其母叹曰：‘苏学士知贡举，而汝不成名，复何望哉！’抑郁而卒。”实则方叔生母、嫡母均已早死（见诗序)，或为乳母之误。）李廌受了这个刺激，从此学亦不进，行为也很不自爱起来。他还屡屡写信抱怨苏轼不予举荐，苏轼很诚恳地复他一封长信。略曰：
累书见责以不相荐引，读之甚愧。然其说不可不尽。君子之知人，务相勉于道，不务相引于利也。……深愿足下为礼义君子，不愿足下丰于才而廉于德也。若进退之际，不甚慎静，则于定命不能有毫发增益，而于道德有丘山之损矣。古之君子，贵贱相因，先后相援，固多矣。某非敢废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谓贤者，则于稠人中誉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实，实至则名随之，名不可掩，其自为世用，理势固然，非力致也。
陈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章子厚欲一见，终不可得。中丞傅钦之、侍郎孙莘老荐之，某亦挂名其间。会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某孤立言轻，未尝独荐人也。……
苏轼言者谆谆，而李廌一遭落第，心理不太平衡，索性奔走权门起来，苏轼再教诲他道：
……有文如此，何忧不达？相知之久，当与朋友共之。至于富贵，则有命矣，非绵力所能必致。姑务安贫守道，使志业益充，自当有获。鄙言拙直，久乃信耳。
苏轼以为方叔之所以如此，也许因为贫穷的缘故，所以不时给他赒济。自己没有钱时，甚至把皇帝御赐的马，也赠送给他。还怕他出卖时，买主要此马来路的证明，亲笔为他书立公据，用心周到，无以复加。（梧桐细雨文学网注：潘永因《宋稗类钞》谓黄山谷曾见此券，并为跋云：“子瞻妙墨作券，或责方叔当成之，安用汲汲索钱，此又不识痒痛者，从旁论砭疽耳。”山谷与方叔交稔，当知其贫。）
然而才丰命啬的人，虽得大有力者支持，确也仍有救助不得的，如李廌幸遇苏轼，但是没有机会，一切都是枉然。直到元祐七八年间，苏轼才能与范祖禹说：
李廌虽在山林，其文有锦衣玉食气。弃奇宝于路隅，昔人所叹，我曹得无意哉？
好不容易范祖禹应许与苏轼会衔合荐，而政局忽然生变，一个巨大的浪潮冲击而来，荐主都已不能自保，还有什么李廌的机会，故布衣终身而死。
苏轼知贡举，一遭大雪的天灾，二遭巡铺内臣的捣乱，三遭李廌的落第，四遭孙勰五名中选的诬谤，短短四十余天锁院期中，尽是烦恼。回忆他应进士试时，欧阳修与韩绛、王珪、范镇、梅挚、梅圣俞六人于闱中五十日间，相与唱和，得诗一百七十余篇，笔吏疲于写录，僮子忙着传诗递笺，欢然相得之乐，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宋〕欧阳修：《归田录》。）这次闱场中，虽然同官尽是旧好，不但都是诗人，而且还有画家，只因欧阳修知贡举那次，考官诗兴太浓，士论非常不满，所以自此以后，不准试官闱内吟咏。所以四十余日中，没有一人敢作一诗，苏轼闱中，烦懑需要发泄，只得随手拿起评点试卷的朱笔来扫了一幅竹子，有人说：“竹色非朱。”苏轼回答说：“竹也并非墨色。”这是无意中的创意，后世遂以为法，画谱里便有“朱竹”一格。（〔清〕方薰：《山静居画论》。）
三月初六，考校已毕，等待诸厅参会时，苏轼到李公麟房去看他。其时公麟害“水症”，胸腹饱闷，画了一幅《𩨍马图》，苏轼、黄庭坚和同院的蔡肇、晁补之、舒焕、廖正一都是题诗。苏轼另有戏作一首，颇能道出场中生活的情景：
竹头抢地风不举，文书堆案睡自语。
看马欲𩨍顿风尘，亦思归家洗袍袴。
此诗戏言闱场里面的生活苦况，公麟读了大笑道：“有顿尘马欲入笔，快取纸来！”（本集：《书试院中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