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注：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指梁实秋。他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五号（一九二九年七月）发表的《论批评的态度》中，提倡所谓“严正”的批评”，攻击“幽默而讽刺的文章”是“粗糙叫嚣的文字”，指责“对于现状不满”的青年只是“说几句尖酸刻薄的俏皮话”。），是很憎恶嘲骂的，但只嘲骂一种人，是做嘲骂文章者。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不以不满于现状的人为然的，但只不满于一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
这大约就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挥泪以维持治安的意思。
譬如，杀人，是不行的。但杀掉“杀人犯”的人，虽然同是杀人，又谁能说他错？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爷要打斗殴犯人的屁股时，皂隶来一五一十的打，难道也算犯罪么？
新月社批评家虽然也有嘲骂，也有不满，而独能超然于嘲骂和不满的罪恶之外者，我以为就是这一个道理。
但老例，刽子手和皂隶既然做了这样维持治安的任务，在社会上自然要得到几分的敬畏，甚至于还不妨随意说几句话，在小百姓面前显显威风，只要不大妨害治安，长官向来也就装作不知道了。
现在新月社的批评家这样尽力地维持了治安，所要的却不过是“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新月派当时曾提倡“思想自由”。如梁实秋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三号（一九二九年五月）《论思想统一》中说：“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按：他们是从资产阶级民主立场提出这一主张的，实际上反对人民有真正的思想自由。），想想而已，决不实现的思想。而不料遇到了别一种维持治安法（注：别一种维持治安法：指国民党的思想统制。当时新月派要求的“思想自由”也得不到允许，例如胡适在一九二九年《新月》月刊上先后发表《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等文，国民党当局认为他“批评党义”“污辱总理”，曾议决由教育部对胡适加以“警戒”。），竟连想也不准想了。从此以后，恐怕要不满于两种现状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