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夏天，思成送徽因到香山养病。徽因娘和小再冰也一同来到了香山。
思成在学社工作不忙时就上山来陪徽因。他雇脚夫把家中的一些藏书送上山来，其中多是历史典籍。他们正在做着一件类似于考据的工作，从史籍中点点滴滴地梳理着中国历朝历代宫廷建筑的兴废。
看书看累了，他们就去陪娘说一会儿闲话。庭院里小再冰在女佣的看护下玩儿得正好。
思成不让徽因多看书和写作，他总是让她多将养歇息。时常，思成会拉着她去山上走走。
夏日明晃晃的阳光洒满了山路，走不了几步，汗水就濡湿了衣衫，可树荫下却是沁人肌肤的荫凉。思成担心一凉一热徽因受不了，常常叫来赶驴的脚夫，和徽因一人骑一头毛驴，在山路上且看且行。
香山山势平缓，绿树绿草深深浅浅铺满了山岩。岩壁间一缕清泉在山石间流淌，松柏脂清苦的气息弥散在空气中。远处，有山寺如图画般点缀在山间，让人凭空生出许多遐想。
北平西郊尤其是西山一带，有许多古建筑遗物。其中，辽金元的遗迹间或有之，更多的则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徽因和思成计划在香山休养期间，重点考察几处有代表性的建筑。
拣一个晴好的日子，他们去了卧佛寺。
从玉泉山到香山，在北辛村那里，出现了一条向北上坡的岔路，那就是通往卧佛寺的路。
卧佛寺向南而筑，起伏的山峦如屏障般地依在寺的北面，寺院的建筑也随着山势上行。
和所有的寺院相仿佛，卧佛寺从前端的牌楼到后殿，都是建筑在一条中轴线上。但和其他寺院相比，它不是通常的“四合头”结构、分为前后几进院子，而是从山门开始由左右两条游廊贯穿全寺。虽然游廊中间有方丈客室和东西配殿，但一气连接的游廊使整个寺院构成一个大长方形。
思成一边在笔记簿上画着这里的建筑平面图，一边和徽因谈论着。
徽因说：“记得在敦煌壁画的画册里，当时的佛寺就是这样的格局。”
“这种建筑格局，在唐宋时代十分普遍。”思成说：“日本平安飞鸟时代的一些建筑，也是这种结构，他们显然是受唐代建筑的影响。”
除此之外，卧佛寺各大殿的外观造型和内部结构，都是标准的清代风格。徽因和思成兴趣不大，与寺院的住持智宽和尚聊了起来。
思成告诉智宽：“这是全北平唯一的一处唐代布局的寺院，应当提请游人注意，妥善加以保护才是。”
智宽和尚长叹道，几年前，他的前任住持已与基督教青年会签订了合同，以每年一百元的租金，把寺院的大部分殿堂租借了出去，供前来游玩的青年会成员住宿，租期是二十年。
徽因惊异地说：“怎么佛寺竟也沦落得和胶州湾、辽东半岛一样的命运！”
智宽一一指点给他们看：观音堂前的水池，已成了青年会的游泳池，池塘四周的白石栏杆，拆下来叠在池边做了入池的台阶。
思成一边看一边摇头：“这年头，难道他们不明白保存古物的道理？”
“其实，这算不得什么稀奇！”徽因说，“中世纪的教皇们不是下令拆了古罗马时期庙宇，用拆下来的石块去修‘上帝的房子’吗？这栏杆，也不过是将一些‘迷信废物’，拿去为上帝尽义务。你所说的‘保存文物’，在许多人听来只是迂腐的废话。”
说到这里，徽因的嘴边露出了一个调皮的笑：“按说，还多亏了青年会，让许多年轻人知道了卧佛寺。到夏天，北平的学生们谁不愿意来爬爬山、游游水？这不知成全了多少相爱人儿的心愿。那殿里一睡几百年的释迦牟尼，还能代行月下老人的职责，真乃是佛法无边啊！”
由香山到八大处，要经过一处山口——杏子口。那里的三座石佛龛，是八百年前金代的遗物。
这天，思成开着车，带着相机，和徽因一同前往杏子口。山路蜿蜒狭窄，转弯处呈S形。他们将车停在山下，沿着山路慢慢向上爬。
徽因穿着旗袍，脚下是一双平底皮鞋。没走多远，便有些喘。思成有些担心地问：“怎么样，没事吧？”
徽因笑道：“记得读过孙伏园的一篇文章，他说，人毕竟是由动物进化来的，所以各种动物的脾气有时还要发作。小孩子爱戏水，是鱼的脾气发作了。过一些时间人就想爬山，是因为猴子的脾气发作了。”
“这个说法倒有趣。”思成和她一起笑了。
杏子口位于两山之间，从山口望出去，豁然一片开阔的田壤平展展地铺向天际，淡淡的雾岚在田野上飘浮。远处的玉泉山静卧在田畴云岚上，近处的三座佛龛分峙在南坡、北坡的山崖。石龛规模虽不大，但位居要道，背倚蓝天，倒也有一种超然物外的庄严。
北坡上两座青石结构的佛龛并立在一起，颜色苍绿。西边那座龛较大，重檐，顶层的檐角微微翘起；西墙上有跑马、佛像等古拙的刻饰，东墙上有“永安五年四月廿三日到此”，“至元九年六月十五日□□□贾智记”的字样。龛内有一尊无头趺坐的佛像，身体已裂，但衣褶纹路还带有鲜明的南宋时期的遗风。
辨认着佛龛上斑驳的字迹，思成一边推算一边对徽因说：“承安是金章宗年号，承安五年应该是公元1200年。至元九年是元世祖年号，元顺帝的至元到六年就改元了，所以这个至元九年是1272年。”
徽因叹道：“这小小的佛龛，居然已经在这里经受了七百多年的风雨。多少人事、多少朝代，都被雨打风吹去。”
南崖上只有一座佛龛，大小与北崖的相差无几。三面墙体，北面开门，墙体已成淳厚的深黄色，像是纯美的烟叶的颜色。墙上刻着双钩“南无佛”三个大字，龛内佛像不知失于何年，如今只剩下空空的土台。
杏子口这三座佛龛，既不壮观，也不夺目，但在开阔苍凉的大自然的陪衬下，在兴废更替数百年的历史中，却独有一种神秘、独特的荒残美。它让人感叹“千古兴亡多少事”，它让人油然而生思古之幽情。
从高高的佛龛处望下去，山路上的行人如泥丸般大小。一个农人挑着担子泥丸般地过去了，一个挎着包袱的老婆婆弯着腰泥丸般地过去了，一队骆驼踩着慢腾腾的步子，驮着货物过去了。当这些生命泥丸般地从杏子口路过时，当他们停下脚步喘息时，一抬头就能望见山崖上蓝天下的佛龛，望着高高的佛龛，他们苦难的生存仿佛有了屏蔽，他们无涯的艰难也仿佛有了慰藉。
七八百年前，古人在这里留下这些建筑，其情也深，其意也切！
坐在佛龛的台基上，四野尽收眼底，徽因禁不住思绪万千。
她对思成说：建筑审美容不得半点势利。那些声名显赫、得到康熙、乾隆嘉许的景致未必就好；而这些名不见经传、湮没在乱石荒草中的断碑颓垣、残墟遗构，却也许是真正的宝贝。
徽因在《平郊建筑杂录》这篇论文里，尽情抒发了自己的感受。她把这种由建筑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如同诗情画意给人精神上的愉悦，称之为“建筑意”。她写道：
这些美的所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
无论哪一座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但是建筑师要郑重郑重的声明，那里面还有超出这“诗”、“画”以外的意存在。眼睛在接触人的智力和生活所产生的一个结构，在光影恰恰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予的层层生动的色彩；潜意识里更有“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凭吊兴衰的感慨；偶然更发现一片，只要一片，极精致的雕纹，一位不知名匠师的手笔，请问那时锐感，即不叫他做“建筑意”，我们也得要临时给他制造个同样狂妄的名词，是不？
林徽因用散文诗的笔调写建筑学论文，赋坚硬的建筑以柔情，给冰冷、无生命的物体以灵性。正是这样的文字里，林徽因展示了自己的才情，流露出自己的性情。也正是这些文字，得到了梁思成和许多建筑学家的激赏。
思成取出相机，选取着拍摄角度。他往山下走了一段路，用仰角拍下了杏子口的佛龛。
佛龛的台基上，坐着握笔在膝上书写的徽因，她年轻、美丽、衣着洁净文雅，夏日的风吹动了她额前的卷发和肩上的纱巾。她的脚下，是丛生的荒草，她的身后，是斑驳、荒芜、因而愈显苍凉的佛龛和山坡，她的头上，是高远、深邃、明丽的蓝天。
香山的阳光和空气滋养了徽因。一段时间后，她的身体有了明显的起色。她的双颊丰润了，晒黑的皮肤闪耀着动人的光泽，古建筑考察使她的体力得到了锻炼和恢复，她的心情从来没有这样安适。
城里的老金、沈从文和别的朋友不时结伴上山探访徽因；徐志摩也常约着徽因的堂弟林宣一同来看望她。徽因高兴地告诉朋友们，自己的体重已增至98磅，吃饭睡觉都很好。志摩和她开着玩笑：“如今再出演印度美人，可以不用化装了。”
志摩他们总是星期六下午从北京出发，天黑时赶到香山，当晚住在旅馆，第二天吃过早饭，再前往双清别墅。
矮矮的院墙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萝。徽因和志摩把椅子搬到阴凉的廊下，泡上一壶绿茶，随意而自在地聊着天。
他们谈时事，谈生活。更多地还是谈文学和新诗。
当时，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诗人，正在提倡新诗的格律化，主张新诗要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除徐志摩、闻一多外，诗坛还出现了朱湘、刘梦苇、饶孟侃等一群极富才华、才情俊逸的青年诗人。闻一多把新诗对格律的要求比做“戴着脚镣的跳舞”，朱湘把写诗当做终生的事业来追求，而徐志摩更是在诗中表达出感情的美和文学的美。他们致力于改变“白话新诗不像诗”的问题，在创作探讨中坚定着信念：新诗发展的历史使命，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来承担。
志摩和徽因谈到，朱湘为人性格虽说别扭了些，但诗写得真不坏。尤其他对诗歌写作的理解和痴迷，为旁人所不及。他们十分赞同和欣赏朱湘的诗论：诗的本质是对人性的表达，所以它历久弥新，亘古难变；而诗的形式则要随着不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阳光在院墙的藤萝上移动，在这样的谈话中，时间过得特别快。说累了，他们会静静地品茗，看清风徐徐翻卷荷叶，听鸟儿声声鸣叫响彻山涧。
有时，徐志摩会忍不住向徽因倾诉内心的烦闷。
徐志摩的苦恼来源于他和陆小曼的婚后生活。
当初，徐志摩冲破来自社会和家庭的重重压力，得以和陆小曼结合，他曾经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说，陆小曼是他一生的成绩和归宿，他们的婚后生活如同“甜美的梦撒开了轻纱的网”。可是，幸福和甜美真是像梦一样短暂，现实距徐志摩的理想越来越远。
如今我们看照片上的陆小曼，像极了三十年代月份牌上的美女，眼波流动，顾盼有情，甜美妩媚。而当时生活中的陆小曼则是体质娇弱，性情浪漫，爱排场、喜交际。上海滩闪烁着迷幻霓虹的夜晚，充满了成熟植物气息的空气，不断翻新的发型、服饰、鞋帽，都使她流连忘返，沉迷其中而不能自拔。影剧院里有她的包厢，夜总会和赌场中，常可以见到她婀娜的身影；上流社会举办的京剧、昆曲票友义演，总有她曼妙的表演和歌唱。她常常带着全家人和朋友们为一年一度的菊花大会摆酒，到丽娃丽达村划船，到新利查、大西洋吃西餐，到一品香吃大菜。除此之外，几年前，她为了治胃病，不听徐志摩的苦劝，又抽上了鸦片，每天要在烟榻上消磨许多时光。
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时，他的父亲徐申如曾宣布，徐志摩婚后的一切开支自理，他不再予以接济。这一决定断绝了徐志摩的财源，陆小曼在上海流水般的花销迫使徐志摩像被鞭子抽打的陀螺般旋转不停。他在北京三所大学兼课，课余写诗作文，甚至为了提成，在熟人间做房屋买卖的中介。即使如此，仍然是入不敷出。他寄往上海的信中，几乎每一封都在谈钱，谈挣钱的不易，恳请陆小曼稍事节俭。
朋友们很关照志摩，他在北京，吃、住在胡适家里。胡适待他如同兄弟，各种日常用品为他预备得一应俱全。他住在胡适家楼上的一间屋子里，与胡适的大儿子祖望相邻。细心的胡太太发现，志摩的两件丝绵长袍，一件磨损，一件烧有破洞，就不声不响地替他缝补好。他感冒咳嗽了，胡太太亲自熬金银花、贝母汤让他喝。
徐志摩奔波于京沪之间。1931年上半年，他往返于北京与上海八次。他十分苦恼，这哪里有他理想生活的影子。
上海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的一座石库门洋房是他和陆小曼的家。陆小曼的父母也住在这里。他们家里有五六个仆役，有汽车、有司机。每当志摩回到上海，家里等着他的总是这样的情形：沉溺于夜生活的陆小曼常常是天快亮时上床，直睡到下午两三点钟才起床。等吃过饭，梳洗打扮停当，天就又快黑了。
徐志摩说，这是一种销筋蚀骨的生活，他之所以要离开上海，寄居北京，就是要脱离这种生活。他多次劝告，甚至恳求陆小曼到北京来，过一种健康的、有所作为的生活，陆小曼只是不听。对此，徐志摩不知如何是好。他反省自己：“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
徐志摩上香山，不仅是为了看望徽因。在与徽因的交谈中，在空明澄净的山色中，他心中的烦闷郁积也得到了宣泄和荡涤。所以他对徽因说：“我只有到这里来了。”
天色由澄蓝变成了灰蓝，阳光投射在矮墙上的光线变得柔和而深沉。在和徽因的长谈中，志摩的情绪好了起来，心灵仿佛水洗过一般宁静。此时志摩眼里的徽因，早已不是当年寓居伦敦的那个梳着两条辫子的小姑娘，她更像一个善解人意的小姐姐。
告别了徽因，回到生活中，志摩仍然是一个乐观的理想主义者。他说：“我相信真的理想主义者是受得住眼看他往常保持着的理想煨成灰，碎成断片，烂成泥，在这灰、这断片、这泥的底里，他再来发现他更伟大、更光明的理想。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香山养病的日子里，林徽因开始了写诗、写小说。
林徽因写诗常常在晚上。清幽的山中生活、宁静的心绪，让她诗兴勃发。据林徽因的堂弟林宣回忆，当年徽因写诗时，“要点上一炷清香，摆一瓶插花，穿一袭白绸睡袍，面对庭中一池荷叶，在清风飘飘中，吟哦酿制佳作”。
林宣在回忆中还讲到，林徽因很为自己营造出的气氛和环境所陶醉，她曾和思成玩笑道：“我要是个男的，看一眼就会晕倒！”梁思成却故意气她：“我看了就没晕倒。”徽因气得嗔怪思成太理智，不懂得欣赏美。
当朋友们上山来看她时，她偶尔会拿出自己写的诗给他们看，她的诗得到了朋友们的肯定。徐志摩把她的诗拿走，有的发表在刚刚创刊的《诗刊》上，有的发表在《新月》上。从此，新月诗人缤纷的诗丛中，一个清丽、幽雅的声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认同。
在朋友们的鼓励和期待中，徽因的诗情像春水般奔涌了。在短短的时间里，她写了《谁爱这不息的变幻》、《那一晚》、《笑》、《深夜里听到乐声》、《情愿》、《仍然》、《激昂》、《一首桃花》、《莲灯》等诗作。林徽因写诗好像没有通常所谓的“成长期”、“成熟期”。也许得益于自幼家庭的熏陶和积淀，也许是性情使然，她的诗虽不能说是字字珠玑，但可以说每一首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