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总布胡同3号，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垂花门廊，方砖铺地，院子里种着石榴树、槐树，还有海棠花和马缨花。
宽敞的居室里，陈设着徽因和思成从旧货店里挑选的硬木家具。沙发旁，有他们在野外考察时捡回来的残损石雕。阳光从南窗射进屋内，照着书架上、案几旁满满的中英文书籍。墙上是梁任公为他们手书的条幅：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徽因、思成开始了在营造学社的工作。思成留美期间，确立了以中国建筑发展史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而建筑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一门手艺，由工匠师徒相传，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载。几千年的古代中国，有关建筑技术方面的书籍仅有两部，一部是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另一部是清代的《工程做法则例》。《营造法式》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建筑术语让现代人不知所云。思成就从较为切近的清代的《工程做法则例》入手进行分析研究。受过西方教育的思成不满足于钻故纸堆诠释文字，他更重视对照古建筑进行实证考察。
营造学社社址在中山公园的一排平房里。这里远离游人，环境很清净。梁思成找到两位一辈子在故宫做建筑维修的老木匠，对照《工程做法则例》，开始了对古代建筑的解析和研究。他说：“有《工程做法则例》做教科书，木匠们做教员，清代宫殿做教具，对清代建筑方法和规则的研究开始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徽因则协助思成搜集资料，绘图摄影，研究历史典籍，制作整理卡片。
思成的案头是一摞摞古建筑构件的草图，他指点着图纸告诉徽因，这叫做“蚂蚱头”，那叫做“三福云”。徽因觉得，那些遥远而生疏的名称一下子变得贴近而清晰，她兴奋地说道：“这些名称多么生动形象！古代匠人的想象力不能不令人钦佩。”
他们的工作庞杂而琐细，但又必要而切实，就像在欣赏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之前，必须懂得和熟悉那个国家的文字一样。要研究中国的建筑历史，必须熟知中国历代建筑施工技术、方法的演变，如此才能对历代建筑艺术的年代及其价值予以准确的定位。思成、徽因在这种工作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
他们计划着，一旦手上的工作有了眉目，就到外地去实地考察、测绘那些散落在各地的古建筑遗存。
一个凉爽的早晨，金岳霖正在屋里看书，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叫他。他出门一看，什么人也没有。“老金，老金”，这叫声好像来自空中。他抬头向上望去，只见思成和徽因高高地站在前院正房的屋顶上，笑嘻嘻地喊他。老金知道，这是思成和徽因在学着攀援、上房，为以后外出考察做准备。他有些担心那房子的屋顶不太结实，连声说道：“还不赶快给我下来！”
徽因觉得好玩儿，笑着在房上走着。思成扶着她下了房，来到老金家。
老金早已吩咐仆人泡好了茶。闲聊间，老金说：“我送你们一副对联：上联是‘梁上君子’，下联是‘林下美人’。”
老金平时就喜欢作对联，常常把朋友们的名字嵌入联中。他曾以他的朋友兼同事吴景超和龚业雅夫妇的名字作了一副对联：“以雅为业，龚业雅非诚雅者；维超是景，吴景超岂真超哉。”他还给陶孟和的夫人沈性仁作过一副对联：“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兰香静处风。”
他作的这副对联又巧妙地嵌入了思成和徽因的姓。思成听了高兴地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否则我怎么能打开新的研究路径，不还得纸上谈兵吗？”徽因的反应则不同，她说：“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的，好像一个女人就没有什么事可做，好像只配做摆设似的！”
老金知道，徽因不仅在建筑学研究上十分痴迷，而且在诗歌创作上亦有不俗的成绩。老金很喜欢徽因的诗，每次读到都会对徽因谈自己的感受，肯定徽因的创作，鼓励徽因继续写下去。所以，对徽因的不满他不但不以为忤，反而欣然赞同。
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是徽因、思成和朋友们聚会的时间。因为金岳霖是单身，无人打扰，所以聚会通常是在金家，有时也在思成和徽因家。
金岳霖和梁家同住一个院子。梁家住前面的大院，老金住后面的小院。前后院各自单门独户。
后院很小，没有什么树。金岳霖种了一棵姚黄，栽在一个特制的大木盒里，几个人才抬得动。仲春时节，姚黄花开，如火如荼。
老金把最大的一间南房当做客厅，客厅靠北墙摆放着八个大书架，书架上以英文书居多。客厅的南面，围着一圈沙发，墙上挂着邓叔存作的水墨山水。
老金有一个洋车夫，一个会做西餐的厨师。在他这里，朋友们喝咖啡，吃冰淇淋。咖啡是老金特地吩咐厨师按朋友们的口味做出来的。因为老金是湖南人，朋友们笑称这里为“湖南饭店”。
常来这里参加聚会的有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张奚若、哲学教授邓叔存、经济学教授陈岱孙、国际政治专家钱端升、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济、北京大学教授、作家沈从文，徐志摩如果不回上海，也会在星期六下午到来。
老金精通英文，习惯于用英文思考哲学和逻辑学问题，但他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浸濡很深。他对中国山水画有很高的鉴赏力，还酷爱京剧，家中收藏有许多京剧名角的唱片，自己也能唱得有板有眼。他还喜欢斗蛐蛐比赛这种游戏，他认为斗蛐蛐涉及技术、艺术和科学问题。
政治学家张奚若，早年先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大学，是一个非常直率而重原则的人。朋友们说他的性格是“完全四方的”。他坚持“述而不作”，一生只写过一篇政治学论文《主权论沿革》，但却以自己的学问和人品在清华的教授中受到敬重。
陈岱孙是一位高大、严肃、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钱端升对国际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明晰的见解。李济曾在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和考古学，这时期正领导着中央研究院考古所对殷墟的发掘。
小说家沈从文是梁家的常客。他创作的湘西风情小说为当时的文坛吹送着一股新鲜而强悍的风。林徽因非常喜欢沈从文小说的风格和他作品中的人物，尽管这些作品所描写的生活距离她的生活是那么遥远。
这是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大多出生于士绅之家，家学渊源使他们自幼熟读经书，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基。青年时代又接受了五四“民主”、“科学”思想的洗礼。他们走出了国门，立志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期待着中国尽快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特定的时空经纬成就了他们，他们学贯中西、文通古今，视野开阔，抱负远大，其人格构成和知识构成都有着传统士人所不可能具有的新型质地。
三十年代初，社会生活相对稳定。他们大都成家立业，有较高的经济收入，在交通不便、信息不通的当时，这批文化教育背景接近、情趣爱好相投的文人学者，需要有这样一个场所来定期交流信息、探讨问题、联络感情。每个星期六下午，他们聚在一起，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思想见解，不同的感受，在这里交流和碰撞。这样的聚会，对于他们来说，是精神的聚餐，心灵的盛宴，滚滚红尘中的绿洲。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彼此的交流中得到了认同，这种认同使他们在这乱纷纷的世界里确立了自我。
北总布胡同3号的院子外面，一排洋车停在胡同的树荫下，车夫们有的眯着眼打盹儿，有的在聊闲天儿。
金岳霖的车夫王喜，一手提着一壶凉茶，一手抱着一摞碗，招呼相识的伙计喝茶。
一堆人喝着凉茶，漫无边际地闲聊着。突然有人问：“王喜，听我们老爷说，你们家老爷居然有时候会忘了自己的名字！真有这事儿？”
王喜是个老实人，平时不怎么说话，看到大伙儿都瞅着他，想听他说话，也来了精神：“可不！那一回我们老爷打电话，找东局56号的陶先生（即陶孟和），那边传电话的一定要我们老爷报自家个的姓名，可老爷愣是想不起来。他扭脸儿问我，甭说，我还真不知道我们老爷的全名儿。老爷又问，你就没有听见别人说起过？我想想，回答说，只听说人家叫您金博士。一个金字提醒了老爷。这么着，电话才算打通了。”
车夫们禁不住全都“哧哧”地笑了起来。
王喜正色道：“我们老爷可是有大学问的人，会说好几国的话，看的书都是洋字码儿。”
此时金岳霖的客厅里，笑语声声，谈兴正浓。林徽因的话题吸引住了在座的朋友。
她正向大伙儿介绍最近看过的一本书——《京师坊巷志》。这是清光绪年间葆真堂刊本，由义乌朱一新所作。该书钩沉考证了元明以后京城街巷的规模建置及其名称沿革，为他们研究北京的建筑历史提供了依据。
徽因谈到，据该书考证，大清门外，即如今的正阳门外，俗称棋盘街，早在元代就极尽繁盛，“四周列肆长廊，百货云集，又名千步廊”。到了明清两代，继续用千步廊作为皇宫前的附属建筑。
“可是，”徽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说，“这本书却没有谈到，早在隋代的汴州，就有这样的桥市。北宋建都汴梁时，正对着汴河州桥一带被称为御街，而两边的廊屋也被称为御廊。《东京梦华录》记载，宫门南面御街阔约三百余步，两边的御廊原本准许市人买卖其间；自宋徽宗政和年间后，此处买卖才被禁止……”
徽因最后总结说：“这样一种形式十分美观的建筑后来被金、元抄袭，用于北京皇城的外围建筑，到明清保持下来成为定制。《京师坊巷志》中的文字证明了这一点。”
思成接着徽因的话说：“朱一新毕竟是清末的经学家，他宗信程朱，书中杂证各家记载，结以精审的考证，还可见出朴学家的治学精神。如书中对‘胡同’这一称呼的考证，就能看出其用力之勤。”
话题由此引申开去，由北京的胡同，谈到“胡同”名称的沿革。徐志摩道：“早有文字学者研究，胡同是衚衕的省写，与上海弄堂的‘弄’字同源。元人李好古所作《张生煮海》杂剧中，就曾提到羊市角头转塔儿衚衕，恐怕是这两个字最早见诸文字。”
说到这里，他笑了：“北京的胡同中，最为国人所熟知的，要算八大胡同，大概与清末上海的四马路出名是一个道理吧。”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北京胡同名称亲切、谐趣而形象，远胜过美国纽约呆板的什么第几大道。如梯子胡同，是说这胡同看上去像梯子似的，尽是上坡路。口袋胡同和闷葫芦瓜儿胡同一样，是只有进口没有出口的死胡同。那些住有南方人的胡同，不管他们是杭州人还是无锡人，老北京都统称为“苏州胡同”。北京还有好几处马神庙和马神庙胡同，为什么不叫龙王庙呢？为什么别的地方很少马神庙呢？原来无论是元代的蒙古统治者，还是清代的满族统治者，都是骑在马背上的民族，靠金戈铁马征服天下，自然会尊马为神，为马修庙，胡同也就因马神庙而得名了。
胡同的名称，还传达出了老北京的生活环境。如城里许多以井命名的胡同：甜水井、苦水井、三眼井、四眼井、高井、王府井。有的胡同名称指点出了旧京城城区的划分：羊市、猪市、骡马市，箭厂、细砖厂、琉璃厂，兵马司、銮舆卫、大栅栏。看到这些名称，人们就会产生许多想象和联想。
不过，后来的人们或者是为了附庸风雅，或者是为了改头换面，许多胡同被改换了名称。如劈柴胡同改作辟才胡同，狗尾巴胡同改作高义伯胡同，勾阑胡同改作钩帘胡同，大脚胡同改作达教胡同，让人看了不知所云。
作为“女眷”参加聚会的，还有张奚若夫人杨景任、陶孟和夫人沈性仁。
杨景任毕业于苏格兰大学，可看上去，她却更像传统的全职太太。金岳霖谈及她时，说得十分形象：“要看她这一方面的性格，最好是听她同萧叔玉太太的谈话。两人都争分夺秒地谈，由赵钱孙李到黄焖鸡到红烧肉。”而同时，家里的一应事务她从来不要张奚若操一点儿心，关心支持张奚若关心支持的一切事情，一对儿女也带得十分出色。
沈性仁则是另一种性格。朋友们说她“入山惟恐不深，离市惟恐不远”，是一个远离人群站在一边的人。可是对于朋友，她则是肝胆相照，利害攸关，以朋友的问题为自己的问题，以朋友为自己的生活中心。金岳霖说：“……离开朋友的关系去找她本人究竟是如何的人，她的愿望要求等等究竟如何，你只会感觉到一阵清风了无牵挂；可是如果你在朋友关系中去观察她，她那温和诚敬的个性都显明地表示出来。她似乎是以佛家的居心过儒家的生活，此所以她一方面入山惟恐不深，另一方面又陷入朋友的喜怒哀乐柴米油盐的生活之中……”
金岳霖这段话说得十分精彩，他是在谈沈性仁，但又何尝不是在谈他自己，谈他们这个群体。
金岳霖晚年所写的一批文章，常常谈到自己的朋友。在《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一文中，他写道：“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这二者经常是统一的。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
他又说：“朋友的关系不想则已，想起来却是古怪，血统既不相干，生活方式也可不必一样；它似乎是一种山水画的图案，中间虽有人烟山水草木土地的不同，然而彼此各有彼此的关系，而彼此的关系又各不相同。……中年以上的人差不多完全靠老朋友，新朋友是不容易得到的，心思情感兴趣习惯等等都被生活磨成尖角，碰既碰不得，合也合不来，老朋友在同一历史道路上辗转而来，一见就会心领意会情致怡然。……”
金岳霖是研究哲学的，可他从来不谈哲学，却爱谈建筑和字画，特别是山水画。与他同在清华研究哲学的邓叔存，家中收藏有许多中国古代名画，他经常会带一两幅画来参加聚会，让朋友们欣赏。
金岳霖说：“在艺术方面，中国对世界文化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山水画。古人论山水画，确实有许多玄学。我认为，这许多玄学与山水画都不相干。这不是说山水画没有哲学背景或根源，这个背景或根源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唐人有一首诗云：‘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位童子对于他所在的这座山是何等放心，何等亲切呀！中国的许多山水画都有这种意境。”
邓叔存不仅懂画、藏画，而且还能书善画。他临摹的明人山水就被一些朋友挂在客厅或书房里。中国画分南宗、北宗，邓叔存欣赏南宗，作画时用笔的中锋，喜欢写画，不喜欢画画。他说，中国山水画与西洋风景画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洋风景画讲究绘画角度，透视要求严格，是一种科学的作画方法。而中国山水画的中心则是意境，而且要求看画的人也要有意境。它与科学无涉，而更多地包含了作者、观赏者的人生态度。
一次聚会时，不知谁提起了几年前王国维先生投水自杀一事，由此说到十几年前梁巨川先生的自杀。这时，徐志摩和陶孟和争论了起来。一向谦和持重的陶孟和对他们的自杀行为持批评反对态度，而徐志摩则高度肯定他们以身殉道的精神。在座的朋友或赞同孟和，或支持志摩，一时争执得十分激烈。
陶孟和批驳徐志摩道：“志摩，不管你对于自杀有什么深奥的见解，我还是认为自杀并不是挽救世道人心的手段。我申明，我所不赞成的是消极的自杀，而不是一个奋斗的殉道者的光荣的死。假使一个人为了信仰被世人杀死，那是我所钦佩的。假使一个人因为自己的信仰不为世人所信从，竟自己将自己的生命断送，这是一种消极的行为。所谓‘杀身成仁’，绝不是凡杀身皆能成仁，更不是要成仁必须杀身。”
徐志摩说：“我们讨论一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前提。这里的前提是：我们尊重的不是巨川先生和观堂先生自杀行为的本身，而是他们通过自杀所表现的那种精神。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往往在最无耻的时代里诞生出一两个最知耻的个人。例如宋末有文天祥，明末有黄梨洲，他们的名字就有永久的象征的意义。他们的死为民族争得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我想，巨川和观堂先生是实在看不过现今流行的不要脸主义，他们活着不能改变什么，决意牺牲自己的生命，给这时代一个警告，一个抗议。”
陶孟和说：“志摩，你千万不要以为反对自杀就是爱惜生命而不爱惜主义和理想。假使你认为自己理想的价值远远高于生命的价值，那么你究竟是用自杀的方法去得到那个理想呢，还是活着通过种种努力去实现那个理想？
“当然，我承认每个人应该有自杀的自由，但是如果以挽回世道人心为生命的愿望，就更不应该自杀。老先生一生高洁的行为尚不能唤起世人的敬仰与仿效，他一死就可以唤醒世人吗？救世或醒世是没有捷径的，只有持久不懈的努力，自杀的结果只是损失一个生命，并且使死者的亲族陷于穷困，这种影响也是及于社会的。”
徐志摩笑了：“孟和先生真是一个社会学家呀，一个社会学家分明不能容许连累亲族、累及社会的自杀行为。这让我想起了明末清初的钱牧斋。他曾拿定主意殉国，雇了一只船，载着他的亲友，想到河心宽阔处死去。可他坐在船头用手探了探河水，却忽然发现河水原来这样冷。于是，他决定不死了，回到温暖的船舱，原船人马摇了回去。还有与他同时代的吴梅村，他曾在梁上挂好上吊的绳子，自己爬上桌子正要把脖子套上绳圈的时候，他的妻子家人跪在地上痛哭不已，于是他就放弃了自杀的念头。那会儿，他的想法也许与孟和先生的见解一致：‘自杀的结果是损失一个生命，并且使死者的亲属陷于穷困，并影响及于社会。’
“我又想起一个近例：蔡孑民先生在彭允彝时代公开宣言他的不合作主义，离开了北京。当时有人批评蔡先生，说他那是消极的行为。胡适之先生针锋相对，在《努力》上发表了一篇极精彩的文章——《蔡元培是消极吗？》——他说蔡先生的态度正是那个时代所能采取的积极态度，代表了进取的、抗议的精神。”
徐志摩停顿了片刻，说出了他的结论：“归根结底一句话，人的行为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梁巨川、王观堂先生的自杀，蔡孑民先生的不合作，这些事件产生的影响决不是我们的常识所能测量，更不能用社会学的或者科学的标准所能评价的。在信仰精神生命的痴人看来，只要还有寸土可守，就决不能让实利主义压倒人的性灵的表现，更不能容忍时代的迷信——在中世纪是宗教，在现代是科学——淹没了宇宙间永恒的价值。”
林徽因是赞同徐志摩的观点的，听到这里，她禁不住为徐志摩富有激情的滔滔雄辩鼓起掌来。
金岳霖更欣赏论辩者的“绅士风度”，因此他同情儒雅口讷的陶孟和。当林徽因鼓掌时，他的眉头微微皱起，用德语说道：“偷换概念，逻辑不清！”
林徽因的掌声鼓励了徐志摩，他忍不住地对老金俏皮道：“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坐在洋车上，无意中说起了洋话。想不到惹恼了拉车的那位，他回过头来说：‘先生，你们说的是什么话呀？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这会儿，我也很想对哲学家这样说话。”
争执也罢，嘲笑或自嘲也罢，大家在这一时间里，精神是完全地放松，完全地投入，哪怕红了脸，动了气，再见面仍然是好朋友。一到聚会的时间，顺着北总布胡同的墙根儿，就会排着一长溜洋车。
又是一个周末，下午三点多钟，到老金家的人差不多聚齐了，唯独少了林徽因。大家问思成，思成说：“她有点儿事，一会儿就到。”
沈从文笑眯眯地和老金开着玩笑。他二人虽说都是湖南人，但沈从文的话带着浓重的湘西口音：“老金，怎么不穿你的局绸长袍了？”
老金一本正经地回答：“不穿了，不穿了。我把‘局绸’放进箱子里了。文物嘛，当然要保存起来。”
大家听了，都笑起来。
原来，金岳霖有一件长袍，喇嘛红的局绸面料，白色的猞猁毛皮里子，冬天他到北大、清华上课总穿着。一次，沈从文见了，告诉他，这袍子的面料叫“局绸”，是清朝江南织造局本局所制，原本只有宫里的人才穿得到，是十分珍贵的东西。金岳霖听了，恍然大悟道：怪不得买袍面的时候，卖料的小伙计就特意告诉说，这是局绸，贵着呢！可当再问他为什么叫局绸时，他却答不上来。当时老金也没在意，被沈从文这么一解释，加之别的人一起哄，说没准儿这袍面还是曹雪芹他祖父监制的，金岳霖从此就不再穿它，让家里的佣人小心收拾了起来。
正说着话，林徽因来了，向朋友们解释着来迟的原因：
她正准备出门时，女仆赵妈叫住了她。赵妈说西隔壁的邻居是一户顶老实的人家，这家人租住的房子下雨漏雨，刮风漏风，可他们家穷得实在没有能力修房子，只好来求赵妈，请徽因去给房东说说情，让房东给修一修。
徽因跟着赵妈过去看了看，那房子破损得实在不像样。她就找到了房东。房东告诉她，这家房客打乾隆年间就租住在这里，都住好几辈人了，三间房每月只付50个铜板，200年来一直就这么点儿租金，因为根据祖上的租房契约，只要是同一个家庭住在这里，就不能提高房租。房东觉得十分委屈，这么丁点儿租金，简直就是白住，再怎么着也不能倒贴钱给他修房吧？
听房东这么一说，徽因认为也有道理。最后，只好自己拿出一笔钱来，作为房屋的修缮费用交给了房东。
听完徽因的讲述，朋友们笑道：“谁说人心不古？这事儿就证明老北平的历史传统依然在民间存在。”
北总布胡同的槐树黄了又绿，绿了又黄，胡同里梁家和金家的聚会却无论冬夏，长年不断。
在当时北平的文化人中，与此相类似的文化沙龙还有以朱光潜、梁宗岱为中心的“读诗会”。经常参加“读诗会”的有冯至、朱自清、冰心、凌叔华、卞之琳、何其芳等人。与北总布胡同文化氛围浓郁的聚会相比，“读诗会”有着更为纯粹的文学色彩。林徽因有时候也参加“读诗会”的活动。
这些活动，构成了三十年代京派文化生活的独特气息和魅力。
林徽因喜欢这样的聚会，她习惯通过与好朋友的交谈来表述自己的见解，沟通彼此的心灵。林徽因热爱朋友，离不开朋友。每当和朋友在一起，她就思路洞开，妙语如珠，艺术和思想的灵感如电光石火般频频闪亮，耀人眼目。凡是当年接触过林徽因的人，对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萧乾在三十年代初，是个刚刚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他的短篇小说《蚕》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后，林徽因看到了。她很喜欢这篇小说，就写信请沈从文带萧乾周末到她家喝下午茶。
“萧先生文章甚有味。我喜欢，能见到当感到畅快。你说的是否礼拜五，如果是下午五时在家里候教，如嫌晚星期六早上也一样可以的。”
60年后，萧乾仍清晰地记得当年的情景：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客厅”。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是。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女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够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萧乾的这些记述写于1998年12月他重病住院期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日子，他还在写着对林徽因的回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