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后，又下了一场雪，雪不大，却柔柔地飘了一天一夜。平日里“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大街小巷被雪覆盖着，显得肃穆而洁净。
太阳出来了，照在雪地上，晃得人睁不开眼。金岳霖戴着一顶老头帽，夹着两本书，眯着眼走进了中山公园营造学社的平房。
林徽因正趴在桌上绘一张图，看见老金，高兴地招呼着，放下了手中的工作。
屋里生着炉子，门上挂着棉布帘，洁白的窗纸严严实实地糊在窗户上，屋里很暖和。
金岳霖摘下眼镜，擦着镜片上的哈气说：“去琉璃厂转了一圈儿，挑了两本书，看着时候还早就拐这儿来了。思成呢？”
徽因给老金沏着茶，说：“思成去北平图书馆了，有事吗？”
“什么事也没有，只是顺路来看看你们在忙些什么。”
徽因翻动着桌子上的一叠纸告诉老金，自己准备写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特征的文章，需要配一些相关的插图，先做一些案头的工作。
“哦，那一定很有意思！”老金十分感兴趣，“能不能说来听听？”
金岳霖比徽因年长九岁，比思成年长六岁，徽因和思成视他如兄长，关系十分亲近。
徽因高兴地笑着说：“行，咱们出去踩踩雪，边走边说。在屋里待了半天，闷得头疼。”
中山公园过去叫社稷坛，紧挨着紫禁城，是帝王们每年祭祀土地和五谷神的地方。园子里遍植松柏，享殿和寝殿外是红色的围墙。社稷坛的矮墙外有三条神道，白雪覆盖下，这一切显得格外庄严美丽。
顺着园子里扫净积雪的小径，徽因和老金走到了中山堂前。过去帝王们前来祭祀时，这里是文武百官觐见皇上的地方。
大殿秀丽而庄严。殿前的台基和三道石阶由汉白玉镶嵌，合抱的朱漆立柱并列，雕镂精致的门窗，青绿彩画的阑额，黄色的琉璃瓦被白雪覆盖得晶莹璀璨，大殿屋顶的坡度优美和谐。
看守大殿的人认得徽因，恭敬地招呼着，打开了殿门。
这座大殿的房顶没有天花顶棚，是传统营造法式中“彻上露明造”的形式。抬头望去，所有的梁架斗拱结构全部外露，每一处结构都处理得有如装饰画一样美妙，同时又组成了和谐的图案。
“这个大殿给了我写作的许多灵感呢！”徽因叹息道。
她告诉老金，外国的许多建筑史著作中，很少承认中国的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有其独立的系统及其地位。她这篇论文，就是在分析中国古代建筑主要结构特征的基础上，论证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东方，中国建筑都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价值，这些结构特征从来没有因为外来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徽因认为，中国建筑艺术的主要特色，表现在古建筑的屋顶、台基、斗拱、色彩和平面布局等方面，这些是中国建筑的精神之所在。
老金平时也常听思成和徽因谈起这类话题，那通常是就某一处具体的建筑物发表看法。他听得出，今天徽因所谈的，是徽因多日研究的心得，也是她文章中的主要观点。所以他听得格外认真。
徽因指点着中山堂的屋顶对老金说：“屋顶是建筑物最实际必须的部分，自古以来，人们就竭心尽力地求得尽善尽美，使它在满足实际需要的同时，又独具艺术性。最早的屋顶，因为要解决雨水流灌和遮挡阳光的问题，就扩张出了屋檐。屋檐的突出并不是什么难解决的事，但是，出檐深则低，就会阻挡房屋的采光，同时，雨水大的时候，檐下就会发生溅水的问题。于是，古代的人们发明了飞檐，用双层瓦檐让檐的边沿稍稍翻上去，形成一种曲线。这种四角翘起的‘飞檐’，是极自然又合理的结构。这屋顶的坡度是一道美妙的曲线，上部巍然高举，檐部如翼轻展，使原本极无趣、极笨拙的屋顶，一跃而成为整个建筑的美丽冠冕。”
老金指着屋顶和梁柱之间重重叠叠的木结构部分说：“这个我知道，叫斗拱。”
徽因笑了，说：“没错，这叫斗拱。这也是中国建筑的一个显著特征。那前后的木翘，左右的横拱，结合成为斗拱，它是柱与屋顶间的过渡部分，使支出的房檐重量渐次集中到柱的上面。宋元之前的斗拱，的确十分精彩，它是房柱与房檐之间最恰当的关节，同时又是檐下的一种点缀，结构本身又是装饰——斗拱是最好的范例。只可惜明清以来的建筑，逐渐减轻了斗拱在结构上的作用，使它几乎纯粹成了装饰。”
说到装饰，徽因指着那些描绘着奇丽图案的阑额赞叹道：“多漂亮的彩绘！老金，你注意过吗？彩绘大多位于檐下，在阴影掩映之中。它主要由青蓝碧绿的冷调组成，有时略加金色。而檐以下的门、柱、窗大多是纯粹的朱红色，与阑额上的彩绘形成鲜明的对比，既和谐又庄严。”
徽因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精致的菱形木雕窗扇，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喜欢这些细部的处理！这些简单又复杂的线条组合，是一座建筑的装饰，它使建筑有了感情，有了人情味。”
说话间，他们走出了大殿。徽因轻轻地跺着脚，大殿石阶上的雪已扫去，雪地上留下细细的竹帚的痕迹。
“这台基应算做中国建筑的一个基本结构。”徽因说，“看上去不稀奇，不过你把建筑看做一个整体，就能看出，有巍峨壮伟的屋顶，就得有舒展或多层的基座托衬，否则就会显得上重下轻。”
下了石阶，他们走了一截，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看那座建筑，一片雪白把那座大殿突出地雕塑了出来，光与影的映衬下，使大殿显得恢弘而凝重。
金岳霖问徽因：“我前些天从一本外国期刊上读了篇文章，那个外国人谈到中国的建筑，认为中国的建筑布局沉闷单调。你一定也读过了吧？”
徽因秀气的眉头微蹙着，抿了抿嘴唇说：“我看到了。其实，这是外国人不懂中国建筑所下的浮躁结论。左右对称的平面布局，正是中国建筑的主要特征。均衡相称的建筑布局原则，是中国几千年社会组织制度的体现。因为只有严格的对称和比例，才能构建出井然的秩序。这既是建筑的秩序，也是社会生活的秩序。不过，中国从南方到北方，不在此例的建筑物也很多，如庭园、别墅、宫苑楼阁，这些建筑布局上常常不讲对称，而极其富于变幻。但是无论怎样的曲折纤巧都应该有一定的度，用审美的眼光来看，那种种取巧的人工手段，是最令人鄙薄的。”
听到这里，老金又问道：“那么，相对于西洋建筑来说，中国建筑的缺憾是什么呢？”
“中国建筑的弱点，”徽因说，“首要应该说的是匠师们对木材——尤其是梁，用得太费。他们显然不明了横梁载重的力量只与梁高成正比，而与梁宽没有多少关系。因匠师们不会计算木材的承重，所以往往把梁的尺寸尽量放大，用极大的factor of safety（安全系数），造成了材料的浪费。还有，匠师们很少在建筑中运用三角形的稳定性的原理，房梁上的支架往往经过不长久的岁月，便有倾斜的危险。我们在北平的街上，到处都可以看见用木柱或砖墙支撑的倾斜的房子，就是由此造成的弊端。另外，地基太浅是中国建筑的大毛病。普通建筑规定是台明高的一半，下面再垫上点灰土。这种做法很不科学，尤其在北方，地基若不挖到Frost line（结冰线）以下，建筑物的坚实程度就会因土地的冰冻发生问题。”
金岳霖在一旁听得连连点头，他问道：“这些问题有解决的办法吗？”
林徽因笑了，说：“这些缺点在现代建筑师手里，并不算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怕只怕我们对这些问题不够了解。一旦了解，想要避免纠正是很容易的。”
一口气讲了这么长时间，林徽因深深吸了口气，她的眼眸明亮，双颧发红。金岳霖知道徽因肺不好，讲这么多话肯定很累。他让徽因回房中歇歇，可徽因仍沉浸在讲述自己研究成果的兴奋中。
金岳霖被徽因的讲述深深吸引，也被林徽因深深吸引。文弱秀丽的徽因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那既是诗一般空灵飘逸的神采，又是具有忘我献身热情的科学精神。这两种原本互相排斥、互相矛盾的精神气质在林徽因身上体现得如此和谐。这种精神气质对于长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和抽象的逻辑学教学的金岳霖教授来说，具有照亮和点燃心灵的作用。
关于金岳霖和林徽因的关系，在有关林徽因的文字中多有涉及，种种臆测多不足信，最可信的应该是梁思成后来的妻子林洙的记述。
那是林徽因去世近十年后，林洙在与梁思成的交谈中，谈到了社会上流传的关于金岳霖为了林徽因终身不娶的事情。她问梁思成，是不是真有这回事。
梁思成说：
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时，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1931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此处回忆似有误，种种资料表明，梁思成赴宝坻调查是在1932年），徽因见到我时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和丈夫，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楚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是我也感谢徽因对我的信任和坦白。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怎么办？我想了一夜，我问自己，林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自己尽管在文学艺术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
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相信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常去请教老金，甚至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了的问题分析得清清楚楚。
林徽因是幸运的，她因自己生活中优秀的男性而更加优秀。
金岳霖是真正的绅士，他无疑是爱林徽因的，并且因为爱林徽因而爱林徽因的家庭，爱林徽因所爱的人。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成了梁家的一员。林徽因、梁思成和他们的孩子都爱他信任他，从三十年代一直到金岳霖的晚年，这种爱始终没有变形。金岳霖这种钟情于别人妻子的感情或许会被人认为是一种不合道德规范的感情，但这种感情却传达出超越一般道德规范的美好。
梁思成是真正的绅士。一场对作为丈夫的他来说至为尴尬的感情波澜，被他的真诚和博爱所化解。他对林徽因的尊重和珍爱使他不忍让徽因在感情上受一点委屈。他对朋友的笃诚和信任使他赢得了朋友们永远的敬重——不论是徐志摩，还是金岳霖。他的胸襟情怀使他生活中的夫妻之爱和朋友之爱都达到了一种理想的境界。所以林徽因发自内心地说：如果她的人生可以重新安排，她仍然会选择现在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他们互相欣赏，互相砥砺，他们的美好人格和他们所钟爱的事业在互相辉映中熠熠闪亮。
后来的一些文字在谈及林徽因的感情生活时常常颇有微词。其实这样的非议在当时就曾有过。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当事人的林徽因对此从来不置一词。在外界的传闻和流言面前，她始终保持着高贵的沉默，而在心灵的最深处自有珍藏。
1936年初的一天，思成要去上海，因为一件小事，两人怄气了。和所有夫妻一样，他们在平日的生活里也不时发生争执，互不相让。这次两人是真生气了，气头上，他们拣着最解气的话说，结果是思成气鼓鼓地离开了家，徽因在家哭肿了眼睛。
第二天一早，徽因收到了思成从火车上发回的两封电报一封信，信电中全是对徽因的牵挂和对吵架的懊悔。徽因一夜没睡好，头晕得厉害。读着思成的信和电文，她感到了幸福的眩晕，心头一松，靠在了沙发上。
这时，女佣又送来了沈从文的一封信。
沈从文因为一桩感情的纷扰与妻子张兆和发生了矛盾。苦恼中的沈从文写信向徽因诉说，希望徽因能帮助他“抓住理性的自己”，把“横溢的感情”设法安排妥帖一点。
读着沈从文的信，徽因禁不住微笑了。她想，生活里的事情真是奇妙，从湘西走出来的沈从文和自己一样被感情困扰得痛苦不安。对这种苦恼她不仅理解，而且肯定地认为：“人活着的意义，基本的是能体验情感。”
她铺开了信纸，与张兆和一样称呼沈从文为“二哥”。她清理着自己的思绪，剖析着自己的感情，开导和劝慰着苦恼中的“二哥”：
我的主义是要生活，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生活必须体验丰富的情感，把自己变成丰富、宽大，能优容能了解，能同情种种“人性”，能懂得自己，不苛责自己，也不苛责旁人。不难自己以所不能，也不难别人所不能，更不怨命运或是上帝，看清了世界本是各种人性混合做成的纠纷，人性又就是那么一回事，脱不掉生理，心理，环境习惯先天特质的凑合！把道德放大了讲，别裁判或裁削自己。任性到损害旁人时如果你不忍，你就根本办不到任性的事。（如果你办得到，那你那时残忍，便是你自己性格里的一点特性也用不着过分的去纠正。）想做的事太多，并且互相冲突时，拣最想做——想做到顾不得旁的牺牲——的事做，未做时心中发生纠纷是免不了的，做后最用不着后悔，因为你既会去做，那桩事便一定是不可免的，别尽着罪过自己。
我方才说到极端的愉快、灵质的透明的美丽的快乐，不知道你有否同一样感觉。我的确有过，我不忘却我的幸福。我认为最愉快的事都是一闪亮的，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迸出神奇的——如同两个人透彻的了解：一句话打到你心里，使得你理智和感情全觉到一万万分满足；如同相爱：在一个时候里，你同你自身以外的另一个人互相以彼此存在为极端的幸福；如同恋爱，在那时那刻眼所见，耳所听，心所触无所不是美丽，情感如诗歌自然的流动，如花香那样不知其所以。这些种种便都是一生中不可多得的瑰宝。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有那机会，且没有多少人有那种天赋的敏感和柔情来尝味那经验，所以就有那种机会也无用。……在夫妇中间为着相爱纠纷自然痛苦，不过那种痛苦也是夹着极端丰富的幸福在内的。冷漠不关心的夫妇结合才是真正的悲剧！
如果在“横溢情感”和“僵死麻木的无情感”中叫我来拣一个，我毫无问题要拣上面的一个，不管是为我自己还是为别人。人活着的意义基本的是在能体验情感。能体验情感还得有智慧有思想来分别了解那情感——自己的或别人的！……
当她准备结束这封信时，想起了沈从文的苦恼，于是又走笔写道：
算了吧！二哥，别太虐待自己，有空来我这里，咱们再费点时间讨论讨论它，你还可以告诉我一些实在情形。我这廿四小时中只在想自己如何消极到如此田地苦到如此如此，而使我苦得想***的那个人自己在去上海的火车中也苦得要命，已经给我来了两封电报一封信，这不是“人性”的悲剧么？那个人便是说他最不喜管人性的梁二哥！
徽因又及：
你一定得同老金谈谈，他真是能了解同时又极客观极同情极懂得人性，虽然他自己并不一定会提起他的历史。
福建的陈钟英、陈宇二先生，在八十年代初编辑林徽因诗文集的过程曾多次到北京访问已年过八旬的金岳霖。他们记下了如下的一些事情。
金岳霖一生对林徽因满怀深情。林徽因去世后，金岳霖仍旧独身。陈宇记述对金岳霖的访谈：“很想了解这一行为背后意识观念层面上的原因。但这纯属隐私，除非他主动说，我不能失礼去问。不过，后来了解到了一件事，却不无收获。有个金岳霖钟爱的学生，突受婚恋挫折打击，萌生了自杀念头。金岳霖多次亲去安慰，苦口婆心地开导，让那学生认识到：恋爱只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最后，这个学生从痛不欲生的精神危机中解脱了出来。由是我联想到了金岳霖，对他的终生未娶，幡然产生了新的感悟。”
在林徽因去世后多年的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开席前他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顿使举座感叹唏嘘。
陈钟英、陈宇在林徽因诗文集编好之后，拿去请金岳霖过目，金岳霖摩挲着，爱不释手。陈钟英想请他写篇关于林徽因的文字附于书中，然而金岳霖却迟迟地不开口。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陈宇写道，“我无法讲清当时他的表情，只能感觉到，半个世纪的情感风云在他的脸上急剧蒸腾翻滚。终于，他一字一顿、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了一下，显得更加神圣与庄重，‘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他说完，闭上眼，垂下了头，沉默了。”
金岳霖在八十年代中期写了一些忆旧随笔，其中有一篇是《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他写道：
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三十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是咖啡冰淇淋，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抗战以后，一有机会，我就住在他们家。他们在四川时，我去他们家不止一次。有一次我的休息年是在他们李庄的家过的。抗战胜利后，他们住在新林院时，我仍然同住，后来他们搬到胜因院，我才分开。我现在的家庭仍然是梁金同居。只不过我虽仍无后，而从诫已失先这一情况而已。
我同梁从诫现在住在一起，也就是北总布胡同的继续。
金岳霖写这篇随笔时，已年近九旬，生活起居皆已不能自理。梁思成、林徽因与他的情感延续到下一代，伴随着他走完了自己的人生。